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目标选择
转型国家的所有制改革主要有两种目标模式：第一种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种是放弃公有制，选择私有化方向。比较而言，第二种模式明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不可取的。只有第一种模式符合我国的国情，是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必须长期坚持的。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第一种模式，或者说，为什么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一定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流行的一般解释是，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这样的解释当然有其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本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这更是由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二、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趋势
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已经走过了25年历程，与转轨前相比，今天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也会随之展现出更新的面貌。
那么，所有制结构还会如何演进下去？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演进还会给所有制结构带来哪些变化呢？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何炼成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飞机模式”，又称“3∶ 4∶ 3模式”，即国有经济占30%，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好比“飞机头”；集体经济占40%，它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好比“机身”；个体私营经济占30%，它促使社会主义经济起飞，好比“机翼”。张卓元和潘石都认为我国所有制结构应实现“三三制”的格局，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各占1／3.郭冬乐等人预测，到2010年，国有工业、集体工业、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各占28 。 8%、39 。 7%、31 。 5%。齐桂珍等人按总产出预测，到2010年，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8%、35%和27%。其中，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分别占25%、33%和42%。王克忠等人则为公有经济设定了两条“红线”：第一条“红线”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为≥51%；第二条“红线”是指公有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还有一些同志也分别提出了与上述设想或预测大同小异的观点。
究竟如何把握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趋势呢？
首先，在笔者看来，我们对所有制结构演进趋势的预测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用计量经济模型作预测时，更要慎重。因为在用计量经济模型预测所有制结构演进趋势时，指标选择是否合理以及统计数据是否具有连续性、准确性和可比性，将直接影响着预测结果的准确性。而我们现在通过计量分析预测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趋势，面临的最大障碍恰好来自统计方面。这主要表现在历年来统计口径不一致，一些年份的数据如果不重新计算和调整，将缺少可比性，而重新对数据进行调整又需要其他相关参数作支撑，在相关参数不准确时，数据调整难免会有较大的误差。已有一些同志曾经对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趋势作过计量分析和预测，但笔者发现其中较少有和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实际轨迹相吻合的（包括上面提到了的一些预测结果）。当然，预测允许出现误差，但如果差距太大，就没什么意义了。笔者分析，这些预测结果之所以误差太大，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来自于统计方面的局限。本来，笔者也曾试图运用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模型来预测分析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趋势，结果由于上述统计方面的原因，只好作罢。其次，即使对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作预测，也应当是重“趋势”，而不是重“数量”。在所有制的数量问题上，我们有过太多的教训。从“一大二公三纯”，到公有制经济占2／3即是公有制为主体，现在再搞个 1／3或 51%的“数量”比例就是公有制为主体，这些“数量”标准的客观依据何在？究竟又会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其实，公有制为主体，关键是要具有真正的相对优势。说到底，我们必须树立起质量统一的新观念，更多地从公有制经济的相对优势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公有制是不是为主体。
最后，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趋势主要是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转轨的进程、速度、深度与广度。它决定各种所有制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二是所有制结构在转轨时期已有的演进轨迹。它决定各种所有制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我们只有认真分析和考察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才能正确把握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所有制结构进一步演进的趋势是：
第一，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上升。其中，国有经济将比集体经济下降得更多，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将比个体经济上升得更快。
第二，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将会有一个限度，以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这个限度难以人为地规定，只能由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其他公有制经济的内在质量来决定。我们既不能人为地规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具体数量标准，也不能人为地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数量标准。
第三，不同经济成分共同投资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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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此次出版时完全保留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原貌。
我对所有制问题的兴趣及其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学习。在学习《资本论》时，我写了一篇以《也谈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为题的学习心得，于1987年公开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所有制问题的文章。在陈益寿、杨干忠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撰写了题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新探》的硕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我继续探讨了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对所有制性质的决定有了新的认识。此后，我在工作中始终关注所有制问题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承担过多项与所有制改革相关的省级课题的研究，并于1999年4月出版了专著《公有制实现形式研究》。
2001年9月，我再次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蒙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厚爱将我收于门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重返母校，我倍感亲切，能在卫先生的指导下求学，我更是深感荣幸。一方面，先生的谆谆教诲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先生的严格要求和殷切希望又使我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以科学的方法、诚实的态度去面对我所要研究的每一个问题，这其中包括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再次想到了所有制问题。一是因为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所有制问题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二是因为我想利用写博士论文的机会，将自己前一阶段有关所有制方面的学习体会做一个小结。但我又犹豫不已。一是尽管自己对所有制问题有过思考，但体会毕竟不够深入，我担心自己的知识存量难以满足选题的需要；二是所有制问题既是理论上的经典话题，又是实际中的敏感问题，不仅与此相关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而且改革中对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也众说纷纭，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担心难有突破，更恐怕无所创新。
当我把准备以“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制度分析”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想法与疑虑一起汇报给卫老师时，却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于是，我打定主意，再次将自己融入所有制问题的思索与探寻之中，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拼搏，终于形成了博士论文的现在这个框架。不出所料，论文写得很苦，尽管我很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仍然不可避免。因此，论文虽已写完并顺利通过答辩，我仍忐忑不安。我希望各位师长和同仁提出严厉的批评和建议。
我深深地感谢恩师卫兴华教授对我的教诲。博士论文是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到写作、到最后定稿，都倾注了卫先生的大量心血。没有他的指导，我不可能写出此论文。卫先生的教诲不仅使我的理论研究受到更正规、更系统的专业训练，而且更使我明白了求学务真、治学为人的许多道理。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甚严，同时他又平易近人，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先生正直、严谨、民主的学风和对学生的爱护令我终生难忘。
在三年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间，杨瑞龙院长、黄泰岩教授、徐茂魁教授、李义平教授、于同申教授、张宇教授、邱海平教授、雷达教授给予我许多关怀和鼓励，陈益寿教授一直关怀和帮助着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王丹老师对我的帮助也是不容忘记的。
在博士论文评阅和答辩过程中，中央财经大学的闻潜教授、北京大学的陈德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温桂芳教授、中国证券业协会的马庆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益寿教授、黄泰岩教授、徐茂魁教授、张宇教授等对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谨此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我北上求学期间，湖南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商学院和教务处的同志们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亦深表谢意。
同时，我也十分感谢许秀江、谢富胜、李志江、陈春光、陈卫华等同窗给予我的帮助。
经济科学出版社吕萍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她的敬业精神以及对于作者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在此，谨向她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感谢妻子植英女士和女儿唐婧给予我的大力支持。
唐未兵
2004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