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人物的画像，冠冕堂皇地挂在祖庙的大殿上，千百年来一直享受后人的祭祀。由于御用史官的大事吹嘘，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为头上罩着光环、令人五体投地的神像。秦皇、汉武就是如此。今天我们不说秦皇，只说汉武。如果不是笔者特意加以介绍，举出铁证如山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你也许还不知道这位一向被恭维为雄才大略的大皇帝做人竟是如此糊涂，做事又是荒唐透顶。这只要举出公元前９１年那一场巫蛊之祸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四川人有一句常用的歇后语，叫做“两爷子（即父子两人）打架――胡豆（谐音胡斗，即胡闹之意）”。
那一场巫蛊之祸就是父子两人的一场大战，因为有佞臣从中挑拨，汉武帝刘彻与太子刘据之间产生猜忌，后来太子被诬谋反，双方兵戎相见，在长安城下大战三天，无辜军民被杀者不计其数，最后以太子兵败自杀而告终。
后来有人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经过查证，了解太子冤情，悔之不及，又为太子平反，修建一座思子之宫。在历代王朝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冤案中，这件大冤案可以算是最荒唐的一件。
都是迷信惹的祸
一个小老百姓，即使没有什么学问，只要他是正常的人，在做人、处事两方面，总会很理性地考虑问题，不会做出荒唐、出格的事。汉武帝一生穷奢极欲，大营宫室，酷好女色，迷信鬼神，自比黄帝，追求长生。他年纪越大，迷信越深，几乎沉溺到不能自拔的程度。正因为他迷信鬼神，就被许多方士愚弄于股掌之上，多年来修建高台或者派人入海以求神仙，炼长生不老之药与炼制黄金。做这些无用的事，不仅劳民伤财，浪费了许多人力财力，还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遗症，让许多装神弄鬼的人出入宫廷，扰乱了正常的宫廷秩序，造成一片混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汉武帝长期纵容，那些装神弄鬼的人岂能放肆到这种程度！到了公元前９１年，终于由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一场祸及深宫的巫蛊之祸。
所谓巫，就是一些装神弄鬼的人，一些迷信职业者；所谓蛊，就是一些源于迷信的整人害人的方法。在西南某些地方，有放蛊害人之说。据说是把一些毒虫放在一个器皿里，让它们互相吞食，最后活下来的毒虫毒性最强，用来害人，必然致命。又有刻木为人，写上仇人的姓名或生辰，加以诅咒，埋入土中，被诅咒的人就会病死。凡此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身负治国重任的大皇帝，不把时间精力用于探讨治国之方，却与一些佞臣、胡巫在一起大抓巫蛊之事，这种现象，实在可悲。
公元前９１年，武帝闲居建章宫，忽然发现一个男子带剑而来，他喝令左右拿下，但是那男子转瞬之间就不见了，到处搜捕，全无踪迹。他大怒，说是明明看见，为什么就抓不到，他认为门卫失职，一连杀死几个卫士。
后来更大搜皇宫、后苑，及闭城挨户搜查，闹得人心惶惶，搜索十余日，仍无所获。由于他迷信鬼神，认为既然抓不到，那就不是人，而是妖魔鬼怪。于是依靠佞臣、胡巫去寻求结果。穷追之下，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及子敬声，武帝亲女阳石公主与诸邑公主等人都有私埋木偶、咒诅皇帝的行为。廷尉杜周是有名的酷吏，为了立功，罗织成罪，锻炼成狱，牵连甚广。最后公孙贺等人死于狱中，两公主奉诏自尽。武帝并不认为处理过分，还赞赏一些酷吏破案有功。所有丞相遗缺，令涿郡太守刘屈 接手。这个刘屈 是汉王朝的宗室，一个很会奉承的酒色之徒，有１００个小老婆，１００多个儿子。
当时促成巫蛊之祸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武帝白天午睡时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许多木人手持大棒，劈面打来，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惊而醒。此时适逢一个佞臣江充入内问安，听说此事，一口咬定是巫蛊为祸。武帝叫他随时查办，他就得到一个敲诈钱财的好机会，领着几个胡巫，到处掘地捕蛊。一旦掘到木偶，不论官民贵贱，一律严刑逼供，勒令招供。有人重金行贿，幸免一死；大都无辜受祸，全家被害。其实这些掘出来的木偶，都是江充叫胡巫暗地埋藏的。在公元前９１年这一年中，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闹得人人自危。这时太子刘据已经成年，他为人忠厚，看不惯江充等人的胡作非为，对于某些冤狱，常常站出来说话，为之平反，因此很得人心，但也就与江充等佞臣结了怨。江充等人已知太子洞烛其奸，惟恐武帝一死，太子即位，就会和他们算账，因此一不做二不休，横下一条心，要想暗害太子。适逢武帝病重，江充就唆使胡巫上言皇宫中有蛊气充塞，劝武帝移住甘泉宫养病，以便清查宫中蛊气。等到武帝一走，江充手持诏旨，在宫中到处搜掘木偶。经过事先有计划地栽赃，在皇后与太子两处宫中掘出的木人最多。在太子宫中更掘出帛书，上面有许多悖逆的话。江充扬言要上奏武帝，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冲突一触即发。
