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却从广州方面得到了最大一笔捐款，20多万。这全承批评家谢有顺兄张罗，都是动员身边的朋友凑集起来的。友顺自己捐了3万。他的3万还带了个3千的尾巴。是他一个朋友捐的，但坚持不要名字出现，就挂在谢的名下了，友顺在博客中对此有专门的说明。从有顺处得来的捐款中还有诗人舒婷、福建女作家林那北（北北）、青年作家张悦然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朋友。此外不认识、看了《倡议书》捐款的共有三位，有两个朋友各捐了5000元，可能并不是文化界中人士。另外，上海一个IT界的朋友叫陶峰，一次来成都，我们还见了一次面，我请他吃了一顿很随便的饭，感谢他也很慷慨地捐给这个账户5万元。也就是说，捐款主要是四个来源：一是我们发起的那一笔；再是友顺、舒婷他们那边集中的20多万；再就是北京那几个朋友的捐款和社会朋友的慷慨。今天，《燕赵都市报》的记者从阿坝州教育基金会拿到一个具体的数字：77万。
每一个捐款者都拿到了基金会出具的正式发票。有两个看到《倡议书》自动捐款的朋友，没有地址与联络方式，他们的发票至今还在我手里，总额1万块钱。地震发生后，阿坝州除汶川外，还有茂县、黑水、小金、松潘、理县等多县受灾。阿坝州各级机关干部大部抽调到受灾县、下到乡村一级参与抗震救灾；留守机关的人员事务繁巨。教育局面临灾区学校损毁严重、大量学生需要异地安置等任务，更是人手紧缺，加上交通阻断，我们一时间不能拿到捐款发票。后来，是我驾自家车绕道一千多公里，两次专程去阿坝州首府马尔康，从基金会开出发票，带回成都；再分寄给各地支持了我们的朋友们。所以如此，因为我和阿坝的关系，理所当然由我在其中穿针引线，我只认为这是做成一件事情的因缘，是我天然的义务，而不认为是一个沽取名利的机会。
这是捐款募集与到位的情形。使我比较有心理负担的事情是在后面。前面说过，开始这个活动时，是凭以往的经验，这笔钱大致可以盖两所希望小学式的乡村小学校了。但震后，灾区重建规划中，学校建设已经有了新的方式。质量的提高等等不讲，重要的是教育布局的调整，过去那种村小基本没有了。都以乡镇为单位相对集中，建中心小学。这种学校的规模一般有十几个班，小的也有三四百学生，其中将近半数的学生在学校寄宿，几十个教师，运动场、宿舍、食堂等等设施配套齐全，投资起码在千万以上。这种规模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原来的想法几乎没有了实现的可能。
去年的8月份吧，一个志愿者团队，在成都附近的建川博物馆搞了一个针对灾区小学生的公益活动，邀请了四川一些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和学生共同完成不同的文学艺术活动，比如写诗，比如做雕塑，等等。博物馆馆主樊建川是我和麦家的朋友，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一方面参观他草创并开展的地震博物馆（正式的地震博物馆已在一周年祭日开馆），一方面和学生一起参加这种游戏性的艺术创作活动。除我和麦家，工作并生活在成都的建筑师刘家锟、雕塑家朱成、诗人翟永明、画家何多苓等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其间休息时，和家锟谈到了我们进退两难的捐建事宜。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广州有一家地产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基金会，找到家锟也想在灾区做点什么事情。他说，看看大家合力能不能建成一所学校。承他费心，和广州地产公司方面沟通，不几日，那边就来了人，来商量这件事情的可行性。那时，去汶川的道路还非常艰难。是一个大雨天，我们一共开了三辆越野车去实地考察。汶川县教育局还派了一个副局级调研员陪我们一同前往（那时该局有部分工作人员在四川财大异地办公，主要负责安排接洽灾区学生异地安置就读等事项）。除我之外，还有广州公司基金会的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锟和他建筑师事务所的人员，另外还有几个学建筑的志愿者，他们的意愿是如果我们建校的事情能够实行，他们将做义工在工地负责技术监督等工作。那天是从震中映秀旁边的水磨镇到一个叫三江的乡。考虑是距震中近，乡小一点，所需资金规模相应也会小一点；第二是，距成都不到100公里，如果学校可以建成，将来再要帮助做什么事情来去方便。实地考察之后，还跟乡政府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和学校校长见了面，并了解了三江重建的整个规划情况，因为学校的规模位置等也在这个规划中间。经初步测算，要建成规划中的这所乡中心完全小学，资金量应在1200万到1400万之间。
考察回来后，我们这边也有较长时间的磋商。因为这个公司的基金会，当年的经费在与我们接上头时，已在灾区作了几百万捐助。马上要安排资金一时有些困难。但最后经我们，和家锟的事务所，和基金会，甚至和拟议中要为我们做义工的志愿者方面几经商讨，电话、电邮往返，拿出了方案，除我们原来所捐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广州那家公司的基金会出，设计由刘家锟的事务所免费做，并反复磋商出一个各司其职的方案。
