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是一个集大成者，从内部来看，清帝国集合了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的成功之处，但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昌盛了，因为世界的另一边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时代。
落幕前的光辉
不要以满清最后的岁月来取代整个王朝的成就，实际上，清帝国实际上是另一个盛唐——清朝九个皇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包括末代皇帝溥仪，而且清帝国也是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其疆域仅次于元帝国，清帝国开拓的疆土相当于继承明帝国本土的三倍，再有，清朝的经济繁盛已经非常辉煌，其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3，比今天的美国占有的比例还高。
清帝国基本上是继承了明帝国的政治体制，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改为内阁大学士制，六部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并没有太大的决策权。在洪武和永乐时代，这个制度都较好地得到了执行，但到了仁宣时代，由于宦官、文官集团的势力崛起，皇帝的权力受到严重掣肘，因此，明太祖的这个制度也就走样了。清帝国继承了明太祖的内阁制，也没有设立宰相一职，但清帝国却没有走向明帝国仁宣之后的道路，那是因为清帝国借鉴了明帝国失败的根本原因，首先就立下一条铁规矩，那就是不允许宦官再参政，结果除了后期偶尔有宦官弄出点动静外，就始终没掀起什么风浪。另外，由于满清是异族统治，汉人强大的文官集团被满人压制，所以也没有形成明帝国时期那样强大的文官集团。而满人虽然是统治者，但一来满人人口比例太小，二来满人必须要依靠汉人才能成功管理国家，因此，实际上满清形成了皇帝最高决策、满人王公贵族高层管理、大批汉人中下层管理的局面，这三股势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佳的平衡状态，因此，整个满清帝国基本上没发生文官内乱、满清亲王反叛等重大、能引起内部崩溃事件。
清帝国是一个集大成者，从内部来看，清帝国集合了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的成功之处，从外部看，清帝国也是处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矛盾最好的时期，显然，这是因为满族人本身就是一个既有游牧、又有山林特色的民族，而且早在入关之前满族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的一员，在东北时期满族人接受了大量汉人的文化，并且也重用汉人。
清帝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相对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根本难题：一个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问题，一个就是缓和了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清帝国在平定三藩和准格尔之后就走向了繁荣昌盛。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帝国对全国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测绘，得到了一幅较达到近代水平的全国地图，也就是有名的《皇舆全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帝国统一新疆后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测绘，并把它补充进《皇舆全图》，也就是《乾隆内府舆图》，包括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这两个地图就成了中国近现代的国家版图的主要参考图。不过，这两次测绘之所以精确，是因为使用了西方人员和技术。
清帝国的繁盛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来，那就是人口，也正是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奠定了中国的人口基数——人口从1亿猛增到3亿多，到民国时期已经达到4亿。一个拥有3、4人口的大国，这在农耕文明中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帝国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多的人口。
人口在今天看来是个沉重的压力，但是在农耕时期，拥有庞大的人口也就意味着拥有庞大的实力，因为这可以为国家提供诸多好处：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多，也就是说国家拥有深厚的基础；农业基础深厚、人口多，也就意味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了良好的支撑；有了庞大的人口，也就意味着拥有巨大的市场，因此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都有广阔的前景；有了广大的人口和繁荣的第二、三产业，也就意味着有广阔的税收财源，甚至，军队作战也有了取之不尽的兵源。在那个仍然依靠军队规模取胜的年代，康熙之所以能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格尔，都是因为他拥有雄厚的资源和财政收入。
