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表明，林则徐和他的挚友魏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
除了前面说到的翻译外国书报之外，为了直接探访外情，林则徐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学习英语词汇，以应接见外国人之需用。
林则徐曾直接向英国人喜尔询问英国与土耳其的情况；他请为他诊治眼疾的美国人伯驾参与西方《国际法》的摘译工作；他还向英国人喜尔和孟加拉人沙结了解鸦片的种植、制造、品种和价格状况。这在视外国人为“夷人”的时代，敢于学习“夷语”，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是罕见的。
1840年，林则徐又命人从西方报刊上摘译评论中国的资料，编辑成《华事夷言》一书；由袁德辉和伯驾从瑞士人滑达尔1758年出版的欧洲近代国际法权威著作《国际法》摘译有关内容辑成《各国律例》，成了中国最早的国际法中译本，比美国牧师丁韪良1864年（清同治三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中译本还早了25年。林则徐还命人摘译了英国僧侣地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
尤其重要的是，自1839年下半年至1840年，林则徐亲自主持翻译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于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在伦敦出版的新书《世界地理大全》，并将其中译本定名为《四洲志》，这部世界最新政治、地理与国情著作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布朗牧师赠送给林则徐的。它的译著问世非同凡响，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探索研究西方——西学东渐之风。
由于国力的羸弱和清政府的腐败，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1年7月，受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戍边。次日林则徐离开居地镇海北上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从扬州赶来相送。8月两人在镇江相会，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全部翻译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叮嘱他根据这些资料抓紧时间编撰出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著作《海国图志》，以便中国公众及时开阔眼界，尽早了解世界。魏源早有此愿，当即郑重地接受了林则徐的嘱托。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金潭人。他15岁中秀才，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捐资为内阁中书。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52岁时才中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是清代与龚自珍齐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一生勤奋好学，著述甚丰。中进士前长期在江苏充任地方督抚的幕友，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时，魏源常至林则徐幕内磋谈兴利除弊事宜，协助林则徐处理公务，两人成为挚友。
1825年（清道光五年）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延龄延聘入幕，帮助贺延龄在漕粮改河运为海运，确保京师粮食供应上大获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经世”实践。魏源还协助贺延龄主编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1829年（清道光九年），他循例纳资为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内阁为清政府政令发出之所，典藏书籍极为丰富，魏源置身其中，博览群书，见闻日广，使他不仅更加熟悉和了解清代历史和典章制度，而且也领悟理解了其沿革与发展。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破了魏源的书斋生活，他坚决支持挚友林则徐的禁烟主张和抵抗政策，并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加了浙东地区的抗英斗争。因投降派昏庸误国，魏源愤而辞职。1840年9月，攻占定海的英军军官安突德在浙江海面上被俘，在两江总督陈銮幕府的魏源应邀到宁波军营审讯他，并就安突德口供，旁采其他资料，写成《英吉利小说》，魏源自此开始对英国有了初步认识，萌发了“师夷”的思想，也形成了他写作《海国图志》的初衷。
鸦片战争开始后，魏源在扬州密切注视着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和时局的发展，他理解林则徐的思想和正义果敢的禁烟措施，同时也为林则徐的个人安危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林则徐被投降派陷害、革职谴戍的消息传到魏源耳内，他义愤填膺，怒作《寰海》诗十一首，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投降派的血口诬人，指责战和不定和自毁长城的可耻行径。当他得知林则徐即将北上赴戍的消息后，立即从扬州赶赴镇江，看望阔别五年、时运不济的挚友，彻夜长谈，接受了林则徐赠送的《四洲志》和全部翻译外国书报资料后，面对挚友的郑重嘱托和自己师夷思想的即将实现，魏源激动感慨不已，他又赋诗两首，追忆这次难忘的志同道合者的会面。他不曾料到的是，这次会面竟是两人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海国图志》遂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和思想共鸣的结晶。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魏源得知消息后，受到极大震动。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因腐败而导致软弱，若不进行改革是难以为继的。他想通过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找出盛衰之由，兴替之渐，再提出匡时济世的治安良策，于是写就14卷的《圣武记》，为《海国图志》的问世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半年后的12月，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编撰成50卷本《海国图志》，这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历史专著是中国研究世界的开山之作，它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本素材，又参考了魏源自己搜集、友人支援的历代史志，以及国外的舆图、书籍和外国传教士的最新著作，补充了很多林则徐无法找到的资料编撰而成书，较之《四洲志》更为全面、系统和完善。
《海国图志》全书57万字，比8万字的《四洲志》增加许多内容，50卷本刊行以后，普遍受到社会欢迎。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由50卷本扩充至60卷本，文字升至60余万，书中增加了对海外各国的概况介绍，新书在扬州刊行。1852年魏源又亲自到澳门、香港实地考察，访求资料，继续将60卷本又补成88万字的100卷本，刊行于高邮。林则徐赠给魏源的有关鸦片战争的档案资料和组织翻译的《澳门月报》等国外书报资料，也都利用起来编入书中，在《海国图志》中分别注明“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和“邵阳魏源重辑”。
魏源在解释自己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时说：“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剥削，特别是它的东扩直接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并探讨了英国“兵贾相资”的海盗式贸易与致富政策，指出其原因是英国政治制度造成的，要对付列强的侵略，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只能学习它的长处来与之抗衡。
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思想影响下，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派开始出现并形成了后来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人物左宗棠主持重刻了《海国图志》，并亲自作序。另一位洋务派重要人物张之洞说：“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介绍，也给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要启蒙。康有为早年读过《海国图志》，22岁时“复阅《海国图志》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则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他还说：“魏氏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
林则徐和魏源不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甘落后、倡导新思想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