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日本应如何对待历史问题时，中国人常常会拿德国做比较。的确，同样是在二战期间对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犯下滔天罪行国家，日本对自己的过去总是遮遮掩掩，甚至还时不时地用历史问题来刺激邻国。相比之下，德国却敢于面对过去，用“纪念失败”的方式抚平邻国的伤口。1970年，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的勃兰特访问华沙期间，出人意料地跪在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一举动震动了德国，打动了波兰，也感动了世界。在华沙的时候，我久久地站在这座纪念碑前面，无声的它仿佛在给我讲述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悲惨故事。
隔离区与和灭绝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特别是波兰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最为深重。1941年底希特勒做出“最后解决”（即进行种族灭绝）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之后，纳粹党卫军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为此建立了许多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在波兰，除了克拉科夫附近有名的奥斯维辛之外，还有一个不太有名的，它就是离华沙150公里远的特雷布林卡，建于1942年春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波兰是世界上犹太人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聚居就在克拉科夫和华沙。其中，华沙有犹太人35万，多半居住在老城区的西部。开始时，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于1940年在华沙建立了犹太人隔离区，在占地不到华沙城总面积5%的地方关押了占华沙总人口近1/3的犹太人。隔离区先用铁蒺藜而后用高筑的墙围起来，关进去的人数最多时达45万。里边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每天配给的食物很少，传染病流行。为了实施“最后解决”计划，从1942年7月起，德军决定每天都从华沙隔离区向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运送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火车运到特雷布林卡车站后，纳粹军官让他们下车，谎称淋浴和消毒衣裳之后再前往各自的劳动营。他们被分成男、女和儿童三队，脱掉衣裳（妇女还要剪光头发）列队通过一个特殊通道进入“淋浴室”，党卫军称之为“天堂之路”。然而，“淋浴室”里喷头喷出的却是毒气，结果的惨不忍睹是难以想象的。死去的犹太人的金银首饰和金牙被取下，然后就推进了焚尸炉。两个月之内，26.5万名华沙犹太人被送进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并被焚尸灭迹，在这过程中还有许多华沙犹太人因反抗而被枪杀或自杀。死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还有来自波兰其他地区和苏联、斯洛伐克、希腊等国的犹太人。到1943年4月，纳粹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就这样屠杀了87万犹太人，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华沙的犹太人。同年7月，由于东线战场局势的变化，为了掩盖罪行毁灭罪证，纳粹才把这个集中营关闭了。
华沙犹太人起义
关于二战期间犹太人，各种文字叙述的重点都在于描述前者所蒙受的苦难，而论及他们如何奋起抗争的却不多。应当说，由于种种原因，犹太人确实认命强于抗争。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过抗争，1943年4月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的起义就是一例。
残酷的现实告诉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与其像羔羊那样坐以待毙，还不如拼死一争，那样或许还有一丝生的希望，至少可以死得有尊严一些。根据一些文献的描述，早在1943年初，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就曾进行过四天有组织的反抗，在巷战中打死了几十名德国人。但是，规模更大的却是华沙犹太人起义，它从4月19日到5月8日持续了20天。这场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二千多名党卫军在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在4月19日这天拂晓时包围了犹太人隔离区，大肆搜捕犹太人。几万名犹太人躲进地下堡垒逃避党卫军的抓捕，一些手中有武器的犹太人还建立起小规模的游击队，总人数超过1500人。他们打一枪换个地方，以灵活的方式进行抵抗，如袭击党卫军，炸毁德军坦克，阻击前来增援的德国军队等等。德军虽然装备精良，人数占优，但在高楼林立的老城区里也是有劲使不上，犹太人和党卫军之间的拉锯战就这样持续着。然而，力量对比毕竟过于悬殊，急于摆脱犹太人纠缠的德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终于5月8日占领了犹太人组织抵抗的堡垒，起义失败，但零星抵抗一直到16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著名诗人米沃什曾经在起义失败的当年这样描绘犹太人隔离区惨景：“蜜蜂绕着肺的窝房筑巢，/蚂蚁绕着白色的骨头筑巢……屋顶和墙壁在火焰中倒塌，/热气侵袭着地基。/现在只有满是沙土的大地，/被蹂躏，和一棵没有叶子的树。”这次起义是英勇的，几百名德国人被打死打伤，许多坦克和军队被击毁；这次起义又是悲壮的，在最后一个堡垒被德军攻克之后，坚守犹太人要么自杀要么相互射杀以示对纳粹的最后抗争，一万多名犹太人战死。
将犹太人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德国军队不仅炸毁了犹太会堂，而且将所有房屋夷为平地，余下的妇孺老弱病残的犹太人或者就地枪决或者送往死亡集中营。从这以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就不复存在了。1948年，为了纪念在起义中死去的人，波兰政府在原隔离区修建了一个犹太人起义纪念碑。这座上半部为深灰色下半部为浅灰色的纪念碑位于一个很大的空场上，不算底下的台阶还有20米高，宽也有20米左右。它的正面是一组纵向的人物浮雕，表现的是犹太人英勇抗争。无论是手握有武器的还是赤手空拳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小伙或是姑娘，都有一幅视死如的神情。它的反面是一组横向浮雕，表现的却是一群妇孺老幼与其说是逃离隔离区还不如说是被送往集中营的景象，他们的神情是那样的无助和悲伤。这座碑的原料也非常特殊。据说，修建它的大理石是战争期间纳粹从瑞典运来的，原打算修建胜利纪念塔。德国战败后，这些石料被波兰人用来修建了这座碑。
勃兰特的那一跪
然而，即使在波兰，即使在华沙，纪念犹太人的碑或雕像都很多，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并没有什么名气。真正使这座纪念碑闻名于世的，却是西德总理勃兰特。维利·勃兰特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家，1957年任西柏林市长，1966年出任外交部长，1969年当上了政府总理。刚当上总理，勃兰特就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与波兰的关系。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他访问波兰的第二天前往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献花。按说，此举对于缓和波德关系已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可勃兰特并没有到此为止。献完花之后，勃兰特出人意料地跪在碑前的台阶上。那一刻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有记者手中的相机咔咔在响，只有天空中的雪花在无声地纷纷落下。这一历史性的一幕触动了德国人，感动的犹太人，震动了全世界。
在这座纪念碑前，勃兰特面对的是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和犹太人的可怕灾难，他内心产生了一种作为德国人而应有的负罪感。当然，他的感到负罪并不是因为自己手上沾有鲜血，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呼唤他至少以个体的名义去为正义为未来承担那些由德国纳粹所犯并玷污了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罪恶。这才让这位曾经与法西斯进行过斗争的勃兰特做出历史性的“华沙之跪”的壮举，用他自己的行动来促使许许多多的欧洲人用法律武器和刀枪笔剑加入到对反犹主义的追讨之中。1973年，在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勃兰特说：“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在国外从事反法西斯的斗争。但是现在我是西德的总理，我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觉得有道义上的连带责任。那天早上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觉得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有评论家说：“他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第二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原谅的还有德国，它重新得到了邻国特别是像波兰这样受它侵害过的邻国的信任，以“失去自尊”的方式赢回了自尊，1973年加入了联合国。
参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座碑纪念的不只是华沙犹太人的一次起义，还代表着波兰与德国之间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还见证了德国人如何“整体迷失”和怎样“回归欧洲”。德国和波兰，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屠杀和认罪，这些很难统一起来的历史元素，精细的德国人竟然将他们统一了起来，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构建了德国乃至欧洲的新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