一场惨烈的父子大战
太子被诬，心急如焚，急召少傅石德问计。石德献计说：“前丞相公孙贺与两位公主都因此事被诬冤死，今江充又有意陷害殿下，大祸迫在眉睫，一旦奉旨收捕，即不容殿下辩解。不如抢先一步，先行收捕江充，待审出真情，再作辩解。”太子说：“江充是奉旨办事，我怎好收捕他？”石德说：“事急矣！如不赶快下手，就会走上扶苏的覆辙。”太子被迫，只好假传诏旨，命武士收捕江充。江充猝不及防，竟被捕获，只有江充的部下，乘乱逃往甘泉宫向武帝报信。太子见到江充，火冒三丈，更兼江充言语不逊，太子即喝令斩首，并把胡巫烧死，随后即报知其母卫皇后，并征集武士守卫宫城。
江充的部下到甘泉宫告变，说是太子谋反，擅杀江充。武帝闻言大怒，下诏给丞相刘屈 拘捕太子。刘屈 先是犹豫不决，后得武帝的玺书，中有“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当用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至要至嘱”等语，后又接到诏令，凡三辅近县将士，尽归丞相调遣。他为了立功，当即调集人马，公布玺书，往捕太子。太子这时别无选择，只好宣告百官，说是皇上病危，奸臣作乱，希望大家奋起讨伐。这时文武百官、全城军民全都一头雾水，分不清谁真谁假，谁是谁非。一边是丞相，一边是太子，双方在京城里大战三天三夜，长乐宫一带成为战场，血流成河，双方士兵与无辜百姓死难者数万人。直打到第四天，有人传言，武帝本人已到建章宫，说是太子矫诏弄兵，大势才对太子不利。后来又巷战两天，太子兵败逃出城外，最后自杀。武帝在盛怒之下，一追到底：遣宗正刘长等人收取太子之母卫皇后的玺绶，卫皇后大哭一场，上吊自杀；太子东宫属官随同太子起兵的，一律族诛；京城中私放太子出城的官员，全部腰斩。这时只要有人被指太子同党，不加审问，立即格杀。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武帝为太子平反筑思子宫
就这一次惨烈的父子大战而言，太子刘据的冤情是很明显的，武帝扮演了一个十足的昏君与暴君的角色。
在一意孤行痛痛快快大杀了一阵之后，他自己很快地就有了悔意。如果说他一生辛苦是为了造福自己的子孙，为什么在一次巫蛊之祸中就把自己的子孙杀了一大批，这将何以自解？在他的盛怒之下，谁也不敢进言，惟恐惹火烧身。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书为太子鸣冤：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盛，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今又构衅青宫，激怒陛下。陛下不察，即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愿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致堕奸人狡计。臣不胜 ，谨待罪建章阙，昧死上闻。
武帝看到此书，已有悔意，但还没有决定赦免太子（太子自杀的噩耗还未传到）。直到太子自杀之后，供奉高祖（刘邦）寝庙的官员田千秋又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才决定召见田千秋，询问详情。这个田千秋十分聪明，善于迎合，他揣测武帝已经后悔，需要找个借口来下台阶，在上书的时候就说是高祖（刘邦）托梦给他，要他上书皇帝，详陈太子冤情。然后诉说江充等人装神弄鬼胡作非为，及太子被江充所迫出此下策的经过。他认为太子只是“子弄父兵，罪不过笞”，绝对说不上是谋反。在召见之时，田千秋慷慨陈词，说到太子之冤，声泪俱下。武帝十分感动，于是决定为太子平反，筑一座思子之宫作为纪念。
专制帝王的所作所为十分可笑。武帝宠信佞臣，借荒唐的巫蛊之祸来诛锄异己，闹得举国不安，最后逼出一场惨烈的父子大战，使数万无辜军民肝脑涂地。他自己看到这种结果，也不免后悔了，但是还得找个借口下台。田千秋的上书，正合孤意，不仅能够下台，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遵从高祖（刘邦）的教诲，博得一个孝顺的美名。其实，所谓高祖托梦，还不是和巫蛊之祸同样的荒唐！
既然太子平反了（后来，太子之孙嗣位为汉宣帝，太子被谥为戾太子），江充、胡巫、刘屈 那一班人就从大功臣变成了罪魁祸首。江充、胡巫虽然已死，仍然要夷三族；至于刘屈 ，则因他事牵连，于次年被诛。
皇帝大权在握，却又喜怒无常，赏罚无度。只要他心血来潮，折腾一次，就会有一大批文武官员、成千上万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成为冤死鬼。君主专制这种制度实在是太可怕了。
