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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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2)

一,应该说,屯堡文化是一个极其丰富而复杂的载体,凝聚着多重关系:江淮汉文化与贵州山地文化;贵州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不同时期的移民文化;民间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儒、释、道文化与民间宗教中的巫文化;等等。这或许正是屯堡文化特别迷人之处。但同时,它又是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的,是不可复制的。是由特殊的人群(屯军,即“国家武士”及其后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自命“正统”,而又在多方挤压下,处于“边缘化”)下,形成了特殊的心态、意识(“身在江湖,心在朝廷,推崇官方正统性,具有一种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样的特殊文化,自有它的特殊价值,毋庸讳言,也自有其历史的局限。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是清醒的,正像《结语》中所说,屯堡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群体生存本能。它有精神层面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的陈腐性,如对君主的愚忠,对权力的臣服,对个性主义和自然天性的压抑,对等级制的推崇,等等”。这都会和现代生活,以及相应的现代观念,形成冲突。屯堡文化也就必然面临所谓“现代性转化”的问题,需要进行新的文化调整,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而如本书所强调,屯堡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就是一个文化增容、重组的产物,屯堡人从“不拒绝那些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的新事物,而是将之吸收,并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对之进行处理,消化”。因此,如何利用屯堡文化所固有“吸纳——同化”机制,发挥屯堡人积极应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使屯堡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变革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是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把屯堡文化理想化,绝对化,凝固化,本身就是违背屯堡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传统的。

二,当然,我们在指出屯堡文化的某些保守因素时,也不能过于夸大。首先,如本书作者所说,屯堡文化“精神层面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的陈腐性”,“在现实中这些负面影响多为屯堡乡民务实的生活态度所消解”,“‘我们当年阔多了’只是一种叙事,生活中他们仍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铢缁必究,踏实谋生”。屯堡人虽然推崇儒家正统文化,但他们远离官场和中心,实际接受和发展了的,是“儒家文化早期的朴素活力和入世性,推崇勤恳、团结、互助的社区意识,表现出吃苦耐劳、不尚虚礼,很强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的特点”。不仅是儒家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经过屯堡人的本能性的选择和“创造性转化”,也成为他(她)们“以更从容、更平静的心态来面对生活,面向所有可能到来的幸与不幸”的精神资源。这一点,在屯堡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妇女在屯堡社会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可以大做文章的。本书作者发现:“妇女是屯堡族群中一个最稳定,也是最坚毅执著的群体”,特别是主持佛事的老年妇女,她们那“看惯了宠辱哀荣”,“举重若轻的气定神闲”的神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感到,多元混杂的,经过本土化、世俗化改造的民间宗教,在农民面对生活的艰辛,特别是社会动乱和自然灾难,依然保持社会和人心的稳定,提取精神力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屯堡文化所独具的“集体文化”,“作为弱势群体的自强型互助型文化”的特质。如前所述,在屯堡社区,有着强大的民间组织资源和社会动员力量,有以地戏为核心的极富生命力的民间文化资源,有成规模的礼俗性、娱乐性、宗教性民间活动的传统,更有公共资源共同占有、共同享用的平等观念,形成了有极强的族群认同的“集体有意识”,和超出一般农村社区的“对集体活动的热衷”,这都使得屯堡社区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公共空间,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家庭与社区互补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固然与其军屯传统有关,自有其特殊性;但在我看来,这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当下乡村文化重建中,公共空间的营造,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礼俗性、娱乐性、宗教性公共活动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农民对公共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公共事务的参与,开拓与发展农村公共生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关系着乡村社会的凝集力,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农民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力的问题。在这方面,屯堡的经验,包括它所建立的核心家庭与社区互补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是具有启发性的。

