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名人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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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这就叫首都气派,欢迎来工作的,欢迎来朝拜的,欢迎来旅游的,欢迎来叙友谊谈生意的,欢迎一切人,如海纳百川,有容怎能不大?说到北京的量大能容,很自然地想到另外一些城市,虽然名气也不小,经济繁荣,但那种排外情绪,那种自以为是的小家子气局限了城市的规格。

北京的胡同体现了古人“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思想,不只方便大人物,也方便小人物,具有平民意识。举一小例:每条胡同都有公共厕所,胡同长的设在两头,胡同短的设在中间,且不收费。不要小看厕所,有进无出为不通,有上无下为不达,论阴阳、讲风水少不了这一项。七十年代末巴黎有一位很能干的市长,因为厕所问题没解决好被选民赶下了台。天津市有两任市长大抓厕所问题,受到群众的赞赏。当年有一外地人曾在天津的最繁华地区转了两个小时找不到厕所,最后不得不买张电影票到电影院里方便一下。北京胡同是北京人的福气,也是进京的外地人的福气。

今天春天,北京稀有金属公司发生了一件饶有兴味的事,被人们反复谈论。

他们的洽谈室温暖而敞亮,多用来跟外国客商谈判。德国非西公司的鲁斯,今年是第二次坐到这间大房子里,讨论和签署明年的购货合同。双方是老客户、老熟人,却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谈判很不顺畅,房间里非常安静,静得让人感到一种僵硬,气氛老是不能恢复过去的那种和谐和松弛,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大家都有点神不守舍……毛病难道出在合同的条款上?不,新合同不过是依照往年的惯例,只在数量和价格上做了些调整,再说重要的细节都在电话和邮件中商量好了……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呢?

忽然,双方同时喊出了两个字:燕子!

对,洽谈室里的燕子哪儿去了?这间房子的暖气罩子里一直有燕子窝,“经冬好近深炉暖,何必千岩万水归”。今年初鲁斯来的时候——不只是今年初,去年、前年、大前年,凡是他坐在这个房间里,就立刻能听到燕子叽叽啾啾地鸣叫,有时他们谈得热闹,燕子在暖气罩子里也叫得热闹,燕子叫得热闹,他们的兴致也好。他们谈他们的,燕子忙燕子的,飞进飞出,竞夸轻俊,低飞不碰人,呢喃不避^亲。久而久之,燕子便成了他们谈判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也习惯了在燕子呢喃声中的那种愉快的交谈和合作。如今这间房子里这么冷静,鲁斯自然要问,是不是因为禽流感的缘故,你们把燕子赶跑了,或者把它们给杀了?

稀有公司销售部的崔经理一个劲摆头:不,那怎么可能,燕子年年入户飞,向来无是亦无非,它是我们公司的吉祥物。你看专为燕子留的小窗户一直开着,我们随时盼着它们回来。但燕子是一种灵物,它们去而不返肯定是跟眼下正闹禽流感有关。为确保这个城市不被感染禽流感,我们这个城市的郊区已经埋掉了50万只健康的鸡、鸭。鸟类们不可能不对这种氛围没有察觉,我担心它们再一次对人类失去信任。

一谈起燕子,话题立刻热烈起来,双方交换着信息,发泄着大致相同的感慨:经历了许多教训,人们好不容易认识到应该把鸟类当做朋友,可今年一闹禽流感,有人又借机对鸟大开杀戒。比如浙江:慈溪市的杭州湾湿地,向来被称作候鸟南飞的最佳栖息地,现在那里的滩涂却成了候鸟的死亡地带,沿湿地绵延30公里的海岸线都布下天罗地网,每天要诱捕成百上千只的野鸭、白鹭等候鸟,拿到市场上出售或直接卖给餐馆。

禽流感本是人类作孽的结果,万不可再掀起一场以禽鸟为敌的运动,错上加错。所以合作双方都盼着原来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燕子,能平安度过这场灾难,早日回来,“还同旧侣至,来绕故巢飞”。

这里是它们最安全的家。

向自己提一个问题:自2005年人冬以来,禽流感闹得异常邪乎,你心里紧张吗?