武帝文治武功的真相
长期以来，被御用史官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武帝一朝的文治武功究竟是真是假？
史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似乎在文治方面颇有可观。其实这些政绩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表面文章，好像商店里的橱窗一样，好看而已。里面的货色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常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他所推行的是儒家的仁政。其实正好相反，他是挂羊头卖狗肉，所推行的恰恰是毫无人情味的法家的暴政，任用酷吏，杀人如麻，增收赋税，聚敛钱财，与孔孟的仁义之说全相抵触。所以后代称武帝为“阳尊儒术，阴事申韩”。就连当时的汲黯也当面指出武帝“内多欲而外饰仁义”，不过是拿仁义做一块遮羞布而已。最不像话的，是武帝为了敛财，公开卖官鬻爵，有钱可以买官，有钱也可以赎罪，于是豪强横行，社会风气败坏，钱可通神，大家一起向钱看。
要治国，最好尊重法律，以法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武帝时代，虽有法律，并无法治，只有罚治。老百姓动辄得咎，定罪受罚，却无半点权利之可言。佞臣江充可以任意到皇后、太子宫中去掘木偶，罗织罪名；连皇后、太子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是一般老百姓。
没有法治，依靠人治，就得举贤任能，用贤才来治国。可是武帝一朝，任用丞相只凭自己一时的爱憎，全无准则，在十几任丞相中，能够善终的只有田 、薛泽、公孙弘、石庆之四人，其余都是因罪被诛。丞相在位都是战战兢兢，惟恐遇上不测之祸，谁还能去安心治国！
上文所说到的三个丞相，就没有一个是治国之才。试看：
公孙贺行伍出身，并无能力，是因裙带风而登上相位的（他的老婆是皇后卫子夫的胞姊），后来因巫蛊之祸而瘐毙狱中。
刘屈 是个酒色之徒，以有１００个小老婆而出名。
因会奉承而登相位，后来也因罪被诛。
田千秋原是供奉祖庙的小官，既无才能，又无功绩，只因上书为太子鸣冤，一时投武帝之所好，先封为大鸿胪，再升丞相。升迁之快，连匈奴都觉得奇怪。有一次汉使到了匈奴，匈奴的狐鹿姑单于问汉使：“听说汉新拜田千秋为丞相，此人素无重望，为何大用？”汉使只好回答：“田丞相上书言事，语皆称旨（说的话都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超迁。”狐鹿姑单于不禁大笑，对汉使说：“照你的说法，丞相不必用贤才，只要会拍马，就可以拜相了。”一时传为笑谈。
武帝一朝，既非法治（法律不受尊重），又非人治（治国不用贤才，只凭皇帝喜爱），他自己又无决断，许多国家大事竟被装神弄鬼的方士与佞臣所左右，可以叫做“鬼神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种非法治、非人治，只不过是鬼神治的治国方法，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请看一看《史记？孝武本纪》，其中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鬼神之事，谈到文治、武功的内容很少。例如一开头就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武帝获得宝鼎之时，还在壮年，他迷信神仙，希望效法黄帝乘龙上天，那时候就表现出对于治理国事兴趣不大。
如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 （丢掉一双破鞋子）耳！”他的许多政绩并不真实，大有水分，多为史官的粉饰之词。
至于武功，应该是武帝的强项。他本来就谥为汉武帝嘛！没有武功，岂能称为武帝！但是他与高祖刘邦不同，刘邦身经百战，虽然败多胜少，总有一套指挥作战的本领。就算照韩信的说法，刘邦也能将兵十万。武帝则从未上过战场，全无带兵作战的经验。公元前１３２年，他少年气盛，亲自参与诱击匈奴的“马邑之谋”的御前军事会议，并当场拍板。结果诱敌不成，开罪匈奴，两国邦交破裂，开了战端。此后他对匈奴用兵，就只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几个外戚（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外甥），付以全权，不加干预。还算是这几个外戚能够帮他争气，在战争中有胜有败，没有丢他的脸。在战争中，包括对匈奴、对西域、对朝鲜以及对东瓯、闽越、岭南、西南夷等地的经略，他所做的事情只是征兵、筹款，对出征的将领们奖功罚罪，自己并不指挥军事。所以真正取得战功的是那些出生入死保卫祖国的忠勇将士，武帝不过是个“投资”的大老板而已。后代诗人的评价是公允的，如王昌龄的《出塞》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他把保卫祖国的功劳归于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
