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顺喜欢在小说里拿咖啡做道具。咖啡现在已算不得小资专利,所以不能因此认为她的小说是小资情调的演绎。不过,咖啡所具有的那种混浊的颜色,清香的味道,或烫嘴或冰冷的喝法,以及咖啡馆里昏暗的光线,暧昧的气息,雅得有点俗了的背景音乐,非要在闹市当中辟出一点清静的艰难,暗示着金仁顺营造的情绪氛围。在金仁顺的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桃花》、《去远方》、《依稀仿佛》等等小说中,或说或喝,咖啡总是离不开人物的嘴唇。但因此认为金仁顺写的是优雅、奢靡的城市生活,那就错了。她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内心平静的,几乎人人都是带着心理的伤痕在寻觅也在逃避,在狂欢也在流泪,在追求也在拒绝。她的小说色彩是一种说不清明暗的杂糅,有红粉也有点灰暗,她的小说基调是看不透主调的组合,有柔情也有情色。
爱情是金仁顺近期小说的惯常主题。不过,读了她的这些小说不禁会问:这是爱情吗?人物总是把握不住自己的爱情对象,一切都好像在转眼间发生着意想不到的、令人担忧的变化。那些爱情最后总要变成另外一种更尖锐、更隐秘的感情。鲁迅的《伤逝》是要说明“爱必要有所附丽”,是基于他的生存、温饱、发展等梯次要求写下的爱情悲剧。这个问题在当代已经被改变了,金仁顺在写一种“新感觉”式的小说。变了味道的爱挥发出很多味道。《人说海边好风光》里的罗晶,她的爱因一次旅行受到考验,爱情变成了一种从心理到行为的报复;在《爱情诗》里,小说人物之间的混乱关系正好同爱情诗里传达的坚定形成反讽;《去远方》里,成长的、爱情的、婚姻的种种遭遇和不幸,都是通过“我”和孜枚两个女性之间的穿插交流一点点“放量”,到最后,两个人描述出的又是一幅凌乱不堪的图景,一股苦涩难奈的味道。孜枚的“去远方”和回故乡之路,留下的都是在感情的危机线上奔跑的足迹。《拉德斯基进行曲》里,一场没有防备的艳遇伴随着不大不小的谎言推进,折射出人心的纷乱。
金仁顺的小说总是让爱情朝反方向领跑,她做得成功的至少有两点:一是人物从来都心向纯粹和美好,二是人物的言行就要出现或已然出现迷乱甚至情色意味的时候,小说故事往往引向一个更大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是一个人成长的轨迹,如《去远方》里的孜枚,也可以是一个人选择的尊严,如《爱情诗》里的赵莲;可以是一个人出于怀疑与恐惧的无谓报复,如《人说海边风光好》里的罗晶,也可以是一种仇恨化解为理解,如《依稀仿佛》里的那个分裂后又重逢的家庭。
金仁顺是注重讲故事的小说家,故事的背景往往并不突出,突出的是人物对话。如此,她的小说倒常常依靠不那么剧烈却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来支撑。爱情的线索在她的小说里是一股潜流,有时候同故事同向流动,有时候又逆向行驶。故事的戏剧性因此向小说的意味升华,而且那种爱情在确定了纯粹的品质要求后,就开始加入了其他更多的、更隐秘的感情和心理。有时候,金仁顺真的是把爱情等人间感情引向某种复杂的隐秘的心理活动。
在金仁顺近期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更能见出她写作才能的,是中篇小说《桃花》和短篇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
《桃花》是关于两个女人进行魅力较量的小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女人是母女关系。但这不是一篇表现亲情的小说,反而是金仁顺写得最“狠”的一则故事,小说的结尾,女儿夏蕙将一把水果刀捅向母亲季莲心的腹部,鲜血有如桃花在母亲的腰间开放。通篇故事,是母亲为女儿的婚事操心,催促她快点有个着落,另一条线索,却是女儿把失去男友的原因怀疑到母亲的暗中抢夺上。两个女人展示各自魅力的过程中,更年轻的女儿却屡屡成为失败者。最后发生在母亲家中的场景证明了这一切怀疑。两个女人的较量达到高潮。“桃花”于是成为报复的隐寓和象征。反反复复的故事讲得不愠不火,占有、嫉妒,怀疑、表演,成了逢场作戏与暗中争斗的过程,人性、人心的挖掘,逐渐突到前沿,爱情,这个虚弱不堪的字眼,成了一种门面的装点,一种虚假的筹码。
