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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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审视自我(8)

我们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和严家炎他们是有矛盾的,他是严格的“乾嘉学派”。我们的这种概括漏洞很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概括,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假设。我们提出的许多具体概括,就更是假设。这种假设有可能被后来的研究推翻,也有可能会留下来。比如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是“悲凉”,我们觉得鲁迅可以用“悲凉”来概括,而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主导性的代表形象。这在当时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如果说20世纪文学都是“悲凉”,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主导的、主要的特征、范畴,应该是成立的。做宏观研究,整体概括的时候是避免不了这种矛盾的。当然,话说回来,后来宏观研究成了一个潮流,一种浮泛之风,也不好,潮流的倡导者总是落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我又不主张做“宏观概括”了,我也不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了,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就可能跟风的比较多,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王瑶先生的批评大家就都很熟悉了,就是“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当王先生提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而且到处说,而且在《三十年》里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有意加上正面的肯定,这就跟前面说到的我所受的革命教育,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有关。

杨:王瑶先生的这个批评都成了一个掌故了。

钱:另外王瑶先生还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文学提前,他认为还是应该从“五四”开始,而我们提前到了晚清。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晚清文学是走向失败的,走向了“黑幕小说”是一个衰败期。这个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在我也觉得有点把晚清说得过头了。当时对于他的批评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杨:因为你有社会主义经验,你有革命经历),对,后来我也有反省,为什么当时我们忽略了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呢?因为80年代的思潮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象征就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对于这个是没有怀疑的,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要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有现实原因就是,当时“自由化”在现实中是受到压抑的,这样反而让我们更愿意接受“自由化”,对我们来说,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努力从中摆脱出来。

杨:陈平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过,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传承很奇怪,直接继承了王瑶他们那一代人,也就是直接从80年代接上了30、40年代的学术传统,但是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50年代的传统,比如严家炎老师,那么就您来说,您倾向于哪一个传统?

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共存的东西。王瑶先生带学生一个特点,基本上不管学生,当时我们的副导师是严家炎,乐黛云老师虽然不是副导师,但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形成了一种结构,老一代的是王瑶,唐弢,李何林,钱谷融,贾植芳,陈瘦竹,田仲济等等,中间一批就是樊骏、严家炎、乐黛云,然后就是我们年青的一拨,陈平原的那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他可能忽视了中间的一批人,樊骏、严家炎、乐黛云三个人非常敏感、严谨、学术根基非常扎实,实际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更直接。这里,顺便说一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以陈瘦竹为核心,南京大学为中心),山东(以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为核心,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大学为中心),广东(以吴宏聪、陈则光为核心,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陕西(以单演义为核心,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四川(以华忱之为核心,以四川大学为中心),河南(以任访秋为核心,河南大学为中心),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以陆耀东、黄曼君为核心,以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甘肃(以支克坚、吴小美为核心,以兰州大学为中心)、东北(以孙中田等先生为核心,以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能够提出,并产生超乎我们意料的反响,是和我们所在的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学界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团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始终对我们的老师与各地的学友心怀感激,且有依恋之情。

三、9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

杨: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吧,好像您现在很少搞现代文学研究了,您目前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钱:主要是民间思想史。

杨:上次您去北大做过一次相关讲座,我去听了,其中您谈到了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吧,为什么从文学史的研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钱:这个说起来也很自然,和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关注和对思想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一直有一个判断,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和现实是比较密切的,从整体上看,它的认识价值要高于审美价值,当然它最优秀的作家,比如鲁迅,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非要从纯文学纯审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它的范围很狭窄,可以研究的东西实际上不多。前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家比较关注审美价值,所以总是集中在几个少数的作家身上,如沈从文啊,张爱玲啊,不多的那么几个人。

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为人生”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现代文学历史、思想的价值。从这个程度上说,“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束缚,很多情况在三十年的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实际上走出了三十年的框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知识结构、研究兴趣来进行了调整,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和这一段文学就能没有关系了,他的眼光可能还是“现代”的眼光。比如赵园,她后来研究晚明去了,但是她对明代的研究很明显带有现代的眼光。

杨:是站在“现代”看“明代”。

钱:对,和那些本来就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从先秦往后看明代的研究者就会有些差别。当然这个差异是各有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专业有很大的优势,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我搞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和现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我就对我的学生说过,你搞现代文学研究,不要死守着一小块地方,要发现线索,深深地挖下去。

杨:那您现在研究的视角、重心与您在80年代的研究(比如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等等)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差异?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是一个强调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则更强调特殊性。你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比如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现代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洪子诚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定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不同时代实际上会提出不同的问题,研究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有90年代的问题。

其实现在学界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方向,一个是“文革”,“文革”的历史和记忆导致了80年代的学术面向,另外一个是“89”,它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东移》。其实后来的“回到学院”,“回到书斋”,都是这个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使我们来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结果,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于是,我们的革命记忆重新被激发了,所以“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关注,洪子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跟社会现实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我当时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说,我后来反思,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这些到了90年代以后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间,面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我们的态度更复杂了,所以我称洪子诚的文学史为“犹豫不决”的文学史。

杨:那您现在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有没有新的想法?吴福辉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新一轮的书写文学史开始了”,很多学者也开始参与相关讨论,您的看法呢?

钱: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重写文学史时机不成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书写新的文学史的时候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在犹豫不决。重写必须提出新的叙述框架和方法,现在还没有找到。坦白说我对这些讨论不是太感兴趣,现在这样的讨论太多,没有具体实践,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更多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上。另外,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必须有全新的思路。

杨:那现行的体制是不是也限制了我们的文学史书写?

钱:我认为体制是一个问题,肯定有影响,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比如历史上很多很伟大的著作都是在很坏的体制下写出来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最多你写出来不发表,藏之名山,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了,还是很有利于研究的。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太浮躁。我觉得还是要做具体的细致的研究。

就我个人而言,本来是想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继续研究下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反思80年代,觉得过于空疏,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兴趣还一直在现代,尤其是40年代,因为我觉得4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时期,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又开始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了,后来的成果就是《1948:天地玄黄》那本书。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代文学要被经典化,最终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写过一本插图本文学史,是从古代一直到80年代末,才20万字,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现代文学要回到中国文学中去。

杨:这将会是一种遗憾,很多的历史都被删减了。

钱:但这是一种必然,三十年时间太短,不会占有太多篇幅。

杨:是的,以前王晓明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代历史将会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和尴尬,比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可能这也是现代文学和现代历史的命运吧。

2008—9—2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