回答是:不大紧张,不光自己不紧张,看周围的人也没有多少紧张的迹象。

为什么?你看看每天的报纸和互联网上的大标题:《流感大流行,势所难免》、《在危险迫近之际》……仿佛大流感已经到来,死亡就在身边,会死多少?《国际先驱论坛报》11月7日有文:“世界银行宣称,禽流感引发的人类大规模流行病,可能让世界经济损失8000亿美元。”真不愧是银行家,立刻就能将病毒转换成美元。只是人们很难破解这道换算公式,要死多少人才相当于8000亿美元?还有,“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流感将影响亚洲20%的人口,导致5义的人口死亡……”(《参考消息》2005年11月9日)亚洲现有人口30多亿,这就是说要有6亿多人染病,会死掉1500多万!

于是,出什么好主意的都出来了,见得最多的就是《吃八角焖牛杂能对抗禽流感》。“八角”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大料,炖一大锅肉放进两三辩儿,那味道就够窜了。倘是用1:1的比例炖牛杂,那还能吃吗?互联网上有报道说,日本有人服用一种叫“达菲”的抗禽流感药,其成分里就有“八角”,结果导致64人精神失常,12人自杀。比禽流感本身死得还多,这不是没病找病吗?

从各类专家到各种媒体,一沾上禽流感的边儿,就拼命把话往大里说。可人们为什么依然皮松肉紧,从心里并没有紧张起来呢?市场上的禽类食品,无论生的熟的,购买者依旧踊跃。我曾就此请教一位“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老者:“您就不怕染上禽流感?”他大大咧咧地说:“现在才正是吃鸡炖鸭的好时候,禽流感闹腾得越厉害,国家查得就越严,鸡鸭食品反而更安全!”妙,天津爷们儿想问题就是不一般。这跟两年前闹“非典”的时候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是真害怕,人人自危,全力防范。

信息爆炸的时代,爆炸连连。人们第一次挨炸,心惊胆战,蒙头转向;第二次挨炸,仍能享受刺激带来的痛感或快感,却已稳住了神;第三次挨炸,就能穿皮不人内,抱着听新鲜、看热闹的态度……久而久之便生出了“抗炸性”,说不说在你,信不信由我,甚至你越说得天花乱坠,我心里就越要打个问号。

信息为了能继续引起“爆炸”效应,便不得不加大分量,倘本身的“药力”不足,就只能在烟雾和声音上做文章,虚饰,夸张,以期引得人们注意。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大话文化”:话往大里说,一个比一个敢说,谁发布个什么信息,都想追求“爆炸”效应,恨不得扔颗炸弹,不炸你一通、不吓你一跳,不箅本事。

比如由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评选出来的《2004年十大科学预言》中宣布:“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到2020年,东京、伦敦、纽约等世界名城都将被海水淹没,从地球上消失……”真敢说呀,这可不是说说就完事了,大家都在看着哪。还有15年的时间,转眼就到,可那些城市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纽约正在着手重建世贸大厦,伦敦争得了2012年的奥运会举办权,都不见有丝毫准备撤离的迹象。

至于在当今商品社会里,“大话文化”更是俯拾皆是。市场叫“超市”,明明是业余歌手却叫“超级女声”,稍微出色一点就是“超一流”,强壮一点的男孩叫“猛男”,白净一点的就是“帅哥”,到处都是“超级”。热水器叫“热霸”,做鞋的称“鞋王”,似乎谁都敢称王称霸。有两三把理发的椅子,就敢挂“美容中心”的牌子,大小是个公司就挂个集团的牌子,可谓遍地集团,处处中心。放七天假叫“黄金周”,大有遍地黄金、日进斗金之势。即便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卡通、戏说……满眼满耳都是大呀、绝呀、变形呀、鹰幻呀,等等等等。

“大话文化”,是消费时代无孔不人的广告意识的后遗症,更有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切都是商品,一切皆可推销。广告做过头,会适得其反,“大话”说过头,也能引来灾祸。“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一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句大话,却引发了实实在在的灾难频频的伊拉克战争。人们天天在满天飞的“大话”轰炸之下,心理上不可能不受影响,一惊一乍,忽上忽下,完全相信,容易神经崩溃或精神抑郁,被吓出个好歹来还真不新鲜。不信吧,又怕被这些“大话”不幸而言中。

