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笔者初到广西，就听到一位广西藤县籍的姓韦的朋友说：“满族能够入主中原，这件事是太偶然了。如果不是明代的崇祯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冤杀了袁崇焕，清兵就进不了山海关，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大清王朝。”初听此言，我抱存疑态度，觉得明亡清兴这件大事，是由许多很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岂能由袁崇焕冤死这一件事情所决定。
６０多年来，笔者从一个史学爱好者逐渐成为一个职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一直把这个疑问放在心里，经常关注这一段历史，留心有关的史料。经过长期探索与认真思考之后，觉得事情虽然没有广西姓韦的朋友所说的那么绝对，因为明朝的灭亡还和明代末期的腐朽、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有极大的关系，但是认为袁崇焕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冤死对于明亡清兴虽然不能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少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和岳飞、于谦同样类型（立了大功却被冤杀）的民族英雄。
清国没有争天下的条件
在距今３００多年前，入关之前的清国国力远不能与明王朝相比，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那时蒙古各部还算是明王朝的劲敌，清国只不过是一般的“边患”
而已。
就人口而言，清国的人口数字赶不上明王朝的一个零头。据明朝官方的统计数字，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到天启六年（１６２６）这２４５年之间，全国人口总数一直徘徊在五六千万之间。遇到大的动乱人口数字不降，多年承平无事人口也不增加，这很不近情理。
大概是户口考查不严，漏报的数字很多。
在明王朝统治下的人口总数，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的估计，大约接近两亿。书中说：
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的约７０００万人口，以年平均增长率千分之五计，到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应有１ ９７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清国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当时女真族的人口有多少？《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中也作了估计。书中说：
估计当时女真人总数不超过１００万，东北境内的总人口不超过２００万。
女真人后来称为满族。根据《八旗通志》记载，在入关之前，八旗兵共有１２万人，其中还包括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就是说满人八旗兵数不到１０万。按当时的规定，满人每家（不是大家族，只是小家庭）必须出一人为兵，若以每家五人计算，满族全部人口不过５０万左右，绝不会超过葛书所估计的１００万人。
总之，从人口上来比较，清国人口大致相当于明王朝人口的百分之一。我们头脑里有了这个印象，对于清国为什么一再回避正面交锋，总是避实击虚，运用种种策略来和明王朝周旋，也就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
清国的经济落后，许多生活资料都不能自给，不管是通过边境贸易还是通过掠夺，都需要从明王朝得来。
清国的文化也很落后，他们的许多首领都接受过明朝的官职，读过汉人的书，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从建国之初，他们就重用汉人的知识分子，一切规章制度无不从明王朝学来。
至于军事实力，清国也难以与明王朝相抗衡。明军已经有了火器，清军只有弓箭刀矛。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清军已经领教了火器的威力。清国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就是在进攻宁远时被明军的红夷大炮击中，重伤而死的。
清军在东北和一些原始部族作战常常获胜，靠的是全族皆兵，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所养成的一股剽悍之气。和正规的明军作战，光靠剽悍之气当然不行。
总之，从人口，从领土，从综合国力来比较，清国与明王朝完全不成比例。清国的首领们连年打仗，其目的也不过是掠夺财富，也不过是想称霸一方。至于取代明王朝、君临天下这种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想法，在努尔哈赤时代，他们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口说无凭，请以历史事实作证。
努尔哈赤并没有灭明的妄想
从清国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的一生事迹，就可以看出他至死也没有取代明王朝、入主中原的妄想。
