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学尚不深、位尚不高时，就以行为检点、为学勤奋而著称，这是因为他深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硬道理，并将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贯穿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曾国藩做事尤其崇尚有恒，称“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1）以一人之力试图扭转社会风气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了。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在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清政府，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清政府的福分，曾国藩如此的过分谦抑自咎，足以使人觉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曾国藩《湘乡昭忠祠记》中的一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抱负。文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贵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还游之远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鼓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诚”、“拙”二字，正是他自己所用来鼓舞人心与转移风气的特性。也是他做人所苦苦遵守的原则，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亦曾说到这点，对曾国藩的为人行事，大大折服：“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别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看了这番话，我们对于曾国藩何以能在天下动荡之时倡导群伦，创下这一番回天之业的原因所在，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了解了。
（2）“有恒”让曾国藩吃到了苦也尝够了甜
人的志向并不是一次就能立下的。所以才有“五分钟热血”的说法。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曾国藩则没有这样，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0月的《日记》中说：“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做事必不能成，戒之！”还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超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愈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曾国藩将有恒落实到行动中便是他坚持逐日检点。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样做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由上可以看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更是一个将大志落实到每一步行动中，并持之以恒的人，而具体的做法就是“逐日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