不幸的童年
斯大林出生于1879年12月21日，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他的母亲非常疼爱他，叫他索索。他的家里很穷，父亲是个鞋匠，人们都叫他别索。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名叫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译，人们都叫她凯凯。
格鲁吉亚有句俗话：“所有的鞋匠都是酒鬼。”他的父亲也不例外，是个酒鬼。他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买酒喝了，只留下一小部分给母子俩，而这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没办法，叶卡捷琳娜只好挨家挨户给人家洗衣、缝纫，来供养自己和孩子。
后来他的父亲抛下他们母子俩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去了。他一出生就看到拳头、暴力和无情的搏斗。
不幸的是他6岁那年得了一场很严重的天花，在当时，那是一种很凶险的疾病。虽然总算挺了过来，但病后脸上却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麻子。
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不再像自己一样受苦，她想让他将来当个神甫。东正教的神甫可以结婚，主管一个教区，有稳定的收入，干得好还有升迁的机会。
他9岁那年，他的母亲如愿以偿，索索进了哥里的教会小学。入学那天，他穿了件新的蓝大衣，戴毡帽，脖子上围了条漂亮的红围巾，母亲呕心沥血，他不能比别人差。
除学校每月发给贫困学生3卢布的助学金，他的母亲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衣服，做勤杂、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她就用这些钱供养儿子上学。
他的父亲别索虽然到了第比利斯，但刚开始的几年他还不时地回家。他对妻子自作主张地将儿子送到教会小学勃然大怒，他干脆把孩子带到第比利斯，让他到阿杰利汉诺夫皮革厂做学徒。但凯凯已经不怕丈夫了，她进城把孩子又领了回来。
别人又帮她重新办了入学手续，孩子又上学了。
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哥里。189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但他的死，对他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他对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好感，除了拳头，他没从父亲身上得到过其它东西。
他组织了一个由几名最强壮的男孩结成的团伙，他们被称为“三剑客”。彼佳、采拉泽和格里沙，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听从他的指挥，在他们中间，他是最瘦小的一个。
斯大林在哥里教会小学上了6年学。他通常是班里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记忆力非常地好，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
在完成神学功课的同时，他还读了不少其它方面的书。他读过格鲁吉亚作家达·乔恩卡泽的中篇小说《苏玛尔城堡》，恰夫恰亚泽、阿·策烈铁里等格鲁吉亚作家的长诗和小说。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里的一篇短篇小说《弑父》，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机智、善于战胜任何困难的英雄柯巴，他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少年的斯大林特别崇拜柯巴，柯巴成了他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对于斯大林来说，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柯巴那样的斗士、英雄。
从那以后，斯大林就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并要求同学们也这样称呼他。
早期的革命活动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
正教中学是一所奇怪的学校，看起来像座兵营。它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们哪怕只是犯了小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修道士们经常侦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怀疑，就向校长告发。
学校还鼓励学生们互相告密。学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修道士认可的书才可以阅读。
学校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既单调，又死板，空气在这里好像都凝结了。
教会中学令人窒息的气氛显然与少年斯大林的追求不一致。
他在最初一两年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仍然名列前茅。学校也开设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等课程，但这些并未使他的求知欲得到满足。
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当时，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斯大林就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他读格鲁吉亚的诗歌，也读俄罗斯和西方一些名著。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雨果的《海上劳工》、《九三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使他知道了许多新东西。
斯大林对同学说：“没有上帝，他们骗我们。”他让这个惊慌失措的男生看达尔文的书。
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17岁的斯大林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他写了几首诗，发表在第比利斯文学杂志《伊维利亚》上，第一首诗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而最后一首诗则饱含悲伤的情感。
斯大林阅读学校禁读的书，在他入中学3年后被发觉。
斯大林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对于自己未来将走什么路，他心里还是不很清楚。
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斯大林加入后不久，就让他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给一些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人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每次集会都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马合烟气味和汗臭味。门外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
对于19岁的斯大林来说，给工人讲课的生活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充满了挑战。因此他非常兴奋。
每次这样的集会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找借口。然后装成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装模作样地进行祈祷。
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中学学生，这种生活使斯大林的处境很难堪，他决心摆脱这种处境。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1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母亲知道了儿子拒绝为上帝供职。她为儿子身上所花的心血都白费了，她想让斯大林当一个神甫的理想破灭了，她很伤心。
母亲不希望儿子成为什么革命者，始终固执地认为被学校开除是耻辱。
后来斯大林当上了原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事业成功了。他曾劝母亲搬到莫斯科去住，她也曾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时间，但她蔑视他的成就，看不起热闹场中的喧嚣和世俗的荣华富贵。她还是回到了她那熟悉的格鲁吉亚老家，过着那安静，没有排场的生活，当一个简朴、虔诚的老太婆。
他的母亲晚年很孤独，因为他的儿子自从15岁到第比利斯上中学后，每次看望她的时间都很短。事实上斯大林已离开了她的生活。
虽然母亲对儿子的选择并不满意，但斯大林却始终热爱着他的母亲。他不回家，但经常给母亲写信，他写给母亲的信很简短。几乎每封信结尾都写上格鲁吉亚的传统祝语：“亲爱的妈妈，愿您长命百岁！”
他给她寄去妻儿的照片，寄钱、寄药，劝她生病时别丧气。
他依然请母亲到莫斯科来，她还是不来。他的妻子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表示无奈：“夏天快到了，或许能见面，要不，您上我们这来？对了，您总是给我们寄包裹来，我们于心不忍。”
就这样，寄包裹，但不去，不论怎么请求。不过，他也没有去看她。在高加索休养时，离她很近，但不去。
只有在1935年，得知妈妈病得不轻，看来，以后难以见面，他才去探望了她一次。母亲对斯大林没能当上神甫还耿耿于怀，她惋惜地对儿子说：“你没能当上神甫，真可惜！”
1936年，叶卡捷琳娜带着这个遗憾和失望去世于格鲁吉亚，终年80岁。
离开学校的斯大林，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幸亏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当观测员。
尽管这个工作收入微薄，斯大林还是很满意。他有一间独自享用的屋子，在不值班的时候可以自由使用，他不上班的时候就拼命地读书，桌子上堆着厚厚的书和小册子，有很多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甚至还有《火星报》。
1900年“五一节”快到了，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节日的活动。当时在格鲁吉亚，“五一节”是非法的，从来没有搞过庆祝活动。他们准备第一次在这里举行游行集会。
在指定的4月23日，400～500名工人来到第比利斯远郊的盐湖集合。因为这里离市区比较远，大概不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到达目的地后，工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和用俄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写的标语。斯大林和其他几个人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最后，集会者唱完《马赛曲》就匆忙解散了。
当斯大林与列宁的战友库尔纳托夫斯基筹划并准备1901年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时候，第比利斯的警察，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先发制人。
1901年3月21日警察逮捕了库尔纳托夫斯基和50多名社会民主党骨干分子。当天晚上，警察袭击了天文台和斯大林的住所。这时斯大林正向自己房子走来，看见房子被警察包围，就转到街上兜圈子，直到警察全都撤走才返回住所。
由于其他领导成员的被捕，斯大林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五一节组织工作。
五一节这天，大约2000名工人聚集在亚历山大公园附近的索尔达茨基广场，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手持军刀和鞭子等在那里。双方很快发生冲突，14名示威者受伤，50多名被捕。
示威游行的消息使远在国外的列宁感到异常高兴。《火星报》评论说：“4月22日，星期日，在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对于整个高加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标志着高加索公开革命运动的开始。”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了密探。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几经流转，1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1岁，年轻的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5万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作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
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7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底才到达流放地。
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到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