努尔哈赤之祖觉昌安是女真部族首领之一，当时对明王朝十分恭顺，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颇有往来。努尔哈赤从小就常出入李成梁家，有机会结识汉人，读了许多汉文书籍，汉化很深。１５８３年，女真各部发生内战，明军也介入了。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都死于混战中，他本人被明军所俘。李成梁念及旧情，把他释放，并且把他祖父留下的１３副甲胄和二三十个骑兵都送还给他。当时努尔哈赤２５岁。以后他就靠这一点小小的本钱起家，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起一个小国来。
从这个国家用的是什么国名，就可以大致看出其首领的一些想法。
据台湾友人黄彰健研究员的《努尔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努尔哈赤在１５９６年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说明自己还是明朝建州卫的一个小官；１６０５年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才自封为一个小小的国王；１６１６年建国号为“建州国”，仍然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属国；直到１６１９年与明军正面冲突，取得萨尔浒之役的大胜以后，才建国号为后金，开始和明王朝分庭抗礼。
努尔哈赤在公开与明军对抗之时，曾经发布过一个文告，称为“七大恨告天起兵”。这“七大恨”听起来很吓人，好像真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把原文一读，才知道尽是些琐碎小事。其一是说明朝不该杀满洲二祖（“二祖”是在女真各部内争中被杀，并非由明朝处死）。其二是说明朝不该侵占满洲土地，及逼满洲交出伤害汉人的罪犯偿命（要求交出罪犯不为无理）。其三是说明朝不该驱逐在边境种田的满洲人。其四、其五是说明朝不该歧视满洲人，所派的使臣不该侮辱满洲人。其六、其七是说明朝不该援助叶赫（女真各部中的一部）。文告虽名为“七大恨”，并没有什么激烈的用语，既未公开指责明朝有哪些罪恶，更没有什么要对明朝用兵之说。
倒是在文中出现了“先汗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看边进贡，忠顺已久”，“我国素顺”这样的用语，一再公开承认明朝是宗主国，自己是属国。所谓“恼恨”，不过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发发牢骚，说点怨言而已，通篇找不出一点要和明朝争夺天下的想法。
１６２６年，努尔哈赤率清军进攻宁远。明朝守将是袁崇焕。两军激战之时，袁崇焕使用新运到的红夷大炮猛烈射击，清军死伤甚众，努尔哈赤也受重伤，不久即死。他在临死之前叹息说：“朕自２５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打不下来，真是死不瞑目！”当时他已６８岁。他从２５岁起兵，在辽东一带打仗已经打了４０多年，就是进不了山海关。临死之时，他只不过是为打败仗而不服气，凭自己的一生经历，他根本不可能产生入主中原的想法。至于在他死后１８年，他的孙子被人迎接入关，在北京城里坐上了龙椅，建立了大清帝国，这是他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袁崇焕一直有志恢复辽东
连打胜仗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和袁崇焕第一次交手时就被打成重伤，不久因伤致死。可见袁崇焕是个非凡人物。行文至此，我们的主角应该登场了。
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字元素，原籍广东东莞，从祖父那一代起，迁居广西藤县。这就是笔者初到广西遇到那位藤县的姓韦的朋友特别推崇袁崇焕的原因。他是袁崇焕的小同乡，因此知道不少袁的轶事。
袁崇焕１６１９年中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１６２２年初进京觐见，被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当时的后金屡犯辽东，已经成为明朝主要的边患。袁崇焕是个有心人，曾经单骑出山海关，考察边境形势，颇有心得。回北京后他自告奋勇，请求出关守辽。据《明史？袁崇焕传》，当时朝廷同意他的请求，调他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从此，他就承担重任，走上抵御后金侵略的最前线，出生入死，保卫祖国。
有人认为袁崇焕是明末名将，是一位军事家，民族英雄。笔者认为，说他是民族英雄，他自然当之无愧。
但是说他只是名将、军事家，是不够全面的。他是文官出身，并非职业军人，从他的一生事迹来看，他的功业绝非只打几次胜仗可以概括。他到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自愿去效力的。当时的明王朝表面上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是一只千疮百孔的大船，风雨飘摇，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辽东边患是这只船上最大的漏洞。辽东军费，称为“辽饷”，明初每年只用白银４０多万两，万历年间增至２００多万两，天启年间增至３００多万两，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老百姓负担奇重，民不聊生。
袁崇焕认为，长此以往，等不到后金军队打进关来，各地官逼民反，激成民变，明王朝也会垮台。也就是说，明王朝不会在军事上被后金打垮，却会在经济上被庞大的军费拖垮，以后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他又认为：后金表面上虽然强悍，实际上也很脆弱，他们经济落后，物资缺乏，日常生活所需，要靠边境贸易或者掠夺得来。