满清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所以在满清统治的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反抗现象——准格尔的葛尔丹不适用于此，因为严格说来葛尔丹的反叛并不是满清的民族压迫所致，而是葛尔丹出于统一蒙古、挑战大清权威之心而发动的叛乱。葛尔丹是铁木真，但却没能成为成吉思汗。此人用兵作战也颇有当年铁木真的风采，但他生不逢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繁荣昌盛、统一的大清帝国，而不是宋、辽、金三国混战的居民，因此，当他一骑上战马举起弯刀清帝国的骑兵也紧随而至，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大。
满清解决北方问题的方法也是结婚，但不是送一两个女人，而是实行大规模的通婚，或者说是用血脉融合的办法基本解决了北方蒙古威胁，努尔哈赤的四个妻子都是蒙古人。满清皇族与东蒙古各部的姻亲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满清皇帝的血液中有一大半都是蒙古血统，孝庄更是差不多成了满清和东蒙古的共主。这种民族血脉融合的办法其实比汉族的和亲政策、唐朝的以胡制胡政策更高一级，因为这从血脉上进行了融合，实际上也就是进行了真正的民族融合，所谓的民族融合实际上也就是全族通婚，最后根本就分不出民族了，两股血液完全融合了。但正统汉族帝国却排斥这种做法，因为汉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排斥异族”的观念，但让人哭笑不得是，汉族其实完全是一个混血民族。
满清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就非常注重与蒙古的关系，清皇室与蒙古博尔济吉特家族保持了上百年的姻亲关系。明崇祯九年（1636年），漠南蒙古16个部族、49个领主汇聚于盛京，尊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成为满人、蒙人的共主，满人也就是在此时改国号为清的。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三汗也在清建立初期就与清保持和睦关系，后来也归纳入清帝国版图。
因此，东蒙古始终与清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只有康熙平定三藩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察哈尔王趁火打劫之事，而东蒙古其他各部在康熙后方空虚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异动。
在西藏地区，满清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仅仅派一个驻藏大臣，至于西藏事务基本上仍是藏人自己管理，藏人仍然在这里过着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生活。
在西南的云贵川地区，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就采取了中国传统的办法，征讨、诏安、抚慰等政策几管齐下，在这里进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实际上也只是流于形式，由于西南少数民族人口稀少，势力微弱，因此，清帝国对此地也并不怎么用心，只是在这一地区始终保持强大的驻军，实际上是在用军事威势压制当地的民族情绪，西南地区因为满清的这种综合手段倒也达到了平衡，西南地区因此始终没有闹出什么民族大事。
经常听到有人将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挨打归罪于满清的统治，其实这不过是狭隘的、发泄式的替罪羊理论，清帝国对明帝国的继承就像是汉帝国对秦帝国、唐帝国对隋帝国的继承，是连续而非中断的，将中国漫长的发展史落幕一刻的悲剧归咎于倒霉的最后一个王朝显然是出于狭隘民族心理。
国外研究明清交替这段历史的时候，将全球气候因素考虑了进去，认为气候变冷是明帝国走向崩溃的诱因。17世纪中叶太阳黑子的活动减少，全球气候变冷，这导致中国中原地区冰霜期延长，农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饥荒流行，因此大量农民流离失所，饥寒所迫最终走向了暴乱。与此同时，明帝国在财政上也漏洞百出，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更倾向于掠夺，而不是支持农业，比如，水利建设严重不足，河道淤积，灌溉不利，农耕文明的特点这时又一次明显表现出来：农业陷入危机自然就导致社会的全面危机。
国外的研究往往有根有据，让人打心眼里佩服，而看看国内成千上万的论文，也许只能偶尔发现一两个勉强算得上精品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所以，我更喜欢看国外的研究资料，对国内的资料经常只是看一眼摘要，都不用看内容，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中国人太了解中国人了。当然，不能就此崇洋媚外地说国外一切都是好的，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当然也有他的局限，就像世界研究玛雅文化，自然能研究出玛雅人本身看不到的问题，但也总有外界永远也无法亲身经历的体验性了解。
