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在哪里？世界应当如何在笔下展开？这些或许对别人来说很初级的问题，在我这里却变得很艰深。我带着这些问题，重新打量周围的世界。这里我所说的周围，是真正的周围，是生养我、承担我的生命的周围。说来也真是好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有余，我才真正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奇的，这种神奇，具备了飞跃边疆的可能性。
将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的对比，就会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以石头为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石头是个重要的意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索性原本就是一块石头。石头，作为大地和自然的象征，可以成为生命的开端，同时，它们承载了石头的灵性，成为一些获得奖赏的生命，演绎的是一番传奇的故事。而在西方却是截然相反的。在《圣经》里，罗得的妻子因为好奇，又或许是贪恋，回头看了一眼变成废墟的索多玛城，于是变成一块石头。这里的石头，坚硬而冷酷，它是一个惩罚的结果，是生命的终结。《圣经》里再也没有提及这块石头后来怎么样了，它就算是信了上帝，恐怕也于事无补了。
西方有雕塑的传统。他们把石头雕成神的形象，摆放在教堂或者宫殿里。关于雕塑，西方有这样的说法：当一个雕塑家把石头雕成一尊塑像的时候，他其实所做的，是把那个原本就在石头中禁锢着的人，解救出来。这个说法倒可算是赋予了石头几分神力。可是在中国，石头被天然地置于园林和庭院中，人们不需要通过雕琢成人形，就可以看到石头的生命。可见，中国人的想象力，从来不会受限于轮廓和边界。
还有一个关于石头的故事，在中国和西方有着极其相似的版本。那就是愚公移山和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两者看似相同，其实却大不相同。愚公移山，山石都有灵性，万物受天神的支配，他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反复劳动，最终打动了天神，天神遂帮他移走了山。所以“愚公移山”这个成语中，“移”字用得非常精妙，它有一种轻易，有一种神奇，因为愚公真正要移动的，并不是山，而是天神的意志。但生在西方，与愚公有同样遭遇的西绪弗斯，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推石头上山，原本就是作为一种惩罚，冥王又是绝顶冷酷，不可能转变心意、改变自己已经作出的裁决。
所以同样在运石头，西绪弗斯是绝望的，但愚公却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正是一种中国式的神奇，它赋予了万物灵性，也让世界变得柔韧、通达，没有真正的绝境。在没有绝境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在一切事物上寻找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成为我们运用想象力试图抵达的地方，但可能性之无穷，又是我们运用全部想象力，都无法抵及的。
万物有灵，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决不是在重复陈旧、腐朽的宗教理论中那种消极教化的观点，“灵”是一种活跃的能量，是一种承载了记忆和未来的生命气质。一个看到万物有灵的作家，并不需要在小说中写出万物的灵，他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将万物的灵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那些缝隙里，使之随处充满着萌发的迹象。一篇小说，就是一个盛纳生命的容器，但倘若在它的里面，只有茂盛的树木，没有种子，那未免太拥挤了，失去了自由的呼吸，不会是好的小说。
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写的《沉默之子》，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评论著作。他通过对西方当代小说具体文本的研究，指出“当代小说是沉默之子”。在我看来，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的小说应当是更加沉默的。在那些留白和缝隙之间，将要破土萌发的种子，以一种可以忽略不见的微小形态存在着，没有人知道它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它用沉默的方式，与那些已经长出固定姿态的喧嚣的树木对峙。它的力量在于它没有释放任何力量。它的力量在于它要你等待，逼迫你想象。中国小说翻译成其它任何一种文字，文本都会增长许多，可是即便再长一些，也无法言尽原来文本的含义。这是因为，有许多沉默的种子，藏匿在中国的方块字之间。它们之上所包含的记忆与未来，可以占满所有有限的空间。
我必须感谢西方小说，如果当时没有读到它们，我或许根本不会开始写作。然而，是中国的生活教给我，该如何继续写下去。与开始相比，继续更难，除却因为这是耐心和勤奋的考验之外，还因为，现在的这位老师，要更加沉默。它想要教给我的东西，像万物的灵，像静定的种子，躲藏于一排排方块字的背后，等待着在我的笔端萌芽。
原载2009年11月3日
灾难与文学的断想
谭楷
有关地震题材的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眼下统而言之，叫它“地震文学”。若不是“5·12”汶川大地震，我们不会如此关注有关“地震文学”的话题。
其实，只要沾上“文学”二字，就不好让“地震文学”成为“计划单列城市”，在文学国度内搞特殊。自然灾害中还有洪水、火山爆发、旱灾、冰灾雪灾，还有最近把台湾地区折腾苦了的莫拉克台风。如果单列出个“地震文学”，就要单列出“洪水文学”、“火山文学”、“旱灾文学”、“冰灾雪灾文学”和“台风文学”。愚以为，把它们列入灾难文学比较妥当一些。反映战争，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的作品，也应属于灾难文学的范畴。
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的最初半个月，我头晕目眩，处于混沌状态。我当时有个感觉，就像是演《窦娥冤》进入角色，哭得天昏地暗，观众听不清台词。当时读到许多催人泪下的新闻，我就想，文学是不是要跟新闻较较劲，比一比谁更会放催泪弹？后来想想，不是。
多地震的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出了个地球物理学家寺田寅彦，同时又是散文大家。他的名言“天灾总是在人们将其淡忘时降临”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直到百年后的“5·12”，才被中国传媒广泛引用。
今年7月，我聆听了二十五名中科院院士专家在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他们强烈呼吁：我们付出了十万人生命的惨重代价，付出了8900亿元的经济损失，这一笔学费不能白缴啊！我们要让中华民族的子孙，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都记住那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国歌》像一位智者，一位永远清醒的老人。我们的劣根性，被他明明白白道出来：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当年，富有远见卓识的开国元勋，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就是要时刻提醒我们居安思危。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震在熊猫之乡》序章是“国歌永远清醒”，我没有在放催泪弹上下功夫，我力求能写出一些眼泪之外的反思。