如果断绝边境贸易，采取以守为攻，积极防御的战略，使他们掠夺不到任何物资，他们就会支持不住。用不着劳师费饷，组织大军出征，只在边境建造坚城，长期固守，以逸待劳，打击敌人，就能以最少的付出取得最大的战果，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所提出的稳扎稳打的恢复大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言人所不能言。
他并不光是纸上谈兵，而是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１６２６年初他固守宁远，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努尔哈赤因伤致死，其子皇太极继位。次年５月，皇太极亲领大军围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据城力守，又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宁锦大捷。
这连续两次大捷，正是袁崇焕本着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所取得的。且不说他料事如神，至少可以说他颇有远见。
他虽然一再获得大胜，却挡不住朝廷里许多言官的攻击。攻击他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呆子，这些文官不能理解他以守为攻的战略，批评他只守不攻，畏敌不战，使他极其为难。另一类是魏忠贤的阉党。当时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但袁崇焕不买魏忠贤的账，既不行贿，又不逢迎，阉党对他极为仇视，千方百计要排挤他。
他无法应付，又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战略，只好称病辞职。魏忠贤本来对他不满，这时正好批准他辞职，夺了他的兵权。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袁崇焕去职之后，何时能够再起，已很难说。事有凑巧，就在他去职一个多月之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
年轻的天启帝病死，因为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更换，却给了袁崇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魏忠贤一手遮天，独揽朝政，明廷的文武百官中，有一大批人都拜到他的门下，当他的干儿子干孙子，对他惟命是从。皇帝是要死了才能进太庙，魏忠贤在生前就能在全国各地建生祠。他掌握了明廷的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不论官、民，谁敢私下说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就会有小特务告密，被抓来活活剥皮。当时崇祯帝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对于做皇帝他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手中又没有任何实力，孤身一人来继帝位之时，正值魏忠贤气焰熏天。不少人都为崇祯帝捏一把汗，怕他吃亏。魏忠贤同意他来继位，也正是看他年轻，觉得容易对付。他继位之初，不露声色，对魏忠贤从容应付，双方相处得还不错。仅仅过了两个月，崇祯帝突然下手，把魏忠贤及其死党一网打尽，一共杀了２００多人，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崇祯帝这一次暴风雨似的行动使天下震惊，朝廷内外，都佩服他有魄力，有决断，对他拭目以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振兴久已腐朽的明王朝。
对于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崇祯帝一一加以纠正。为了挽回辽东的颓势，他决心重新起用袁崇焕，赋予重任。
１６２８年初，崇祯帝隆重地接见了袁崇焕，慰勉有加，表示将对他委以全权，处理辽东军务。并问他有何想法，有何要求，尽管大胆地提出来。袁崇焕也就侃侃而谈，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袁崇焕说：陛下要我去经略辽东，这正是我平生想做的事，岂有不愿之理。既承陛下信任，即请赋予全权。
希望陛下用人不疑，对于边臣“但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如此边臣才得以放手做事，为国家立大功。
崇祯帝回答说：“可以。朝廷对你，早有考察，绝对相信。你要哪些事权，尽管提出，一定照准。你到辽东，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恢复大计，愿闻其详。”
当时袁崇焕的答话非常精辟，短短一席话，胜过万言书，深得崇祯帝的赞许。他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以我的本领，去解决辽东也就是后金的边患，那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我去应付那些七嘴八舌的意见，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事纠纷，我就应付不了。）“事任既重，为怨实多”（既要承担重任，难免会得罪很多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何况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要做到许多于国有利的事，就难免对我自己不利。何况把敌人弄急了，敌人也可能会用反间计。)