比较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时期，就会发现，清帝国实际上比唐帝国还要强盛，从版图上，清帝国比蒙元帝国要小，但蒙元帝国有特殊性，如果去掉蒙元帝国，那么清帝国就是版图最大的时期；繁荣程度上，清帝国的经济繁盛和发达程度并不比唐帝国时差；在和谐指数上，清帝国的民众生活大多数时间里都算是祥和；在文化方面，清帝国也有他的灿烂（尽管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是倒退的）。
现在很多人纠缠于满清的辫子问题，认为满清强制留辫子是削弱儒家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没落的象征，那么，如果不客气地问一句，现在人剪发、把头发弄得五颜六色又怎么算呢？要知道，现在的头式可都是西方式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古训，那么应该把回到明朝，大家都留起长长的头发，再插上个簪子什么的。不要说这是现代化，你科学技术可以现代化，你完全可以插着簪子玩电脑，那为什么不恢复到明朝的状态中呢？留辫子和剪平头都是违反了古训，留辫子就遭到世人憎恨，剪平头就没事，似乎就有点分不清事理了，给人的结论就是，做满清的奴才不行，做西方人的奴才光荣，这样再推导下去，就会得出谁是当代霸主就服从谁这个结论。不久前又出现了穿汉服的事，其实这很可笑——你满身来自西方的东西，穿上汉服难道就回归汉帝国了吗？
其实，关键问题就在于满清是强迫汉人接受剃头令，而剪平头是汉人自愿的，没有强迫，穿汉服只不过是自慰，因为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建立自信，既想表现民族主义，又不知道从何做起，只好找了个能代表汉人的东西贴在自己身上，结果很可笑——真正的民族主义并不在于辫子、汉服这些东西，而在于真正属于自我的东西，当我穿上一件我自己设计的衣服的时候，全世界跟着东施效颦的时候，这才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不伦不类的汉服。
不过是一个梳辫子的明朝
尽管清帝国也和盛唐一样，是一个满汉混合帝国，但在本质上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明帝国的继续，因为它继承了明帝国的许多主要政策。
晚清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曾有过一番关于帝国命运的谈话，在《能静居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发生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这一段谈话，虽然不长，但足以让人思考：
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衣。’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说：“然则当南迁乎？”
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这段对话中，曾国藩可谓忧国忧心，赵烈文则一针见血，说出了帝国将倾根本所在。
中国到现在还总是用洋人的话来给自己脸上贴金，比如，洋人说，中国在180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就占世界的30%，是一个经济大块头，比今天的美国占据的分量还大，是这么回事吗？怎么不说当时中国有多少人口，四亿人口，每个人一两银子就是四亿两银子，这比当时绝大多数国家的全部财富都多，在算算中国当时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在比较一下现在美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结果是什么？180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占当时的30%，但当时的中国人生活有今天的美国人这样的生活吗？中国人总喜欢翻洋人的垃圾桶，然后从里面找出个什么东西，再拿这种垃圾数据给自己贴金，岂不知道这样数据和李约瑟那欧洲古代和中国古代作比较是一样的事，都是对中国的一种侮辱——洋人的这种数据实际上是一种嘲讽：1800年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的普通民众却生活的并不怎么样。
清帝国虽然很繁盛，但民间却并不富裕，从财政收入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清帝国的子民生活富裕程度如何。前面说过，宋帝国最高时年财政收入为16000万贯，以一两白银相当于1贯铜钱计算，相当于16000两白银，宋帝国通常财政收入为8000-10000万贯，而清帝国顺治七年（1650年），财政收入是1485万两白银，咸丰时期（约1850年前后），财政收入是3000-4000万两，也就是说，通常，清帝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宋帝国通常收入1/10-1/5之间，最高时也仅相当于宋最高时的1/4，而清帝国人口数在康乾时期已经达到2-3亿，数倍于北宋帝国时期的人口数，比南宋更高，从这儿就能看出大清帝国的子民与宋帝国时期的子民相比谁更幸福些。
实际上，如果按平均财富算，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世界主要国家的生活水平高，1700年中国广州的生活水平就和伦敦一样，而当时伦敦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孟买高，因此，可以说1800年的中国没什么可骄傲的，只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才得到了经济总量第一的桂冠。
