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冰鉴》是他一生相人、识人之术的总结。一说到相术，人们总喜欢与迷信联系起来。曾国藩的独门相术虽也有些传统相术的成分，但更多是通过这些成分表现出的精神面貌、脾气、秉性和所长所短来分析、判断一个人适宜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成就。正是依靠这套所谓的“相术”，曾国藩才发现、延用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1）广为流传的相术神话
曾国藩曾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人的评价。《见闻琐录》“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年）经许振祎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2）冷眼识尽天下英雄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袋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从容地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军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发现人才的本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的人才的价值。《韩诗外传》说：“在能人中推荐能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