对于恢复大计，袁崇焕说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条原则。
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就是说，修筑边城，巩固防务，让辽东的军民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任；让肥沃的辽东国土养活当地的军民。不要动辄出动大军千里驰援，万里驰援，劳师糜饷，劳民伤财，损耗国力，削弱自己。
对于战略原则，他提出要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认为：明王朝经济发达，国力深厚；敌人经济落后，要靠对外掠夺才能生存。我们不必和他争一日之短长，不以打几次胜仗为得计，而要固守边疆，使他们野无所掠，时间一长，他们必然要被困死。因此，我们应该以坚守为主；何时发现战机，也不妨一战；至于议和，只有在对己绝对有利的时候才谈。恢复大计是个长期任务，非短时间所能收效。只有不求虚名，但做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崇祯帝听了他这番宏论，深以为是，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三方军务”的名义，出镇辽东。出发之日，剑（皇帝赐给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印（官印）随行。
军容之盛，前所未有，所经各地，百姓欢腾。
袁崇焕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宁远，对辽东各地的明军作全面整顿。根据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只用少数训练有素的精兵固守坚城，保护老百姓安心耕种，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努力实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的计划，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兵力与粮饷。他估计，像这样坚持三年五载，后金的物资缺乏，补给困难，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乱。到那时候，明军再全面出击，兴师问罪，才能彻底解决边患。
袁崇焕这次出镇辽东，在一年多时间里抓紧时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整顿军队，杀了有通敌嫌疑又飞扬跋扈、不听命令的总兵毛文龙；二是为了争取修筑边城的时间与皇太极议和，议和事虽不成，边城却已修好；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全力修筑边城与相关的防御工事。到了袁崇焕蒙冤入狱之时，这些工程大致接近完工，成为边境上的铜墙铁壁。在袁崇焕死后的十余年间，敌人始终不敢从正面进攻，难越雷池一步。
皇太极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狡猾得多。他摸清了袁崇焕的意图之后，知道大事不好。如果让袁崇焕的计划顺利实现，后金就会被困死，再也不能雄踞一方。如果集中兵力，与袁崇焕部下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明军正面交锋，那就难免会走努尔哈赤的老路。他在与一些汉人幕僚（也就是汉奸）反复商量之后，制定了以阴谋为主、用兵为辅的两手策略，攻击的目标首先就是袁崇焕。
所谓“阴谋为主”，就是不择手段拉拢、收买魏忠贤的余党，尽量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所谓“用兵为辅”，就是避实击虚，避开袁崇焕的正面防地，用奇兵绕道偷袭明朝的后方，到处骚扰，配合反间计，嫁祸袁崇焕，给攻击袁崇焕的人制造口实。不把袁崇焕拉下台来，他绝不罢休。
他们认为，虽然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委以全权，但是仍有空子可钻。一是崇祯帝太年轻（当时不到２０岁），不世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他生性多疑，很难坚信某一个人（他在位１７年，一共换了５０个宰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反间计有得逞的可能。二是朝廷内外，袁崇焕得罪的人太多，魏忠贤的余党对他切齿痛恨。他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对廷臣的不同意见一概置之不理，对一些权贵也不买账，如果反间计一旦奏效，攻击他的人必然不少。于是皇太极立即付诸行动。他们有计划地制造了许多流言，说是袁崇焕只守不攻，是受了后金的贿赂。通过被俘后释回的明朝太监，使这种流言一直传进宫廷。他又不惜重金，一再派人收买魏忠贤的余党，让他们不断地攻击、诬陷袁崇焕，使得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１６２９年秋天，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明朝边境，通过喜峰口攻陷遵化，进入三河、顺义，前锋直逼北京。这种偷袭实在是一种冒险行动，不是正常的作战方法。他们虽然钻进了明朝的后方，但是坚城在后，袁崇焕的大军在后，如果作战一旦失利，即无退路，会被关门打狗，全军覆没。但是这次奇袭，却使北京震动。一些不懂军事的廷臣纷纷指责袁崇焕：