异族统治有一个明显的短处，就是当帝国日薄西山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它当初进行军事征服的时候的种种劣迹，比如大屠杀，改易风俗等，被征服者于是往往在此时提出“驱逐鞑虏”一类的口号，然后进行泄愤式的反叛，这往往一呼百应，因为这个口号就像一把钎子，深深地插进了异族和汉族之间，数百年来满清和汉人之间紧密粘和就因此被撬裂了，帝国因此四分五裂。不过，满清的政策中也的确有游牧民族的野蛮之处。
满清初期也曾和蒙元一样，将游牧方式带入中原，也曾将俘获的汉人作为“包衣”使用，也就是奴隶，结果造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就是“逃人之祸”，为此，顺治帝制定了严厉的“督捕则例”，共计103条，也就是当时让人不寒而栗的“逃人法”。
满清的文字狱也是一个败笔，据《东华录》（乾隆卷十八）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令设立四库全书馆，也就是全国性的图书档案馆，这本来是好事，但乾隆同时下令：“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结果，在8年的时间里共销毁图书538种、13862部。
任何一个异族王朝，只要统治了中国就绝大多数都要被汉化，或者说是儒化，在中国历史中，也只有蒙古人没有被汉化，我在前面说了，那是因为蒙古人从心里就没有把中原当成自己的家园，因此并没有长久统治的心理，在政治上也采取种族分层的措施，因此，蒙元帝国是唯一没有被汉化的王朝，统治时间短也是一个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蒙元王朝没有被儒化，虽然儒生地位低让人觉得可怜，但在统治手法上基本上还是儒家模式的。
儒家思想以及汉文化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东西，也就是最适合中原农耕文明的东西，因此，只要是统治了中国——其实并不需要完全统治中国，只要其统治面积中大部分是农耕地区，并且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王朝就必然要儒化、汉化。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北魏也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在其进入中原后，就开始重新振兴儒学。那时候，儒学在五胡乱华中备受摧残，孝文帝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根基，开始推行汉化，孝文帝本人也是一个和符坚一样饱读诗书的人，他在文学和礼义方面有些造诣。这是一次由上及下的主动改革，孝文帝本人的推动作用很大。满清入主中原，也被儒化、汉化，满清王朝表面上看是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其实根本上不过是明王朝的继续。
贪污与吸毒就像是嫖客与妓女
应该说，鸦片战争双方都有错，英国人错在他们天生富有侵略性，而大清帝国错在贪污腐败和千百年来中国的儒家制度上，最苦的也就是中国的百姓了，他们成了无人关爱的孤独的受害者。
鸦片，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东西。
自从中国开始了海上贸易之后，中国基本上一直是拥有巨大的贸易利润，在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均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这一状态从唐一直延续到清，也就是说，中国在19世纪前的整整1000年的时间里始终在赚全球各地的钱，而且，让人感到可笑的是，这些钱差不多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中国人几乎是足不出户地赚取大笔的白银。当然，足不出户也许有些夸张，但中国人确实很少拥有贸易船队，在大航海时代前，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是印度洋至中国航线的主要经营者，大航海之后，西方人成了主要远洋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中国人一般只是在东南亚一带活动，较少远航到印度、中东地区。
在清帝国时期，仍然继续三种中国特色的海洋贸易，一个是继续官方垄断经营，或者是官方发放特许经营权；一个是中国禁止以货易货，因为这样或避开货币交易，这对获得白银这样的硬通货不利；一个是对出口不加限制，而对进口却有严厉的种种限制，如规定交易地区主要是在广东，交易中外方购买货物必须使用白银等硬通货等。由于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且长期处于大一统状态，因此国内市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物资是紧缺的，所以海洋贸易中中国出口的货物总是大于进口的货物，而且由于外国人必须使用白银等硬通货，因此中国稳稳地砖了1000年钱。无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东南亚人、印度人，还是后来的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基本上是来一个亏一个，英国人对此感受最深，但又毫无办法。
最终，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样能赚中国人钱的东西，那就是鸦片——在中国海外贸易长长的清单中，也只有这一项是能产生负作用的商品，其他都是正常的生活物资。
