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东汉政府决定重新夺回西域，派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余人出屯柳中。次年正月，班勇先至鄯善，招降了鄯善，随后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降。于是班勇调集各国步骑兵1万余人，进攻车师前王国，击败了盘踞在此的匈奴伊蠡王，收降车师前部5000余人，重新打通了北道的咽喉。
班勇，字宜僚，班超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真正能继承父亲志向和作风的是小儿子班勇。他生在西域，长在西域，直到替父亲送告老还乡的表章才回到故土。
他秉承其父之志，代表东汉政府，在开发西域、团结西域各族人民反抗北匈奴的侵扰等活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少有父风”的班勇在东汉对西域的“三通三绝”历史过程中第三次通西域，故被人认为，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然而长期以来，班勇的个人成就一直掩盖在其父班超的光辉之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东汉初年，西域的政治形势十分混乱。早期西汉王朝凭文治武功建立的西域诸国对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早在王莽乱政时就已被打破。北匈奴的势力十分强大，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北匈奴屡次侵犯东汉边境，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从公元91-107年，班超经营西域完全成功，重新稳定了西域的形势。但继任的西域都护任尚，未能遵循班超的“宽小过，总大纲”之诫。不出几年，北匈奴统治者重新进入西域地区，而东汉政府面对困难与挑战，竟“以其险远，难相应赴”为由，诏罢都护，主动放弃了西域。
时东汉朝内高唱投降之调，缺乏西汉时期那种奋勇进取之精神，在西域事务上遭受一些挫折与失败后，从上至下朝中大部分官员都主张“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在他们看来，西域“险远，难相应赴”，“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面对如此短视之见，班勇挺身而出，积极支持敦煌太守曹宗之议，力主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但这一建议却遭到朝中诸大臣的反对。《后汉书·班梁列传》载：“永初元年（107年），西域战乱，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原来，永元十三年（102年）班超离任返京，戊己校尉任尚接任都护，此人性格暴躁，待人苛刻，上下失和，遭致当地群众的激烈反对，延平元年疏勒诸国出兵围攻任尚，平息不久，原骑都尉段禧继任都护，复遭龟兹、姑墨诸国反对。道路远隔，救援不便，“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朝廷命班勇随其长兄屯骑校尉班雄、骑都尉王弘等迎西域都护府官吏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返回中原，时任军司马的班勇可能即在班雄军中任职。
永初元年（107年）撤回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当时河西一带羌人起事，从西域调回去的官吏士卒，都转入凉州。元初二年（115年）长安形势紧张，班超长子屯骑校尉班雄受诏护卫三辅，“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班勇这时应仍在班雄军中任职，随调长安。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载，自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撤出西域都护府人员后，北匈奴的势力卷土重来，他们不仅残酷地掠夺西域各绿洲诸国，还胁迫他们共同出兵扰害河西。于是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兵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安集诸国。车师前王、鄯善王皆来归附。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旋即攻没索班，赶走前王，控制北道各地。
鄯善王告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请求朝廷批准出兵五千人进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但这时东汉朝廷经长期与羌人各部作战，府帑空竭，朝廷诸大臣放弃西域的论调甚嚣尘上。
时邓太后主政，班勇姑母班昭不仅常至宫中为太后讲授经史，还参与政事。由于往来频繁，邓太后对班家情况了解甚多。“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召诣朝堂问之。”在这国家决策的高层会议上，破格参会的班勇显示了他熟读经典，通晓史事，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力挽狂澜，对种种奇谈怪论，作出了有力驳斥：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于是开通西域，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
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从班勇这段精彩的上议里，可以看出如下三点：
一、班勇经过其父的教导，熟悉汉朝统辖西域的过程，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汉武帝联络西域“断匈奴右臂”的决策表示肯定，而对东汉初期，光武帝“未遑外事”，置西域事宜于不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表示了不满和委婉地指责。班勇顶住压力，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恢复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首先，西域诸国役属匈奴之后，“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早在东汉光武帝即位时，西域诸国就“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如今，自东汉王朝放弃西域，已数十几载，匈奴对西域诸国的剥削压榨必甚于以往。人心向汉，“思慕汉家”乃是东汉政府能够恢复对西域统治的社会基础。追溯往事，班超率三十六人及以后的班勇率五百人出关，都建立了卓越的功业。这是因为他们的后面有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愿望，前面有西域诸国脱离北匈奴与汉交通的愿望，班超班勇的智谋和勇气能够恰当地使两个愿望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而班勇的过人之处，则是看到了这股巨大的力量。
二、班勇指出，若东汉政府坚持放弃西域，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居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设若东汉政府“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必）弱则为患微矣”。果若如此，东汉政府一则无边害之患，二则不必因恐惧而尽闭河西之门，断绝与外界交往联系的一条通道。同时，班勇又指出以往政府管理西域之时，必将派驻官吏，如此，一可“为胡虏节度”，管理西域各国，并共同反抗匈奴侵扰；二可“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调和各民族间的关系，使其友好相处。
西汉以来，社会稳定，中原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如《汉书·西域传》所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疆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汉朝统辖西域，“无取于彼”，并不向当地收取租税以贡献朝廷。相反汉廷为西域事宜要开支大量费用，直至东汉财政困难时每年仍需拨付“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而匈奴视西域为物资供应之府库，“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残酷榨取，遭到绿洲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因此西域诸城国“思乐事汉”，“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他认为在匈奴严重压榨下，诸国皆怀愤怨，而乐于接受汉朝统辖。班勇自幼在西域长大，深谙边情，体恤当地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对形势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析。他深知西域各绿洲城国皆“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故屡请汉朝派遣都护，后所以发生祸乱，乃因某些官吏（如任尚之流）施政苛察、侵扰百姓所致。他注意西域各族群众的合理诉求，为使社会稳定，广大人民安居乐业，正告朝廷必须纠正西域某些官吏之不当行为。
三、班勇针对东汉政府关心的财政问题及普遍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告诫东汉政府“今若拒绝，势必归北属，夷虏并力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若真如此，东汉政府何必“拘屯戍之费”而置自身于连绵战火之中呢？当然，东汉政府放弃西域是以其难供为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若真正放弃西域，匈奴势力则可趁此壮大起来，凭此便可攻城略地而无所忌，则东汉王朝边境必将烽火连年，浩繁的军费开支对本不乐观的财政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形势将更为严峻。而通西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则无财费耗国之虏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
敦煌太守曹宗急切地要报索班之仇，提出大举出兵进攻匈奴的计划，班勇从实际出发表示反对：“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主张以团结争取的方式，联络西域，以统一行动共同对抗匈奴。“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班勇警告那些拘于费用而主张放弃西域的官僚们：“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此北虏遂炽……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西域的归属，关系到河西的稳定，以至汉廷的安危，班勇言辞有理有据，虽然获得邓太后的认同，但迫于“放弃”派的压力，仍消极保守，未能出屯西域，“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当此河西受扰、敦煌孤危的严重时刻，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紧急上书支持并完善班勇的上议：“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班勇提出的西域三策，切合实际，汉安帝刘祜选用中策：“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使这一屯戍基地一跃成为西域的政治中心。这标志着东汉政府正式恢复对西域的管理，同时也是班勇正式经营西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