朝廷要你守住大门，怎么敌人竟然打到家里来了？袁崇焕闻讯，即派精兵从山海关回援北京，大破敌军于北京广渠门外，敌军退走。袁崇焕上书解释说：皇太极的偷袭，属于流寇性质，成不了气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以守为攻的战略，拖垮敌人。后来果如他的预料，敌军在北京附近骚扰一番之后就退到了长城之外。
敌军虽然退走，北京城里却乱成了一锅粥。许多人不懂军事，不明真相，只从一时的现象上看问题，纷纷指责袁崇焕拥兵自重，不肯出击，纵敌深入。在一片指责声中，崇祯帝也动摇了，他忘记了袁崇焕所说的“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用反间计）之”这些话，在盛怒之下，将袁崇焕下狱论罪。当时攻击袁崇焕最力的，就是毛文龙的小同乡大学士温体仁。他们罗织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两条：
一是“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二是“擅主和议”。最后袁崇焕被判死刑，家属充军３０００里。噩耗传到辽东，军民哭声动地，大家愤慨地说：“袁大人忠心为国，竟然落到这种下场，我们还在这里忙乎什么！”
许多队伍，纷纷溃散，辽东前线，一片混乱。皇太极得到消息，大喜过望，在沈阳城里张灯结彩，庆贺胜利，宴会笙歌，通宵达旦。
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已经铸成大错，遂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事后追悔无及。这件冤案和历史上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颇有相同之处。三位主角都是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都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反被本国的皇帝所冤杀。稍有不同的是，杀岳飞是宋高宗赵构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向敌人讨好、乞和以图苟安；杀于谦是明英宗朱祁镇有意为之，是为了报私仇（朱祁镇被敌人所俘，于谦不受敌人要挟，提出社稷为重、皇帝为轻的口号，另立皇帝坚持抗战，终于获得大胜，因此而被朱祁镇所痛恨）；杀袁崇焕并不是崇祯帝有意为之，而是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若从三大冤案的后果来比较，袁崇焕冤案的后果最为严重。袁崇焕如果不被冤杀，过不了几年，他的恢复辽东的大计划就能实现。
今人找到了替古人平反的证据
岳飞死后不久，宋王朝替他平反了；于谦死后不久，明王朝替他平反了。但是袁崇焕冤死以后，至今没有人替他平反。如果明王朝不亡，估计袁崇焕也会有平反之日，但是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袁崇焕又一直是清王朝的死敌，当然冤沉海底，谁也不会来为袁崇焕正式平反了。３００多年以后，为袁崇焕平反的责任落到今天史学家的头上。
袁崇焕的第一条罪状是“专戮大帅”。所谓“大帅”，指的是明朝的总兵毛文龙。此人过去领兵与后金作战，兵败溃逃，逃到辽东半岛东面的一个小岛――皮岛上，建立了一支水军。天启帝认为这支水军能对后金起到牵制作用，就供给粮饷军器，让他自行发展。他孤悬海外，拥兵自重，观察形势，到处讨好。魏忠贤当权时，他贿赂魏忠贤，希望从明廷得到更多的粮饷；后金势力大了，他又与后金暗通信息，借此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袁崇焕出镇辽东，侦知他确有通敌行为，就借阅兵为名来到皮岛，请出尚方宝剑，把他杀了。当时的人不明真相，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袁是擅杀，毛是冤死；有人认为毛文龙屡次违抗军令，也该正法。３００年来，争论不休。
好在明清两代档案都在，近年来两岸学者都已经从明、清档案、相关史料中找出毛文龙通敌的证据。台湾学者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一文中列出了不少毛文龙通敌的事实；我们也从《满洲密档》中查出了毛文龙对皇太极的第四次上书，其中有“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这样的话。足见毛文龙确实通敌。袁崇焕持有御赐的尚方宝剑，杀毛文龙以消除隐患，有功无罪。
袁崇焕的第二条罪状是“擅主和议”。根据史实，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共有两次。第一次在１６２６年，那一次遣使议和得到天启帝的批准，并且允许他“便宜行事”，这样，就没有理由说他“擅自”议和。第二次在１６２９年，这次议和，双方都是一种策略。在皇太极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打朝鲜；在袁崇焕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加固边城与构筑防御工事。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谈的过程虽然拉得很长，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袁崇焕一直没有上报，直到他蒙冤入狱为止。
总之，议和一事，在开始时已得到朝廷批准，最后因故中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怎能说是“擅主和议”？在两次议和过程中，双方往来文书斑斑可考，作为边臣的袁崇焕没有任何一点越轨言行，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难以加上罪名。