在分析鸦片这种货物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即应该以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鸦片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毒品，英国公司从事鸦片贸易无异于公开贩毒，但是在18世纪，鸦片其实是一种正常贸易货物。人们当然知道鸦片的特性，最初，鸦片只是社会的正常需求，用于医疗和作为普通吸食，前者是麻醉药，后者就像是今天的烟草，本来是一种普通商品。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其他商品的进口都有种种限制，或者市场很小，唯独两样东西似乎从来就没有限制，市场也十分庞大，这就是棉花和鸦片。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纺织大国，对棉花的需求是很庞大的，而中国的本地的棉花产量不足，因此需要大量进口，而鸦片则是因为中国富足的阶层需要这种精神快乐剂。
鸦片的毒害作用很快就体现出来，清帝国也很快就注意到这种商品的缺德之处，早在雍正王朝期间就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同时也规定了从事鸦片贸易将受到惩罚，但当时由于吸食鸦片者主要是有钱人和官僚，因此，对吸食鸦片者没有惩罚，很可惜当时当时没有戒毒措施。人类社会中有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你越禁止的也就越流行，毒品这种东西就是如此。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美国、苏联还有很多国家都曾禁酒，但越是禁酒，酒的需求反而越大，于是地下贸易就昌盛起来，如美国著名的黑帮头目卡彭就是靠贩卖私酒起家的。雍正在1729年禁止国内种植鸦片和进行鸦片贸易，但却没有禁止进口鸦片，当年清帝国还进口了200多箱鸦片，而且这是合法的——这看似很矛盾，既然禁止了鸦片交易，为什么还不禁止进口鸦片呢？这个祸根追根溯源的话，那还得要归罪到汉武帝头上，谁让他开了官营的先例？清帝国禁止国内鸦片贸易，同时又不禁止人们吸食鸦片，又不禁止进口鸦片，实际上还是出于一种极端令人厌恶的想法：那就是鸦片贸易利润巨大，禁止国内鸦片贸易实际上是为了打击国内非官方鸦片商人，而让官方的鸦片贸易保持畅通。中国的海外贸易一向是掌握在官方手里的，清帝国虽然不亲自组建船队，但用控制海关的办法截取了大量利润，清帝国不禁止鸦片进口主要原因就是从鸦片进口中可以得到数额巨大的税收。
但大量进口鸦片很快就让清帝国注意到了大量白银在外流，于是，1799年嘉庆帝再次禁止鸦片，这一次包括了进口，但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鸦片市场，于是，走私鸦片成了获利丰厚的行业。这时，如果是一个令行禁止的政府，那么鸦片贸易也就到此为止，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了，但1793年来到清帝国的马戛尔尼就已经注意到，清帝国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老帝国，它的内部到处都是腐败，它的军舰也已经不能和英国军舰相比。
当然，这不是说英国人输送鸦片没错，英国人对鸦片的特性当然也清楚，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英帝国的侵略是一种本性，即使没有鸦片它也早晚会入侵中国，满清再腐朽，它没有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贸易中满清遵守了国际贸易的规则，而英国人则明知道清帝国已经禁止了鸦片贸易，仍然继续勾结中国的腐败官员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此时，他就是标准的贩毒分子了。
在这里，暂时不讨论英国贩毒这个外因，因为现在是在总结中国内部的经验教训。如同第二章讨论秦帝国的时候，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一样，清帝国首先是一个有了裂缝的鸡蛋，才给了英国这个苍蝇可乘之机。当时，广东、浙江、福建、山东沿海地区的清帝国护卫沿海、打击走私的水师和海岸边防部队其实就是鸦片走私最可靠的通道。同时代的马克思曾在《鸦片贸易史》中对鸦片战争有过一段评论，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他同时对鸦片战争另一主角英国人也有一段评论，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
应该说，鸦片战争双方都有错，英国人错在他们天生富有侵略性，而大清帝国错在贪污腐败和千百年来中国的儒家制度上，最苦的也就是中国的百姓了，他们成了无人关爱的孤独的受害者。
如果说明帝国时期还因为强盛而不屑于与西方以及海外交往，因而错失了参与全球化的良机的话，那么大清帝国实际上早已注意到西方人在科技上优秀，在军舰等重大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也有沙俄对北方、新疆边境的侵扰，但满清仍满足于国内的太平盛世，对来自西方的威胁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认识不到而错过，那是一种失误，认识到了还要坚持犯错，那就是犯罪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犯了画地为牢之罪，这在一个人也就是影响一个人的事，但作为统治者就要影响一个国家了。