由此，我想到，面对大灾难，文学不是庆功大会的总结，文学更不是作秀。文学是什么？是良心。我将《大震在熊猫之乡》的写作，当做我的“良心工程”。
平时，一座山看不出什么。若是突然遇地震，造成大滑坡，半匹山塌陷，地质学家会看到若干亿年前地壳变动的痕迹，考古学家或许能看到史前文明的灰烬，那一座山的层次因地震而暴露无遗。
在卧龙，睡进地震棚，心中念叨得最多的是杜甫的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自经丧乱少睡眠，常夜沾湿何由彻。”写战争灾难，杜甫老头让我五体投地！
写地震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妨回顾一下俄罗斯作家的战争文学（也是灾难文学）作品。
比如写二战，最初是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那样的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英雄主义写了十年之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将笔锋转向了普通人，写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的退伍军人，领养了一个孤儿的故事。这个普通人，也是英雄，他笨拙的手为孤儿缝补衣衫并不亚于任何英雄的壮举。后来，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让我震撼得几天睡不着。几个女兵都是英雄，但她们都是姑娘，全都牺牲了。英雄的价值与生命价值孰轻孰重？
再后来，拉斯普京的《活着，但要记住》居然写了一个逃兵，让我这样的习惯于读英雄的中国读者难堪。难堪之后，你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战争与自然灾难，突然把人推向了漩涡之中，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是，生还是死？在描述生与死的故事时，人性，这个永远绕不开的核心，考验了古往今来的所有作家。
绕了一大圈，才悟道，其实不存在什么“地震文学”。
即便有“战争与灾难文学”这个大框框，把故事剥离到最后，还是人，人性。
在《科幻世界》当了二十五年编辑，脑子里不知不觉就装了一大堆“宇宙灾难”故事。记得有一篇小说《灾变》，讲人类在灾难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悟出了一点道理，人类因灾难而进步。
今年早春，我看到在北川县城的大地裂缝中，已长出一蓬蓬绚丽的野花。其实，我们的人类史就是大灾难裂缝之中的生存史。
想到地球的孤独，想到生命的脆弱，想到地震中罹难的亲人，想到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再看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的大熊猫，我突然觉得大熊猫换了一副表情。
原载2009年11月7日
感恩我的民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1983年，在《民族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后，我一直在写文章，写我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也翻译别人的小说和散文、诗，或者评论文章，从来没有过太大的奢望，却也从不舍得丢掉那些可爱的文字，包括规规矩矩的方块汉字，及曲里拐弯的阿拉伯数字，几十年过去了，也不觉得自己活得枯燥，就像天山中一处有水的阳坡地，冬天沐浴南去的阳光，夏天沐浴山顶冰川融水，在一片自己的绿草地上放牧自己的牛羊，平静中自得其乐。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倒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运气好，或者写了几篇还算可以的作品，而是因为我生命中有很多爱护我的人。他们中有我的亲人、我的师长、朋友，有曾编辑过我的作品的人，或阅读过我的文字的人。哈萨克族有一句老话：人靠人得福。这是我多年内心的铭刻，几乎成了我的文学信仰，也是我多年的人生经验。直到今天，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的靠天力发达的人。一个人的风景，无论是财富，还是才华，只有靠人欣赏和赞美，才是真实的、有意思的，或者说是完整的。那天，得到我的小说集《黑马归去》一书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给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武红女士发了一条短信，对她表示感谢。她是最早对我阳坡上的那片小草地表示赞许的人。后来有了更多的人，包括读者和“骏马奖”的评委们。他们的赞许，让我这本单薄的书的扉页上多了一颗星星。就像小学生做作业，得了一朵小红花一样。我知道，这朵红花对我意味着什么——人靠人得福。
事实上，在这本获奖的作品集里，我想描述和表达的，确实都是我对“人”的感恩之情。这种感恩之情，不是我自己捏造出来的，而是来自我写作背景中的哈萨克族人。作为一群有着共同心理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写这本书的可能。他们的语言，他们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他们对生命世界曾经拥有的美丽信仰，他们的包容与深情厚谊，以及他们拥有过错之后动人的忏悔，他们朴素的生命哲学，他们面对艰辛时的无声的勇气，让我对他们心存敬畏。我写作的时候，甚至没有用心去刻意捕捉，他们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我的文字中。这决不是狭意上的个人体验。因为，我一直坚信，我的民族教给我的一切，属于人类，只是他们的表达更多地带上了自己的色彩，就像爱尔兰人跳踢踏舞、墨西哥人弹吉他、阿拉伯人跳肚皮舞，或者别的、别的……民族一样。我想，这也是我成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所引以为荣的——用文字寻找人类的“普遍关怀”。不求宏大，但求朴实；不求华丽，但求真实；不求虚幻，但求忠实。我们所有的感悟，都应来自所有活过的人给我们的启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叹息。
一个人获得了某种奖励，固然是件好事，但也会有一些压力。就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了奖励，一时感觉很好，得到了被承认和认可的快感，但要坚持下去，再继续往前走，可能就很难了。我想我往后要做的事，依然是要沉下心来，继续咀嚼文字，方块字和阿拉伯数字，一口一口咽下去，无论酸甜苦辣，先自己品尝，一个人一生中能品尝文字的时光并不多，既然自感幸运，就多品尝一些。人靠人得福。我的草地和牧场，肯定还得靠阳光和高山雪水的滋养。否则，我的土地就将因干涸而皲裂，牛羊就会远离，就会变成一块没有孩子玩耍的、永远是冬天的枯死的花园。
原载200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