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总结，成就、经验，历程、难题，满眼都是轮廓式的概括。新时期文学同样走过一段不平凡的道路，线性的描述、专题的回顾，缤纷的人物、耀眼的作品，迭起的思潮、炫目的术语，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不觉得自己还能拿出什么新鲜话题可以汇入这一热烈的洪流当中。但从事文学批评二十年，也见过许多潮起潮落，追踪过一些风云起伏，为好作品拍案叫好有过，捧着外国理论生吞活剥也有过；在聒噪声中表达过忧虑，也在热浪中跟踪过潮流；对不认识的作家说过敬佩的真话，也为相识的文友努力找过赞词。到今天回头一看，得失真的难以用一语说清。大的话题说不出也不想说，想就一个小问题谈一点感受。
我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分野。这一想法是基于对文学批评现状的思考。
文学批评是“第九个缪斯”，这样的认识是从古希腊时代就有。文学批评应当处在艺术与哲学的中间地带，批评家未必一定要有自己的创作甘苦才能评说别人的创作，但批评家一定要有良好的艺术感觉，敏锐的捕捉创作动向的能力，有清新灵动的笔触，才能在批评领域真正有所作为。而批评家又不是完全靠感性表达看法的读者，他要有文学史的常识，有文艺理论的准备，批评大家还常常有哲学、语言学的背景。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悬置物，她处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批评家不一定必须要在一篇文章里尽显自己的理论学说，因为批评的对象通常是当下文坛最鲜活的作家作品，批评家可以不客观地评说，可以把个人好恶适度地在批评活动中加以表现。但他的个人好恶又必与自己的学术准备相关联，是从他的长期训练中生发出的一次述说。批评的妙趣就在这样一种艺术感悟和理论阐发的融合中体现出来。好的批评文章总是能让人感觉到艺术长河、文学星空的存在，又能让人读到批评家对具体的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精妙发现。如果一个批评家在其批评活动中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融智慧与才情，将当下的文学现场和个人认定的“创作规律”结合起来，批评的乐趣，批评独立存在的空间才能让我们体味到。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走过了既有轰轰烈烈又不无沉寂和尴尬的历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文学批评界先是热衷于各种理论的引介和讨论，特别是“新三论”的热闹，那些理论多大程度是和文学有关的以及是否必需，似乎并没有引起论者们关心，它们在西方文艺理论界的来龙去脉也没有人细问，大家只是觉得，用这样一种“学术”的、“工具”性的理论来谈文学，充满了好奇和新鲜。但这样的热潮并没有扎下根来，面对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仍然是以“中国式”的方法进行着，比如对各种新起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的评论，八十年代涌现出的很多中青年批评家，发表过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文字，无论是讨论文学批评本身的功能、作用和特质，还是评论新起的作家作品，批评的力量和魅力是新时期三十年中最强劲的一段时间。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那时的高校里还并不成熟，有资格以当代文学为专业做博导、专家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历史”还没有打通或被“综合”，批评家们因此保持了一些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文学史研究学者不同的读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和作文风格。
这个看似并不深刻的话题如果能够成立的话，我对当前批评的状况判断和建设意见里就有一条：文学研究应当分野。“分野”这个词的引申含义，就是指事物的范围、边界。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人才队伍更加壮大，批评阵地也足够使用，批评家与作家的密切程度更高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文学批评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寥落景象，它的“学科性”更强了，研讨会也罢，“整版评论”也罢，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更为紧密了。但批评却并没有因此树立起应有的威信，而且诚信问题正在成为制约其影响力和可信度的重要因素，这可能正是批评在其发展道路上遇到真正难题。关于批评的诚信问题，创作界、读者以及批评界内部都有过很多诟病、剖析和讨论。批评的品格常常被提出来质问。这自然是必要的警醒。但我认为，真正要让批评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还应当在学术边界、批评的功能、批评的特质上多加修正，而不是简单地放归到“诚信”一语上加以表态和慷慨陈词。我也因此想到分野这个说法。
文学研究的分野，首先要划分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区别来。批评不应当在学科建设上等同于后两个领域。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其实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言，那是完全不同的“专业”空间。我以为当前批评界有一个问题没有理清楚，就是把这三类从业者都视为批评家，所以导致貌似“同行业”的人们互相怀疑和指责。如理论家认为从事当代批评的人不够严谨、系统，追踪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又认为理论家们的高深研究多属高头讲章，枯燥无味。文学史专家认为作家作品评论缺乏文学史意义，关注作家创作动态的人又觉得不能拿文学史的“律令”约束创作的活力。其实，这还不是最差的情形，由于缺乏自觉的分野，很多时候，人们会用同一把标尺来衡量不同的治学领域，直接导致理论研究忽轻忽重，时深时浅；文学评论又越拉越长，刻板规整，缺少灵气；文学史编撰向当下妥协，“史”的界线越写越近，失去文学史应有的审慎和严格。