清王朝以阴谋得国回首中国历史，有些王朝在兴起之时已经颇得民心，得国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干戈扰攘，但是对很多地方可以传檄而定，和平解决。有些王朝得国全靠武力，所谓“江山是打出来的”。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又自吹自擂“天兵无敌”，这就让人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清王朝之得天下，真正是靠“武功”打出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历史的真相是：清王朝之得国，主要是靠阴谋诡计，以汉制汉；至于用兵，不过是起一点辅助作用而已。
在努尔哈赤时期，汉化很深的努尔哈赤依靠自己从《三国演义》中所学到的一点军事知识与女真原始部族的剽悍民风，连哄带打地逐渐吞并女真各部，开疆拓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建州国。在４０多年中，他打仗必然打得不少。不过那时候战争规模不大，形式也很原始。
１６１６年之后，他建立后金国与明王朝公开对抗，面对受过正规训练又有新式武器的明军，要打胜仗就要艰难得多。他颇有一点小聪明，能够发现明军的一大短处，那就是在作战时很难自己做主，经常要听命于北京的皇帝。有时候，皇帝所派的统军大将全不知兵，是个大外行（如杨镐），岂能取胜；有时候，统兵将领确有本领，但又事权不一，内部扯皮，直到扯垮了事（如王化贞与熊廷弼的激烈内争）。专钻这种空子，努尔哈赤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了萨尔浒之役、广宁之役等几次胜仗，打出了威风，扩大了地盘。但是和袁崇焕一交手，他就倒了霉。因为袁崇焕的队伍训练有素，指挥有方，能够人自为战，尽量发挥武器的效力。所以在进攻宁远之役，努尔哈赤损失惨重。努尔哈赤确实是靠武力发展起来的。因为力量有限，发展也很有限，成不了气候。
到了皇太极时期，他们的国策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从靠武力发展改变为靠阴谋扩张。每次用兵，都是在明朝内乱严重的时候趁火打劫。虽然三番五次采用偷袭的手段打进了长城，也只是一种流寇行为，避实击虚，到处流动，到了就抢，抢了就走，根本不敢久留。其作战的目的是财物而不是土地，是不折不扣的盗匪行为。
如果他们真是“天兵无敌”，为什么在１８年中，一次也不敢从正面进攻袁崇焕所建立起来的铜墙铁壁？为什么不能踏进山海关一步？
在这１８年中，他们的国策就是收买汉奸，以汉制汉，耍尽了卑劣的阴谋诡计。例如：
１６２９―１６３０年，收买明廷内奸，使用反间计，假崇祯帝之手杀害袁崇焕，除掉心腹大患。
１６３１―１６３２年，策动明将耿仲明与孔有德叛变，从叛军手中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红夷大炮。
１６３３年，策动明将尚可喜叛变。
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封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三个叛将为王，授以兵权，称其部下为“天佑兵”、“天助兵”，以后每次作战，都用他们为前锋。
１６３８―１６３９年，清兵两次偷袭进入内地，企图逼迫崇祯帝订立屈辱性的和约，希望不战而胜，遭到崇祯帝的严词拒绝，只好退走。
１６４２年，辽东前线的松山堡被清兵攻陷，明经略洪承畴被俘，皇太极千方百计加以诱降，从此尽知明廷虚实。
１６４４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对于清国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陷饼。他们不失时机地尽力展开阴谋活动，终于把当时的关键人物吴三桂拉了过去。
当时山海关大开关门，全身披挂的吴三桂拱手迎候清军，恭恭敬敬地说：“请进！请进！”这是说明清王朝“阴谋得国”的一幅最精彩的画面。
为了说明清王朝是以阴谋得国，还可以补充两件史事。
一是在１６３３年，明朝叛将孔有德与耿仲明被后金军接到沈阳，皇太极亲自出城１０里迎接，特别举行一种“抱见”之礼（肉麻当有趣），当即封孔有德为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并且对天盟誓，愿共富贵。皇太极把孔、耿带来的红夷大炮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向左右群臣大发感慨：“昔日太祖（指努尔哈赤）就丧命于此物，今天我军亦有此利器，今后才能战无不胜，可喜可贺！”
二是在１６４２年，辽东经略洪承畴兵败被俘，押到沈阳。据《啸亭杂录》一书记载：皇太极亲自到狱中去看他。当时正值严寒，皇太极脱下自己身上的白狐裘披到他的身上，他才顺坡下驴，表示愿意投降。皇太极大喜，特设盛宴招待，请洪上坐。诸臣不服，皇太极就问大家：“我们多年辛苦，所为何来？”诸臣答曰：“为夺中原。”皇太极乃大笑，说：“我等皆盲目，今得一引路之人，焉得不乐！”诸臣乃服。原来清国君臣都是些瞎子，是靠一批明朝的降官降将牵着竹竿，才把他们引进中原，清王朝还自夸什么“天兵无敌”，岂不可笑！
清国靠什么力量征服全中国
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进了山海关。他们能够以少胜多，以小胜大，究竟依靠的是什么力量？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他们依靠的是明朝的降官降将，其代表人物一个是文官洪承畴，他从代表明王朝去“经略”
