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再版后记
这本书是和三个“八字尾”的年头联系在一起的：它写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写作、初版于1998年，现在，又再版于2008年，前后整整六十年。
其背后，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1948年，正是两个中国——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正是这一时刻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构成了这本《1948：天地玄黄》的基本内容。而1998年，又是“新中国”经历种种曲折，从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转折的二十年；2008年，这样的转折还没有完成，又迎来了三十周年的纪念。这几天，我在重读此书时，不免要回顾这六十年的“天地玄黄”，几番转折，几番选择，真是感慨万端，竟至无言。
这本书的背后，也有我自己的历史。1948年，我还是九龄孩童，却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本书的许多章节里，留下或显或隐的印记。而在写作本书的1998年，我年届六十，思想与学术都已进入成熟时期。于是就有了自觉的追求，写作《1948：天地玄黄》，对于我来说，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系列研究的第一部，采取的是一种“从中间拎起，带动两端”的写作策略；同时又是一次“文学史叙述学”的实验，本书“代后记”《我怎样想和写这本书？》有详尽的说明。2008年伊始，我在重新审读此书时，退休后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刚刚出版，这是计划中的“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最后一部，是被《1948：天地玄黄》“带动”起来的“末端”之作。同时完稿、出版的还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写的是1956——1966年间民间思想者的精神历程。十年间写了三个时期（20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精神史”，三部书自有内在联系，也为我以后的研究、写作奠定了基础。因此，此书的再版，连同这篇《再版后记》，既为十年研究打上一个句号，又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此刻我的目光已经转向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史、精神史领域的开拓与研究，那“前面的声音”永远在催促着我，我不能停下，只能继续写下去。
最后是照例的交代：此次再版，只对标点符号进行了重新规范与处理，也校正了个别引文的错误，其余文字均不作改动，以存原貌。还要向本书的责编李世文君致意，这也是中华书局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原书题为《周作人论》）之后，第二次再版我的旧作，如此的厚爱，我也是深为感动和感激的。
2007年1月29日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后记
这是继2004年1月编定、2005年1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追寻生存之根》之后，第二本《我的退思录》，主要汇集了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上半年所写的有关思想文化教育的文章和演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和演讲，则另编有《钱理群讲学录》一书。有关教育的文章，这几年写得比较多，本书只选了一部分，准备再写一些以后，结集为《教育门外谈之二》。
本书命名为《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分为四卷，分别题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和“搅动灵魂”。这显然是要呈现退休以后最近这两年多的我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存在状态。——我在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里，曾经说过：我的所有文章，“对外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也许是因为退休，人在边缘，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自己，调整与完善自己。
心灵净土
从追寻“生存之根”到追寻“心灵的净土”，这自然有前后的一贯性，但似乎也有一个升华。开始时并不自觉，只是在2004年有一次突然而至的对自己以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不满和反省，由此而唤起了对前辈不可遏制的思念之情，于是情不自禁地一口气写了六篇追怀王瑶、李何林、贾植芳、林庚，以及鲁迅、胡风、巴金的文章，他们或是我的导师（王、李、贾、林四位先生），或是我的中学学长（巴金和胡风），都是照亮我的人生道路的精神的明灯。在献给巴老百年诞辰的文章《作为个体的人的巴金》里，我这样写道——
“巴金老人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像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
“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灰尘和油腻蒙蔽了。
“面对这位百岁老人，我们为自己的苟且偷生而羞愧难言。或许会因此而重新思考在这混乱的世界里该怎样做‘人’，或许我们因此如巴金早年一篇著作的题目所标示的那样，走上新生之路。但愿！但愿如此！！”
这是能够反映我写收入“卷一”里的一组文章的心情的：我是如此地神往于前辈的精神境界：“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但我真正感悟“净土”的内涵与意义，却是在2005年7月的“西藏之旅”以后。——
我退休以后，每年都要有一次旅游：2003年有欧洲五国“浪漫之旅”，2004年有加拿大“温馨之旅”（《旅加日记》已收入本书），而这次西藏之行，则是“挑战极限之旅”：在高原上我突发高烧，据老伴说我的脸都发青发紫，真的是“冒险之旅”了。但也就在这次不平凡的旅游中，我的精神获得了一次升华。还是抄录我的几段日记吧——
“真的，西藏对于我，有一种生命的蛊惑。——写到这里，一件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突然浮现出来：1948年《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曾经发表过我的一篇作文，那时我正在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读书，大概是老师推荐的，却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上，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难道正是这九岁时的梦想，驱使我在六十六岁时一定要踏上西藏这块土地？这冥冥之中的呼应，在我的生命历程上，涂上多么神妙的一笔！
“但西藏对我的蛊惑又不止于‘还梦’。我突然又想起了来西藏的前一天为我的第二本《退思录》所拟的书名：《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心为之一震：西藏不就是这样的‘净土’吗？昨天在羊卓雍措湖所发现的纯净透明的蓝色又呈现在眼前：是的，西藏正是我在一直追寻的大自然的净土！是全球污染之后仅存的少数净土！而且我又突然对西藏的‘朝圣者’有了理解，并且懂得我受到的震动的原因了：他们正是在寻找和坚守心灵的净土呵！我在布达拉宫，今天又在扎西伦布寺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偶然的。这里有一种宗教精神，是类似宗教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境界。这或许正是我所要追求的：尽管我仍然坚持我的无神论立场，不愿成为宗教信徒；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却对我有一种诱惑力。这样，西藏之行，对于我，或许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退休以后，我一直在寻根，于是就有了第一本退思录：《追寻生存之根》；现在，‘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命题的提出，就多少进入了宗教的境界，西藏之行实际上就成了一次心灵的净化，或许会照亮我晚年的生命历程，是一次生命的提升……。”
我因此将我的这次西藏之行称为“朝圣者之旅”：“‘净土’必在高处，深处，非有虔诚者的苦心苦力地追寻而不可见。因此，景致被称为‘圣湖’、‘圣泉’、‘神木’，人（旅游者）其实都是‘朝圣者’。我们一路上看见这些朝圣者从千里万里之外，三步一叩首地前往拉萨大昭寺圣地，祈求降福，坚守着心灵的净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也是人生道路上的旅行者与朝圣者，我们拜倒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同时追寻着自己心灵的净土……”。
情系教育