这样吓唬来吓唬去,神经脆弱的就染上了精神疾患,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消息,全球有1.2亿人患抑郁症,中国则超过2600万人,自建国至2003年,每年有240万人自杀,其中的10%自杀成功。专家们总结其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文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见200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这岂不是说跟“大话文化”也有点关系?而神经粗硬者,久而久之反被大话吓唬得皮实了,大话那么多,信是死,不信也是死,索性就随他去吧。老被吓唬,恐惧变成家常饭,也就不再恐惧了。不怕还关系不大,就怕不信了,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就是“大话文化”所造成的“信任危机”、“神经麻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定力”增强了,民间反应竟跟“大话文化”的风行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对“大话文化”的反讽。可见,大话并不培养行动的巨人,甚至相反,爱说大话者常常做小人。

“大话文化”能得以盛行,腐蚀的是社会精神和公众道德。过去有句俗话:“说大话不上税。”如今却未必,眼见当今世界正在为“大话文化”付出代价,这代价有经济的,更有甚者会使社会的凝聚力、媒体的诚信度以及公众的信任感,都大打了折扣。

据说现代人已经步入“数字化生活”,时时事事处处离不开数字,玩数字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政绩注水”,实际“注”进去的并不是真正的水,而是数字。即“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以此类推,“新闻出数字,数字出新闻”,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去年一家安全套公司发布,中国人均性伴侣19.3个,居世界之首。一下子让许多成年人无地自容,感到自己亏得慌,看周围的人不吭不哈、一本正经,原来暗地里竟干了那么多。正不知该如何迎头赶上,忽然又改口说人均性伴侣其实只有6.1个。原先所说的19.3个是想当然,或者干脆就是“猴拿虱子_瞎掰”。那么这6.1个”就“准确可信”吗?

这类数字游戏见的一多,就会发现他们的玩法也就是那么几下子。

含着一半吐一半。

“据调查,全球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患失眠症”,“据统计,90%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器官不满意,46%的成年男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76%的女性对她们的性伴侣不满意”……谁调査的、谁统计的?又是怎么调査、怎么统计出来的?这样的数字谁相信了,谁就要自己对此负责。去年12月26日的《广州日报》有一消息,白领张女士跟丈夫聊天,说看到报上有个统计数字,中国的一半男人有婚外情,所以男人只能相信一半。不想先生立刻反驳说,他看到的调查统计是广州女性中八成有婚前性行为……一对原本好好的夫妻,随即吵了起来,险些闹得分道扬镳。干脆连“据”字都省掉,云山雾罩地直接告诉你数字。“有资料证实,中国人2005年吃掉了8806亿(这是什么意思?吃的是公款,还是私款?抑或是13亿人一共吃了这么多?)”“由中国赌客流失到境外的赌资达到6000多彳乙人民币。”“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每月读一本书的人为51.7%,比5年前(1998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有上网阅读习惯的人数比例为3.7%,2003年的人数比例达到18.3%,年平均增长率78.9%。”

“有专家调研,目前我国40—70岁男子当中,有30%的ED(阳痿)患者,ED男人一半出于纯心理原因。”

“除了高涨的不忠指数(男人47.7%,女人32.4%),13.5%的男人有固定情人,有固定情人的女人则为8.4%。”

还有:“有一组数字说明”、“有人计算过”等等。

故弄玄虚,生造数字。

2005年11月29日的《羊城晚报》发表了一位博客网的话:“互联网的时间尺度是以狗年来计算的,我们的一年相当于普通人的7年。也就是说,我在互联网上奋斗了10年,就相当于已经是70狗岁了。”

他的意思很不错,过去有句老话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只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狗岁”是什么岁?难道还有鼠岁、马岁、蛇岁?

混淆概念,吓你一跳。

1998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发表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査报告:“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调査的58.52岁低了5.18岁,更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寿命73岁。”

这还了得,站在大潮前头、无限风光的中关村知识分子,竟比普通人少活10年!于是媒体一阵热炒,全国一片惋惜,很自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指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于是,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织课题组,重新调查。最近公布了调查结果:

“中关村知识分子人均寿命70.27岁。”

媒体觉得被糊弄了,别看老百姓被媒体糊弄了一点招儿都没有,媒体若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是要追问一番的。有记者致电国家体委,想重新采访李力研,不想李力研因突发心脏病已经去世,年仅44岁。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脊背发凉,他由于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人均寿命”两个不同的概念,让中关村知识分子短命10年,自己却折寿更多。

数字是马虎不得的,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人命关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