辽东一变而为代表清国来“经略”全中国，替主子出谋划策，抚定天下。另有四大降将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从进了山海关，这四大降将一直奔波在战斗的第一线，替主子卖命。他们从东北边疆打到西南边疆，打到东海、南海，让祖国的万里河山都进入“大清王朝”的版图。但是他们最后还是逃不出主子的手掌心，走了韩信的老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清国的皇太极虽然在十七八年中耍尽了阴谋诡计，还是没有亲眼见到清兵入关。１６４３年他病死，由６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大权则掌握在他弟弟多尔衮手中。
多尔衮被称为摄政王，其狡猾、凶残的手段更在皇太极之上。无论是进入山海关还是征服全中国，他都是使用阴谋诡计的最高决策人，所以被后代称为枭雄。
多尔衮掌权之后，虽有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妄想，但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清国的实力不够，本钱太小，不敢轻易发动大战，消耗兵力，所以一直不从正面进攻由袁崇焕建造起来的铜墙铁壁，而把主要的时间精力用于玩弄阴谋诡计。
谁都知道山海关之失是因为吴三桂引狼入室。但是其过程如何？多尔衮耍弄了哪些阴谋？还有哪些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内幕？３００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简单的说法，是说李自成打进北京，俘获了吴三桂之父吴襄的一家，命吴襄写信招降三桂，三桂已愿投降，正准备返回北京之时，忽然得到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夺去的消息，愤而投清，引清兵入关。这一说法来自吴梅村的《圆圆曲》。作者把吴三桂叛变投敌的原因说成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似乎吴三桂是个多情公子，为了情人陈圆圆不惜牺牲一切。这是以自己的文人之心度吴三桂的武将之腹，用民间传说的绯闻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历史事实绝不会如此简单。按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史料，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是清国长期以来进行拉拢、收买的对象。早已降清的一些降官降将，有的是吴三桂的亲戚故旧，有的是吴三桂的同僚好友，通过这些线索，清方早就与吴三桂挂上了钩，只不过时机未至，许多活动没有浮出水面而已。吴三桂手握重兵，是明、清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终于投清，绝不会是一时的感情冲动。陈圆圆是个歌姬，不过是“三陪”之类的人物，吴三桂不至于为了这种人物而影响自己一生的前程。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吴三桂在决定投清之后，顺便用陈圆圆一事作为进攻李自成的口实之一。
还有一种说法是借兵说。即当时吴三桂并不是投降清国，而是向清国借兵平叛，有如唐代之向回纥借兵平定安史之乱一样，事成之后以财帛或者割地相谢。如果是这样，吴三桂也是和清国早有联系。也可能是吴、清双方有个秘密协定，采用借兵的名义进行携手，能够减少在进军途中的阻力。对于这一类的密约，我们现在虽然拿不出直接的证据（清朝官方当然把有关的绝密文件全毁掉了），但是仍能找得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吴三桂后来举旗反清，就曾公开指责清朝的“背信弃义”。
背什么“信”？当然就是这种“密约”。清兵入关之前所约定的一些条款，肯定对双方都有约束；入关之后，形势一变，多尔衮就把脸一抹，不认账了。吴三桂无可奈何，“当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不论如何争辩，已经于事无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为吴三桂辩解。联曰：
痛哭秦廷缘楚覆；归心汉室为韩仇。
以申包胥向秦国借兵是为恢复楚国，张良辅佐刘邦是想为韩国报仇的史实，解释当初吴三桂是为恢复明朝才向清国借兵的苦心。可惜吴三桂上了当，多尔衮占了大便宜。后来大错已经铸成，吴三桂百口难辩，一顶汉奸帽子，只好稳稳当当地戴到今天。这一段隐秘的史实也就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了。
探讨历史，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史实全都考察清楚。
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只要基本史实清楚无误，又能理清事情发展变化的线索，就不难作出初步的结论。虽然在细节上略有出入，影响不了总的结论。１６４４年清兵入关，不是打进来的，是被降将迎接入关，这是历史事实；吴三桂当了清王朝的走狗，从山海关一直打到滇缅边境，这也是历史事实；为主子打了天下的吴三桂最后的结局是兔死狗烹，这还是历史事实。不论清兵入关的过程有多少种复杂纷纭的说法，就凭这些主要的史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清王朝主要不是靠武功，而是靠阴谋得国。至于过程如何，细节有无出入，并不影响这个结论。狡猾如多尔衮，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他在《致史可法书》中公开承认：“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李自成），非取之于明朝也！”也就是说，既不是名正言顺，传檄而定天下，也不是依靠武功，打出来的江山，而是靠施展阴谋，乘着鹬蚌相争，捡了落地桃子。