对比1793年马戛尔尼的预言就能看出大清帝国的崩溃并非是敌人有多么强，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清帝国的繁荣昌盛是相对前朝的，在纵向比较之下，大清帝国就差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了，但只要一横向比较，很容易就能发现，大清帝国与欧洲小国相比都显得很没落。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就发现大清帝国其实并不怎么样，他把大清帝国比喻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因此，他当时就作出了预言：大清帝国迟早要崩溃，而“英国会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历史陈述，但在当时，别忘了大清帝国那时候可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大帝国，对比当时大清帝国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有谁作出了这个预测？差距就在这里，马戛尔尼一次旅行就看出了大清帝国危险的裂痕，而满清统治者呢？他们也看到了差距，但却刻意回避了，思想的差距决定了行动的差距，而行动的差距最终决定了命运。马戛尔尼提前了100年预言了大清帝国的灭亡，提前了半个世纪预言了大英帝国必将从中获得巨利，这个预测在当时也许并没有引起英国人太多的注意，但英国人和西方人也早已认识到大清帝国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这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早已是一个共识，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说这话，恐怕又要被送进了监狱，而且，中国人没有人会相信，因为那时候正是盛世。
清帝国从努尔哈赤算起12个皇帝都称得上是贤帝，他们都足够勤勉，但这12个皇帝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个牛顿所起的作用大。牛顿生于1642年，也就是清入关前两年，他和康熙是同时代人，在清帝国进入中国式的盛世之时，英国也进入到了科学和社会的新时代，不过那时英国还不能称为盛世，因为在清军入关后不久查理一世的脑袋刚刚被砍下来，在清军统一中国南方的时候，英国也正在打内战。克伦威尔和皇太极是同时代人，他们都算得上是一代枭雄，在清军和吴三桂向南挺进的时候，克伦威尔也率领议会军在纳西比战役和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击败了王党军，对比是如此鲜明，东西方的土地上同时在进行两场战争，西方的那场战争是代表新时代力量的资产阶级军队战胜了保守的王党，东方的那场战争是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中国仍旧在自己的轨道上循环，而英国已经跃迁到了新轨道上，《权利法案》限制了英国皇帝的权利，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康熙1673年平定了三藩、1684年收复了台湾、1688年至1697年平定了准格尔叛乱，他再次加强了中国的大一统集权，英国之后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盛世，中国进入到了康乾盛世，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为康熙歌功颂德道：“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牛顿则为英国奠定了称霸世界的科学基础，这两个盛世可是处于两个文明层上。
即使不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政策、经济等各种东西，仅从社会的变化也能看出中国社会始终是在一个循环中往复：崛起-励精图治-达到盛世-贪污横行-衰落-四分五裂-又一个王朝崛起，如此从信史时代一直延续到清帝国，这已经成了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在历朝历代走向衰败过程中，贪赃枉法是其中最有效的润滑剂，历朝历代也都曾大量杀贪官，但结果也总是越杀越贪，因为整肃官纪的实际作用是下级官吏和涉嫌贪污的官吏需要用更大的贿赂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性命，而对上级官吏和监察机关来说，所谓的整肃法纪实际上也就给了他们更多的贪污受贿的机会和名目，因此，依靠一群官吏去制止另一群官吏的贪污，那就是用左手去管制右手，根本不可能的事，反而是两手都更加放纵，“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
没有比较，单论某一件事往往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而且看看似乎每一个人说得又都有道理，但如果有了比较，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清晰了。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清帝国和1853年时的日本是一样的，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国内状态也差不多，当英国人以30艘舰船和1万人的远征军入侵清帝国的时候，强大的清帝国竟然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而仅率4艘战舰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一出现在日本海岸上，日本也立马屈服了，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和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列强之一，而同治中兴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挨揍的对象。