由于今天的批评家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评价体系与研究个人趣味之间造成的鸿沟很难填平，要么引起意见冲突，要么只能导致更多个体委屈就范。早在大约十多年前，我就听一位其实只是在地方普通院校从事教学研究的学者朋友说，由于学校严格将学术刊物划分等级，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也不能算作学术成果。我听了后十分诧异，以《读书》杂志新时期以来积淀下的名声、作者阵容和在学界的影响，我的这位教授朋友能在上面发表数篇文章应当是学术眼光、研究能力、写作水平的很好证明，可这并不能为他带来一点实际的好处。究竟是谁的问题呢？就是最近，一位在某著名高校任教授的朋友说，即使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理论批评奖，在他们那里也不可能在学术评估过程中得到任何加分机会。我更多的时候是为阅读理论文章时感受到的不严谨而疑惑，但听闻某些评价体系的过于“严格”和不通融，同样让人觉得无可奈何。
批评必须有学问作基础，但它本身是否等同于学问家的学问，这还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公认的现代批评大家，如鲁迅、茅盾、李健吾等人，首先是著名的作家、戏剧家，又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如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梳理、茅盾的古代神话研究，以及包括李健吾在内的翻译成就，等等，他们是非常严谨的学者。但作为关注同时作家创作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又展现出另外一种风采。面对活跃的文学现状，阅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后进行品评，他们的批评文字也同样是鲜活、灵动，其中让人读到的，不是严肃的论述和理论高调下的归纳，而是体现着对作家的感情，对艺术的敏锐，眼光、态度，认知、质疑，让人读来亲切可感，即使我们对批评对象所知不多，但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批评文字中得到启示，获得教益。鲁迅评叶紫、柔石、殷夫等人的创作，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茅盾评鲁迅小说，李健吾评巴金创作，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典范之作，他们的批评文章有时甚至可以当一篇散文作品欣赏。作为更为“职业”一些的批评家，李健吾的批评文字为后人更多评说，对当代批评家更具参照价值。他轻松灵魂的笔触，指直要害的穿透眼光，优劣得失的中肯评价，率直与坦诚的对话姿态，让人感受到文学批评独特的魅力，读他们的批评文字，真正让人知道为什么批评可以称得上或应当是艺术天堂里的“第九个缪斯”。
可我们还要回到现实中想想，为什么前辈大师的批评文字可以那样令人心动，而我们今天即使是写一篇关于李健吾批评风格的文章，也必须符合要求统一的“论文格式”，比如“关键词”的提出，引文注释的必需和罗列，字数的规模甚至文章的结构，等等。批评的特质还如何能够得到体现？而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著作出版社的“规格”等等指标，更让批评的当代性、灵活性失去保持和彰显的机会。
其实，对以上问题的诟病早已见诸于很多身处其中的学者们的质疑，但在权威的、庞大的学术评价体系面前，这些问题的发现和指出不过是一篇杂文的素材而已。对此重大的命题，不是我们能评价和修改的。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我觉得至少有些“份内”的话题可以讨论。如当代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设置，作为文学史的“当代文学”是否应当和其他以经典作品构成的文学长河等量齐观，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是否应当有“格外”的评价标准，文学理论、文学史、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是否能够在学术标准上有所区别，应当由从事这一职业的批评家和学者提出或发出呼吁。从可行的角度讲，应当有效地将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同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进行分野。当代作家作品评论应当以“小文章”为主体，应当将批评家的艺术感觉、追踪热情以及对文坛现状的熟悉程度视作批评才能的一部分指标。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套用其他学科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批评另有它的生命力。其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当代批评界，有人以理论研究见常，有人专致于文学史研究，也有人活跃在作家作品的批评活动中。将这样的一群人都视为同行，因学术特性与兴趣差异而做出成就高下的评价，有时显得很不合理，也使当代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活力，成为教材写作的某种延伸，让人望而生畏，对作家创作失去引导力和启示作用，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交流，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和制约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这只是一个并不那么学术的小问题，而且我最终也不敢和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但我自认为问题本身是存在的，值得言说的，如果能引发一点讨论，从而推动文学批评理想景象的呈现，那一定是深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