需要讨论的,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地戏这样的民间戏剧的“神性色彩”,仪式化与模式化特征的问题。本书作者提出:“在中国民间,尤其是乡村,各种类型的仪式剧都在自发地产生戏剧,但其中许多永远不可能进化到完型态的观赏戏剧”,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它们的缺陷,它们也不是一个过渡形态,相反,这就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本质性存在方式”。这里,将农村仪式剧视为“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很有见地的。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这样的农村祭祀和仪式剧的演出,视为“迷信活动”。——我自己当年(文革前和“文革”中)在安顺生活时,就是这样看待地戏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所研究的鲁迅与周作人却早在20世纪初,就为农民的“迷信”,包括民间祭祀和仪式剧的演出辩护。有趣的是,当年鲁迅津津乐道的江南地区的“五猖会”的民间祭祀与戏剧,如本书所说,和屯堡社区的民间祭祀与戏剧,是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的:这是我阅读本书的一个意外收获。因此,鲁迅的辩护,今天读起来,就会觉得特别亲切。鲁迅指出,这样的民间祭祀与戏剧演出,不仅是农民辛苦耕稼,农闲时的“自劳”,“精神体质,两愉悦也”;更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趋)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破恶声论》)。而周作人所看重的,是在民间祭祀、传统节日和戏剧里,“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立春以来》)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阐释:在民间节日的祭祀、戏剧演出中,“创造了一个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是子孙与祖先、人与鬼之间的精神对话,由此而形成深沉的历史感与超时空感”(《周作人论。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如本书的作者所说,地戏所创造的是一个“神、人相通,天人相接”的世界,它的具有神性的仪式,将其内涵的价值观,道德观神圣化,成为必须认同与遵循的观念和准则,“使彼岸的观念变成此岸的观念,神的意志成为人的意志”;而模式化,更是一种“复制机制”,便于“年轻的参与者的学习与模仿”,正如本书作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这类祭祀与戏剧活动,“最热心、最忠诚的参与者总是孩子,他们无处不在,任何秘密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其实,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精神的传递。这正是农村仪式剧的最重要的功能:不仅是娱乐,更是精神传统的营造和传递,目的是要构建“精神的家园”。这是要影响人的一生发展的。于是,我们也就懂得了鲁迅为什么在1926年、1936年,两次面对死亡时,都深情地写下了他的童年民间戏剧记忆:《无常》与《女吊》,这都是一种生命的寻根,要回到童年农村记忆中的“精神家园”。因此,本书的作者坚持地戏这样的农村仪式剧不能演变为观赏剧,是大有深意的:正是要坚守民间仪式剧,以至乡村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功能与价值。这自然也包含了一种隐忧:包括地戏在内的民间戏剧、民俗活动,在其成为单纯商业化的旅游资源时,就有可能变成单一的观赏表演,导致“和农民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的“碎片化”与“空洞化”(参看拙作:《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文收《漂泊的家园》)。这是我们在讨论屯堡文化这样的乡村文化的意义、价值与命运时,不能不提出警戒的。

三,最后,还要说及的,我们所说的“乡村文化的重建”,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与要求的,除了我们这里所着重讨论的对乡村文化本土资源的重新认识、开发、继承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下乡”的问题,即将更广阔的古今中外的外部文化资源引入乡村文化生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以扩展乡村文化的内涵。这是另一个话题,只有再找机会讨论了。

在《屯堡乡民社会》一书出版时,我曾说过一句话;此刻在结束这篇长序时,想到的还是那点意思:“不要忘了,在这书的背后,还站着许许多多屯堡的老乡,他们才是屯堡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不要忘了我们对屯堡乡民的责任和承诺”,“一切都还在开始,本书将在屯堡文化、乡村文化的重建中继续‘写’下去”。

2008年6月13日—15日

屯堡文化研究的动力,方法,组织与困惑

——《学术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序

1902年,当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路过今平坝天龙镇,并写下了他的考察记录时,大概没有想到天龙镇会成为21世纪的一个旅游胜地,更不会预料他已经开辟了一个“屯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延续了整整一百年,至今势头不减。这也是一个奇迹:不仅屯堡文化历经六百年沧桑而不衰,连对它的研究也具有如此的生命力!