入关之后，清兵拱卫北京，在前线打仗的事，主要拜托给四大降将：吴三桂（后封平西王）、孔有德（后封定南王）、耿仲明（后封靖南王）、尚可喜（后封平南王）。他们从山海关往南打，一直打到云贵、两广、福建，最后就留驻在这些地方，裂土封王。在整个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主要是以汉人打汉人，军中少数满人，只不过摆摆样子，起一点监督作用。所以王 在《瓠园集》中说：“进兵之法，绿旗当先，汉军次之，蒙古又次之，满洲居殿。”所谓绿旗，就是清王朝入关以后所收降与募集的汉人队伍；所谓汉军，指汉军八旗，就是他们在入关前所编成的汉人队伍；所谓蒙古，指蒙古八旗，就是他们在入关前所编成的蒙人队伍；所谓满洲，指满洲八旗，才是由真正的满人编成的队伍。打仗时，在前面卖命的是汉人，其次是蒙古人，满人不过“殿后”，充当执鞭驱羊的牧羊人而已。
为什么当时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有那么多的人肯向清王朝俯首称臣？归根结底，还是明王朝为渊驱鱼，把自己的臣民拼命赶到敌人那一方面去。明代的暴政是有名的。远的不说，从万历帝说起，他２０年不上朝，万事不理。在他的纵容之下，官贪吏暴，豪强横行，即使不遇天灾，已经是民不聊生。只不过依靠一些正直的官员勉力维持，明廷还能保持一个空架子。天启帝宠信宦官魏忠贤。魏忠贤掌握大权之后，作威作福，又把明廷里一些正直的官员赶尽杀绝，明廷几乎垮台。幸亏天启帝早死，其弟崇祯帝继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及时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年轻的崇祯帝虽然还想有所作为，但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即位不久，他就已经招架不住。因为求治心切，一遇挫折，就不免心烦意乱，苛责臣下，稍有失误，贬杀随之。
在辽东战场上，许多将领都没有好下场。有些人是终年奔波，转战各地，最后死在战场上；有些人是应付不了人事倾轧，如袁崇焕，结果死于冤案；还有些人原来也是忠心耿耿，后来屡受挫折，失掉信心，叛变投敌。叛变者自己固然要承担罪责，但是明王朝的长期腐败、混乱，责任不清，是非不明，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是把大批文官武将驱赶到敌人那一方面去的重要原因。
在已经腐朽的庞然大物明王朝的身边，新建立的一个小小的清国确实大占便宜。他们以逸待劳，看准时机，一遇明朝内乱，立刻趁火打劫。他们充当流寇，伺机偷袭，一到就抢，抢了就走。他们平时招降纳叛，兼收破烂，除了以高官重利诱降明朝将领之外，还收罗不少明朝的“逃人”充当间谍，刺探军情。清国的发展，是靠蚕食明王朝而来。他们在入关之后，就变蚕食而为鲸吞，居然一头钻进了人家的皇宫，一屁股坐上了人家的龙椅，鸠占鹊巢，喧宾夺主。像这样占便宜的事，中外少有；像这样轻轻巧巧的得国，旷古所无！
清王朝的打天下，主要是靠四大降将――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大降将是什么人？他们是清一色的辽东人，原来都是明王朝辽东战场上的将领。
在袁崇焕奉旨出镇辽东之时，他们全都是袁崇焕的部下。
袁崇焕不被冤死，他们是明朝的将领，是用来保卫祖国边疆、制服清国的军事力量。可惜袁崇焕一死，形势发生了可悲的变化，这四大降将竟然相继被清国用阴谋诡计拉了过去，反而成为替清王朝出力征服全中国的军事力量了。
还有一件事，更足以说明袁崇焕之被冤死与明亡清兴的关系。１６２６年，袁崇焕守宁远时，努尔哈赤领兵来攻。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副将朱梅、参将祖大寿等共同刺血为书，激励军民，死守不退。就在这一次战役中，明军的大炮打伤努尔哈赤，获得大胜。祖大寿忠勇奋发，身先士卒，深受袁崇焕的器重。１６２８年，袁崇焕奉旨出镇辽东，一再提拔祖大寿，命他驻守锦州。
１６３０年，袁崇焕蒙冤被杀，祖大寿闻变，痛哭流涕，部下也是人人愤慨。祖大寿率领部下出关东走，几乎叛变。后来由经略孙承宗追挽，再三劝勉，才把他们拉了回来。以后祖大寿长期坚守锦州，清兵虽然百计围攻，就是打不下来。皇太极也多次派人拉拢，收买，祖大寿耿耿忠心，绝不动摇。直到１６４２年，清兵攻破松山堡，经略洪承畴被皇太极诱降，作书招他，他才对明廷绝望，失掉信心，开城投降。他是吴三桂的舅舅，他的降清，也就为清方与吴三桂的联系起了牵线作用。如果袁崇焕不死，辽东失地逐渐恢复，不仅那些投机分子不会贸然投敌，像祖大寿这样的将领更是坚定的卫国良将、民族英雄，怎么会被敌人拉过去！冤杀袁崇焕实在是千错万错，实在是自毁长城！
诸葛亮的病死与袁崇焕的冤死，都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千秋恨事。诸葛亮之死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袁崇焕之死是“出师已捷身冤死，长使英雄怒满膺”。诸葛亮出师北伐之时，已经信心不足，说是“臣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袁崇焕出镇辽东之时，则是信心十足，向崇祯帝上书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他的冤死，更加令人惋惜！
袁崇焕死了３００多年了，但他费尽心血修建起来的边城古堡，至今仍然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笔者路经辽宁兴城，远眺在金光灿烂的斜阳映衬之中的边城古堡，缅怀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成诗一首：
三百年前古战场，边城古堡映斜阳；旷代英雄今何在？
人间千载念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