当然,金仁顺不是一个追求表现偏执性格的小说家。有时候,她也会“辩证”地看问题。她想告诉读者,很多东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仇恨也可以转化为理解和同情,要不怎么叫“爱恨情仇”呢。《依稀仿佛》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以女儿为叙述视角的小说,父母离异的原因是身为教授的父亲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家庭破裂,怨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多年之后,当身患重病的父亲在年轻“继母”陪同下出现在“我”和母亲面前时,对生命的怜惜逐渐占据前场。父亲用生命的消亡见证了仇恨的消除、同情的拥有。也许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毕竟,当母亲和“继母”相拥而泣时,场面仍有打动人心之处。金仁顺的爱情观和人性观,由此也映照出不同侧面。
《水边的阿狄丽雅》是金仁顺可称精致的一篇小说。解剖这样一个小说故事,最好用“人格分裂”一类的话题来分析。特别是小说里的朗朗和“我”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拿这样的问题去问作者,答案就明了了。金仁顺对此秘而不宣,但她又好像道破了天机。
金仁顺在这个短篇里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构思才华。“我的朋友朗朗”是个没话找话的话题,是个避免冷场的噱头,是对一个不出场人物的简单勾勒。但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人正在向小说里的“我”靠拢,到结尾,她们几乎就要合二为一了。问题在于,“我”是一个苛求纯粹、面对任何一点不恭与冒犯都敢于出手的纯情女子,而朗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个用身体换取生活的“服务生”。两个人物、两条线索沿着相反的道路一路狂奔,两个人怎么能在相反的道路上相遇呢?这是个哲学命题,小说里有一句话很震撼人心:“形式感改变不了命运。”反方向可能是同一条路,一个人可能同时在两条路上行走,因为人人都既有肉体,又有灵魂。作者的笔力十分了得。
不过,我不想探究这个问题,这不是一篇哲学寓言。我认为从现实的、人性的层面上,小说提出了另一个命题:谁才有权利要求纯粹?假如朗朗就是“我”,问题会更棘手。这还不是一个尊严的问题,这是一种灵魂不会和肉体一起出卖的坚韧,精神不可以被行为玷污的清洁。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这样的初衷,我却十分看重小说在精神上传达的这一点信念,哪怕只是一种误读。“水边的阿狄丽雅”,有时,她的优雅不在乎弹奏她的指尖属于谁。绿茶,再清纯的绿茶也决定不了被握在谁的手中,我们唯一能相信的只是内心的信念,再荒唐的人都有可能作出最苛求的选择。有时候,它来自于直觉,有时候,它来自于信仰,有时候,它简直就是一种宿命。
金仁顺特别相信对话的力量。她较少描写场景,也不太渲染气氛。人物主要靠对话交锋,故事也是通过叙述者和人物对话共同完成。她的好几篇小说都是在对话中结尾,单看这些对话,并没有直接的哲理,仿佛都是普通的语言,但读过全篇的读者,一定会从这些对话中找到一点隐秘的含义。《拉德斯基进行曲》、《去远方》、《桃花》等等,都是在这样的人物语言中收束,猛一看,给人摸不着头脑、不经意、意犹未尽的印象。仔细琢磨,却也能见出作家的一点用心。
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金仁顺对“历史”并无强烈的意识,对笔下人物的社会根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具体的地域环境,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她想要表达的东西当然来自生活的积累和体验的归纳,但这些积累和归纳多少已经过了思想和大脑的过滤,有一点抽象,透着轻灵,生发出个性。但至少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又希望她能多一点扎实,让时代的气息、历史的足音、社会的喧哗、地域的标识能更浓烈、更明晰一些。如此,以她的笔力和相对稳定成熟的思想和观念,一定会拿出更有分量的小说来。让人物走出咖啡馆,去呼吸或许更清新也或者更混浊的空气,感受或许更刺眼也或者更昏暗的光线。而且,我相信,那也是她这样一位作家得以保持创作活力,创造更广阔空间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