的李广，归于出身家奴的大将军卫青，归于“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少年英雄霍去病，归于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却并不归功于武帝。作为大老板，武帝的赏功罚罪之事也做得非常差劲。在人事安排上从来就不公平，每每怀有私心，照顾亲眷。在将领们立功之时虽然不吝爵赏，但在罚罪的处理上不免过于苛刻。一旦有人战败被俘，在情况还没有摸清的时候，立刻大杀其家属，断其归路。使得许多忠勇将士含冤负屈，英雄气短，壮士寒心。这和他从未上过战场，不懂指挥军事密切相关。
有几次战争的失败，就是由他胡乱拍板所造成的。
武帝最后的悔过是真诚的
历代御用史官大肆吹嘘“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说得天花乱坠。秦始皇对自己的功过是非有没有一点认识，缺少根据，不敢妄言；但是汉武帝在临死之前，曾经下了一道“罪己诏”（悔过书），对自己的过失说得既深刻又真诚，是很感动人的。在这份悔过书中，他说了不少真话，揭开了不少历史真相，这对于那些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官，不啻是扇了一个大耳光。
武帝在位５４年，活到７１岁，他一生的最后４年，日子很不好过。先是公元前９１年，京城中因巫蛊之祸引起大乱，发生父子大战的荒唐冤案，结果妻死子亡。
次年李广利伐匈奴，兵败被俘降敌，武帝屠戮李氏一门，连前将军公孙敖、赵破奴等都受牵连而被族诛。由于杀戮太过，武帝自己也很伤感。伐匈奴既不利，求神仙又不成，还因巫蛊之祸造成家庭破碎，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他对随行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无及。自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并且他接受田千秋的进谏，遣散方士，放弃迎候神仙的幻想。
后来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屯田，设置都尉，募民垦荒，分筑亭障，以利战守。武帝不愿再去扰民，没有接受，乃下“轮台之诏”，否决此事。诏中说：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今又遣卒田轮台。轮台去车师千余里，前击车师，虽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
乃者贰师（李广利）败没，军士死亡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障，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下此诏后，武帝决心不再用兵；对自己过去的种种嗜好，也都戒绝。这些说明他是真心悔过。在武帝７０岁时，田千秋等群臣借上寿为名，劝武帝施德省刑，和神养志，借听音乐娱养天年。武帝下诏答复说：
朕之不德，致召非彝。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止一食者累月（心里难过，所以吃不下饭），何乐之足听？且至今余巫未息，祸犹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甚愧之，其何寿之有？
敬谢丞相二千石，其各就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幸毋复言！
武帝此诏，是对巫蛊之案的彻底否定和平反，并表示了出自内心深处的悔恨和难过。并且，他表面上是不从田千秋等人所请，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心意，比他们所希望的“施德省刑，和神养志”做得还要多些。
可以说是一切暴政，从此中止。在人生的道路上，随时都可能犯错误，但要认真反思，诚心悔过，却不容易。
这对一个平头老百姓，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更何况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专制帝王。武帝的悔过是太迟了，是在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才“觉今是而昨非”。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仍然十分难能可贵。比那些顽固到底自认为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暴君如隋炀帝之流，实在高出万倍。
