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说：“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永建二年（127年）班勇被迫离开西域后，《西域记》自然也就绝笔，从此范书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源，《西域传》的有关内容，难免缺失或含糊不清，使人难知究竟。可以肯定地说，东汉此时对西域已恢复或重建了统辖关系。被班勇击败逃逸的呼衍王虽曾卷土重来，在伊吾一带骚扰，并对车师后部进行报复，但已无力挽回其颓势，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人至蒲类海出击，击溃匈奴骑兵，诛呼衍王，再一次取得重大胜利。“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乂安。”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匈奴势力退出天山南北后，新的矛盾复又凸显，分散的绿洲各国，以强凌弱、更相攻伐，影响着社会的安宁。为加强对绿洲城国特别是南道诸国间的协调和领护，东汉曾通过敦煌太守调整驻守西域的机构与人员，除在车师重置戊己校尉外，西域长史则移驻于阗。
永建四年（129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132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磐发二万人击于阗……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
于阗和拘弥在西汉时均为南道大国，势均力敌，后于阗益强，而欲兼并拘弥，战祸不断，随之西域长史亦卷入争端。元嘉元年（151年）长史赵评病死于阗，拘弥王成国与于阗王建一贯不和，扬言赵评为建所害，新任长史王敬在拘弥王主簿秦牧鼓动下，贸然杀建，造成混乱，王敬也为于阗人所杀，继立建子安国为王。值得注意的是，王敬从敦煌来走马上任，只带左右随员，并无多少士卒护卫。难道前长史从柳中移驻于阗时，也没有汉军随行？从各种迹象看来，并非如此。原随班勇至柳中的汉军，后来很可能一部分划归驻于车师的戊己校尉统率，还有一部分随长史调至南道于阗、精绝诸地驻屯。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反映汉晋之际有不少被称为秦人的汉人与当地居民杂居，以务农为生。他们很可能是汉末屯田士卒或其后裔留居于当地者。1959年在尼雅曾发现“司禾府印”，证明该地确曾存在过屯田的管理机构。按有关资料推算，时间应在东汉晚期。在这里屯垦戍边的田卒，没有理由说是从敦煌直接派遣，而有可能是随西域长史南来。有关史料证明，公元2世纪50-70年代，东汉政府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吏，还有效地忠于职守，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在西域长史的领护下，有的仍持续进行着防御匈奴的军工建设，制作于桓帝永寿四年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在此刻文近处，又刻：
淳于伯隗作此诵。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很可能就是供职于龟兹城国的汉官，他率领从内地来的秦人（汉人）孟伯山等作列亭，即系列的亭隧、烽火台，作为防御匈奴的军事设施。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和，遂起兵作乱，围攻汉兵屯田的且固城，杀伤吏士。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匈奴，将乱西域，乃宽宥其罪，阿罗多乃向详降，反映即使在与匈奴关系比较密切的车师后部，仍在汉朝的掌控之中。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等国兵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上引凉州刺史出兵讨伐疏勒事，与陕西博物馆碑林所存《曹全碑》略有差异，后者称：“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对这两种不同记述，马雍先生在《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一文中，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比较，指出立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文，更符合历史实际，疏勒王和德（即和得）“杀父篡位，不供职贡”，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西域戊部司马曹全、西域长史张晏等率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共三万余人，大规模地进行讨伐，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和得归降。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戊部司马、西域长史正接受凉州刺史的指令，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在汉朝统辖下的西域诸国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等，也都接受调遣，参加统一的军事行动。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阗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上述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各发兵至拘弥，显然二人并非处于一地，从柳中已南迁于阗的西域长史，不会再回车师。在王敬事件发生后，也不可能再驻于阗，新的驻所在哪里？最大的可能是在精绝、楼兰等地，这里处境安全，与敦煌联络方便，直接可以接受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的指令。至于驻在车师的戊己校尉，现在能见到名字的就是董卓，他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或稍后，曾任此职，并与车师王室关系亲密，故史载“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献帝初平二年（191年）侍子在长安犯罪伏法，董卓大怒，还专门为他报仇。
时西域诸国内部虽常有纷争，互相攻伐，但对东汉朝廷却是积极地履行着臣属的义务：派遣侍子、职贡如常。换句话说，东汉朝廷仍持续地对西域进行着统辖。建宁五年（172年）灵帝祭原陵时，西域三十六国侍子还曾参加浩浩荡荡的扈从队伍。建安七年（202年）“于阗国献驯象”，奉行服属之礼如常。从上述礼仪制度看，东汉朝廷对西域的统辖，一直延续到汉末为止。
当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熹平以后，凉州兵乱不止，中原与西域来往受阻，关系乃渐疏远。东汉朝廷岌岌可危，无力西顾，与西域各地只是保持形式上的贡赐关系而已。
东汉后期统辖西域所以能出现比较稳定的局面，匈奴衰落、大举西迁是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而班勇出屯柳中，有效地展开一系列的活动，重开了西域稳定、统一的局势，并为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其能长期延续近百年之久。从而使丝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再现热潮，《后汉书·西域传》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正是这一情景最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