但这个计划最后也流产了。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有自己的节奏跟方式，既包括工程进度，也包括资金投入到位的阶段；但在灾区情况又有变化，原三年重建计划要提前两年完成。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所做的方案并不能与政府的时间表吻合。而公司的资金投入也是分时分段的。其实，这时灾区的情况并不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资金缺乏，特别是学校这样的重建项目，有实力的捐助者很多，政府的投入也很充足，加上汶川县是由广东省援建，资金投入力度更大。所以，后来这个计划流产，跟我个人也不无关系，就是在还有可能进一步努力争取的时候没有更加努力去做。原因是担心这件事情不能在政府要求的两年重建时限内完成。因此，到去年年底时，就正式结束掉了。为此，至今对刘家锟兄、对广州的朋友深怀歉疚，他们是热心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是我的沟通协调能力太差，以至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顺便说一句，所以没有公开广州这家公司的名称，也是基于一个顾虑：那就是如今的社会风气下，很少有人能以善意揣度人的活动，所以，一旦公开名字，怕把别人、特别是一个机构牵扯进一个莫须有的漩涡之中。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至今那70多万还放在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账上。初步的想法是用于那些重建后的学校的软体建设，比如图书馆（室）、多媒体设备等。但作这种装备，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当然也还有重灾区之外的一些地方主动来联系，他们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只是程度较轻，未被列入灾区，所以资金稀缺，希望把这笔钱投到他们那里，但这又有一个当初的捐款者意愿的问题，好像也不太恰当。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操作上，我还觉得也对不起麦家、杨红樱和所有捐款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好多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也推翻了过去的经验。首先就是灾区学校重建的方式、规模、教育布局更合理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各界投入的巨大资金，都远远超乎于我们的预想。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一件我们所有人应该为之高兴的事情。最近，又把差不多所有灾区重走了一遍，普遍反映就是，灾区重建后，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之于过去起码提升了十多年。也就是说，重建后的灾区，按过去的发展速度，可能要十多年后才会达到今天的现状。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做过多年的乡村教师，想想当年我执教的学校，看看今天正在平地而起的那些崭新的学校，我的这种感受更为深刻。其次，民间与志愿者的种种行为与意愿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与方式，如何与政府的运作协调对接，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民间力量要充分动员起来，并产生最大、最优的效果，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需要学习，都需要积累经验。一句话，仅有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能力；仅有行动能力也许还不够，还得有一种机制保障不同力量的汇聚与对接。
本来，我的募捐记就想写写这方面的一些感受，想来，这样的思考对于将来想到做此类事情的人或机构，对我自己，至少是有一点建设性意义的。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并不是第一次参与公益性的活动。但这些活动怎么产生最优的结果，是每一次参与后都会引起思考的问题。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却要以这么一种辨白的方式来完成这段文字。但是，毕竟向社会、向公众作出说明，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特别是因为我与阿坝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好像更应该作些说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心中悲凉，我也不会说觉得受了多么大的冤屈，我想说的是，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的任何行为都想象得蝇营狗苟，不是每一个人都怀疑别人每时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盘算，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某个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觉得有天然的权利随时随地对别人进行审判。这种审判有一个风险，那就是这种行为弄不好也是一种自我审判。是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完美，但我想，至少是对这个社会贡献了一点善意；至少证明这个社会，世道人心并不完全是一团黑暗。
原载2009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