次年，武帝病逝，遗命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去病之弟）、车骑将军金日 （匈奴人）、左将军上官桀等一同辅政，扶幼子刘弗陵继帝位，是为汉昭帝。在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里，只活了７１岁的历史人物刘彻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但他从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到真心悔过的过程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有改变，会有出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目前，我们对于汉武帝评价的反差之大，实在令人吃惊。誉之者称他为一朝雄主，贬之者称他为一代暴君。
称他为一朝雄主的人们，是沿用了历代御用史官对他歌功颂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概括：
秦皇汉武，两朝雄主；铁马金戈，云龙风虎，岁岁长征，开疆拓土；丰功伟绩，傲视千古。
至于广大的老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些“丰功伟绩”又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是不管的。
在历代王朝中，沿用这种说法不足为奇。令人称奇的，是直到２１世纪的今天，还有历史学者在文章中高呼“秦皇汉武，伟大伟大！他们的事业，是后人无法超越的！”
实在使人瞠目结舌。
倒是出生于清代的著名的历代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先生，却敢于对汉武帝作出基本上否定的评价。他在《前汉演义》第一回中说：
传至孝武，与祖考全不相同，简直是好大喜功，仿佛秦始皇一流人物。秦皇好征伐，汉武亦好征伐；秦皇好巡游，汉武亦好巡游；秦皇好雄猜，汉武亦好雄猜；秦皇好诛夷，汉武亦好诛夷；秦皇好土木，汉武亦好土木；秦皇好神仙，汉武亦好神仙；秦皇好财色，汉武亦好财色。后世尝以秦皇汉武并称，还道他力征经营，开拓疆宇，东西南北的外族，闻风远遁，好算是一代武功，两朝雄主。谁知秦亡不由胡亥，实自始皇；汉亡不在孝平，实始武帝。文、景二主四十余年积蓄，被汉武一生荡尽，从此海内虚耗，民生困敝。昭宣二朝，尚能与民更始，励精图治，勉强维持过去。传到元成时代，弘恭石显，几类赵高；杜钦谷永，酷似李斯；外戚王氏，遂得乘虚入朝，把持国柄。哀平昏庸，汉祚潜移。不文不武的王莽，佯作谦恭，愚弄士民，朝野称安汉公功德，多至八千人。虽由王莽善能运动，得此无谓的标榜，但也由汉武以来，人心渐贰，不愿归汉，遂为那逆莽所绐，平白地将汉室江山篡夺了去。推究祸根，不能不归咎汉武。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评论，但是认为他对汉武帝的评价，堪称大胆，而且中肯。刘彻其实是个纨 子弟，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只不过依靠文景两朝留下来的积蓄，大肆挥霍，大肆赌博。他在位５４年，把祖宗留下的本钱输光了，自己醒悟了，生命也走到尽头了。
他的悔过，虽然挽回不了任何损失，但是老百姓在几十年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也还算是得到了一些教训，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武帝在悔悟之后，对自己的评价是全面的，并不遮遮掩掩；是痛快的，并不拖泥带水。请看：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无及。
你看他说话多么痛快，“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
没有来个分时期、分阶段的说法；也不解释说，我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因为没有经验，把事情办糟了，好心做了坏事；更不斤斤计较，希望大家对我来个三七开，四六开之类。他的“狂悖”行为造成了一些什么后果，他用极为简洁的六个字来回答“徒使天下愁苦”，也就是说，给天下的老百姓带来了痛苦，带来了伤害。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他“追悔无及”。但并不是追悔一下就完了，他还作出了承诺：
自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
也无论他此后还能做多少补救工作，但他悔过的勇气是可贵的，补过的诚意也是可贵的。白纸黑字，史料俱在。他自己的悔过既然如此真心，如此彻底，如果我们还要自作多情地为他歌功颂德，帮他文过饰非，岂不太可笑了吗！
正是：
汉武晚年不求神，下诏罪己见真诚；既识庐山真面目，何必违心谀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