这其中的奥秘,值得深思。

(一)动力:全球化视域下的屯堡文化研究

于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屯堡文化研究,无论它的起端,还是每一次重要发展,都有一个国际的视野与背景。鸟居龙藏在观察到屯堡人作为“屯兵移居的明代遗民”,却“渐渐受到清朝众多移民的欺压和蔑视”时,首先想到的是“这种情形跟日本旧幕时代的情况很相似”,他在这里发现的是中国和日本,以至人类所共有的问题。或许正是这样的人类共通性问题的发现,成为他对这个中国边远地区的被称为“凤头苗”的“汉族地方集团”(这是他对“屯堡人”的第一个命名)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最初动因。而如论者所说,八十年以后,屯堡文化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的直接契机,就是“安顺地戏于1986年赴法国和西班牙的演出,及演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杜应国:《屯堡文化研究概述》。;那么,正是中国结束了自我封闭,向世界开放,实行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振兴的原动力。而在九十年代,特别是21世纪初,屯堡文化再掀高潮,与全球化所提出的新问题的内在联系,更是为研究者所普遍认同。这也是我在阅读本书所收录的论文时,感受最为深切的一点。

正像研究者所指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带来了“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冲突”,并成为全球(当然也包括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具有强烈地方性的特征的屯堡文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而引人注目杜应国:《屯堡文化研究概述》。。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恰恰是全球化引发了国家、民族与地方文化知识重构的新冲动,成为这样的知识重构的强大推动力。受到最大冲击的,反而是在全球化中处于劣势,而又在努力追赶的东方世界:这都是饶有兴味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些落后的国家、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在“被描写”的地位,现在,他们要以独立、平等的地位、身份,参与全球事务,就必须从“重新认识自己”为新的起点。就中国而言,正是这样的“被描写”的地位(顺便提一点,第一个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地位的,恰恰是在中国最具独立性,因而被视为“民族魂”、“骨头最硬”的鲁迅,这大概不是偶然的鲁迅:《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使得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文学……的许多叙述,都是纳入到西方话语(也就是全球化的强势力量)体系里的;比如社会性质上的“封建社会”论,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论,等等。这样的话语体系,可能有助于一些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所没有注意、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揭示,但毋庸讳言,也遮蔽了许多东西,有的更是削足适履。特别是这样的既定的关于中国叙述的话语体系,被僵化和神圣化以后,就成为我们发展自己的学术,科学地认识自己(国情,文化等等)的一个障碍。如何突破这样的由西方话语主宰的话语体系的束缚,重建关于中国叙述的国家、地方文化知识体系,就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的新的历史使命,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一个大的学术背景。

具体到我们所讨论的屯堡文化,它在这样的国家和地方知识体系的重建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恐怕是更应该关注的。于是,我注意到许多论文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些年人们在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文化时,都注意到它的几个基本特点:多民族性,文化多元性,国家与地方文化的共同建构性,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共同建构性。当人们进一步讨论:这样的多民族社会、文化结构,多元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地方文化之间,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就不能停留在宏观的把握与讨论,而要进入具体的研究,进行历史与现状的两个方面的考察,以获得具体的认识,在进行“面”的研究时,还必须有“点”的个案研究。

屯堡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的客观需求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至少在四个方面,显示出一种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屯堡人作为明代汉族移民,自身有着强烈的汉族自我意识和归宿感,却被后来的汉族移民视为非汉族,以及它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构成了一部“汉族下位集团的形成史”,并显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这样,如果把屯堡研究放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的大视野下,就具有了一种典型意义,由此生发出的是“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参看(日)蟓田诚之:《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日)探田诚之:《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堡后裔”的研究》,郑正强:《从对抗走向融合——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蒋立松:《田野视觉中的屯堡人研究》。

其二,屯堡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在漫长的六百年间,它既在周边异质文化的挤压下,坚守了原发地江南文化的某些特质,同时又吸收了周边异质文化的元素,自身也产生了新的变异,形成了意义、构成更为复杂的“屯堡文化”。这样,屯堡文化的形成史,在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坚守,吸取和变异,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贵州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多元性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特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参看熊宗仁:《六百年的延续和变异——屯堡文化研究之我见》,朱伟华:《黔中屯堡文化性质新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