如果说“心灵净土”是我彼岸的神往，“情系教育”就是我此岸的选择。教育首先是我的本职，是我的生存的立足点，是我能够做的事；而这背后，则隐含着我的大忧虑与大关怀。我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的问题可以讲出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的人心出了问题，人心的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在中小学教育”，“在我看来，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制约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和参与，正是基于这样的刻骨铭心的危机感。而在我看来，对教育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关怀；我愿意以建构“立人的教育”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就是希望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样的对人的大关怀中。
但这需要从小事情做起。这两年半我主要做了两件事：2004年3、4月，在我的母校南师大附中开设了“鲁迅作品选读”课，讲了四十天；2005年上半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讲了一个学期。收入本卷的《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即是对讲课情况的一个汇报。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一定反响，重要的是有了实际成果：和南师附中语文教研组合作编写的教材，经审定被认定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就直接进入了课堂，成为正式课程。我做的第二件事，是2004年下半年参加了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所组织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首届作文比赛的评选工作；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又转向关注东西部农村教育，参加了贵州、甘肃、福建三地的有关讨论，写了一些文章，收入本书的《我的农村教育理念和理想》就是初步思考的一个成果。
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心灵历程。这里有难言的欢乐：你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你面对的是那样一些“在无奈中仍怀着希望”的孩子；但更有难以言说的痛苦：我说过，外在的排斥，冷落，我都挺得住，难以排解的是内心的寂寞与自省。我甚至说，这是“节节败退”，是“屡败屡战”：我从北大讲台退下来，固然是正常的退休，但在我自己则是出于对北大的极度失望，因此，退休以后我很少去北大，北大也很少请我回去给学生讲什么。于是，我到中学，而且是重点中学去寻找我的教育乌托邦，但我很快就发现“应试教育的铁的逻辑（背后是中国现实生活的铁的逻辑）对学校校长、教师，更是对学生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的支配力量，几乎是无可抗拒的，构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密织的网，我所追求的理想教育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更随时有变质、变形的危险”。于是，我又把目光转向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即义务教育。——当然，这样的转向更是出于自我反省：“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城市的教育，关注那里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不应该做‘锦上添花’的事，而应该‘雪中送炭’，把注意力转移到极需关注、而又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农村教育上去”。
但我也明白，这也意味着我可做的事，越来越少：我已经不可能直接到第一线去，而只能依靠年轻人做事，自己则充当“吹鼓手”，打打边鼓。——即使这样的吹鼓手我也要当下去，而且要力争当好：因为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坚守教育，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生命的内在需求。
还是那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大学生们。在离开北大讲堂以后，我更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讲学，主要是大学，也主要是做学术演讲，前面已经交代，将编成另一本书。本书所选入的，是《漫说大学之大》等三篇，我自称为“三大演说”，都是讲在大学如何读书、治学，讲大学生精神成长中的一些问题，这都是经验之谈，讲鲁迅，周作人，巴金，王瑶，则是将学术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的一个尝试。没有想到，却在更年轻的一代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倒是给了我一些鼓舞，人到老年，还能和当代大学生进行或一程度的对话，保持某种精神的联系，尽管很有限，但我仍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幸运。
脚踏大地
退休以后，我有一种从高空回到大地的感觉，虽然越来越远离中心，却生活得很踏实。由于很少上网，也自觉地婉拒了各种会议、座谈、沙龙的约请，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了，听不到众声喧哗，显得孤陋寡闻；但我却努力地去倾听关在学院里听不到的声音，底层的声音，边远地区的声音，尽管我实际听到的也很有限：我毕竟仍然是书生，但我在尽力地听，听了还要思考，尽管不过是天马行空地遐想，却也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新的精神的星空。——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句话：或许“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就是我为退休后的自己找到的自我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
正是出于这样的选择，这些年我多次去曾经生活了十八年，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的贵州，并尽可能地做一点实事，其实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编写了《贵州读本》，在贵州各地作巡回演讲，推动“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教育，一是支持我在安顺的新老朋友作地方文化研究和乡村调查，为他们呐喊鼓吹，写了一系列的书评和序言，收入本卷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及附录的关于“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讨论，则集中了对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这一直是我关注的重心。做这些事不仅是为了回报在我人生困难的时候接纳、支持了我的贵州父老乡亲和朋友，更是为了再一次从曾经培育了我的这块土地吸取精神滋养。我因此思考了许多问题，写了不少文章，汇集起来竟有十二篇之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论及的范围极广，从贵州的历史、文化的阐释，到贵州发展与乡村建设的大思路，到地方文化、教育、文学、学术——发展的具体思考，真正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一大通。
我这么说，并非谦辞，而是自有自知之明。一是这些都是越界发言，有许多问题都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谈不上专家之言，谬误、疏空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在随意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而已。其次这都是理想主义者的书生之见，尽管我自己是严肃认真的，比如我强调贵州的发展，不仅要解决物质贫苦，也要重视精神贫困、权利贫困的问题，强调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要变“为民做主”为“以民为主”，提出“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思想等等，但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下，实际是做不到的，就连我所期待的“我姑妄言之，人们姑妄听之”也难以做到：有谁有耐心听这些痴言痴语？所以我一边说，一边想着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就说过的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