因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改革，而同治中兴，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套组合拳，统统不过是花拳绣腿，玩得都是表面功夫——看似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设备，建了不少工厂，买了不少军舰，但唯独忘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近代化思想。相反，日本改革前首先派出了一个精干的使团，目的就是研究西方各国的思想体制，而清帝国倒也派出了不少，但这些大清使团不过又是一次公款旅游，他们带回来的考察成果和日本使馆的成果简直连对比一下都是对日本使团的侮辱。
看看那些洋务运动的大人物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林则徐说，“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就是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的认识水平；
1861年恭亲王奕欣上奏《统筹全局折》，主张引进西方技术，他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中国改革派核心领袖的政治决策水平；
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指导思想；
李鸿章说：“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就是中国重臣的思想境界；
左宗棠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而这番看似幡然醒悟的大论的结论却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中国另一重臣的理论水平；
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中国又一重臣的座右铭；
至于康有为这位戊戌变法的领袖，实际上是个保皇派，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还绕口令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实际上，他还是认为皇帝是不能变的；
还是洋务派的对头大学士倭仁总结得好：“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他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这就是一班谋臣的改革认识。
到了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建议“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这也真是帝国的悲哀了。
这些人都说自己能“统筹全局”，其实一个个都是半吊子，没有一个是真想来一次革命性的改革。从“同光新政”到“百日维新”，清帝国的改革就像是小脚老太太，歪歪斜斜，没有一步走的像个样。
满清的改革如果只是理论水平差还好些，关键是这实际上成了一场官商勾结、合伙贪污的大贪污运动其实，官商勾结在西方国家更严重，说它是一个传统也不过分，只不过西方国家的官商勾结大多集中在最高层，也更隐蔽，而且多数时候有合法的外衣，所以看起来不像是中国那么明目张胆。不说远的，就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媒体就报道说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公司就成了一个黑洞，悄无声息地赚了很多。这个名叫黑石的公司在20年前还不过是一个只有一间办公室的皮包公司，但在现在它已经是一个管理者1.3万亿美元的大资产管理公司。黑石之所以能突然崛起就是因为它有“政府关系”，次贷危机造成一大批公司倒闭，于是也就必须要清理这些倒闭公司的资产，谁都明白，这可是一个肥差。黑石成为美国政府聘请的资产管理公司，它能够得到政府内部关于倒闭公司的一切资料，但最妙的是黑石还拥有购买权，也就是说，它是政府聘请来的资产评估公司，像房地美、房利美、贝尔斯登等公司的破产清算就是由这家公司负责的。在金融资产方面，黑石还插手很多，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倒闭，黑石就购买了很多这类金融产品，然后再进行管理或者出售，转手就是一大笔。
欧洲的封建制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完全不同，封建制本身应该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本身就包含着法治，中国则不然，权与法是一体的，因此，法律并不是用来制约官员的，而是为了管理民众的，或者说是为了维护官员的。
有个假设叫“如果统治阶级不腐化的话……”，其实这很可笑，这世界就没有不腐化的统治阶级，但这不等说统治阶级腐化就是合法的。它合理，但不合法，说得令人郁闷些，人就是为了生活的腐化些才奋斗的，谁不是这样？这合乎人类欲望本性，所以说合理，但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将此合法化，就像晋帝国将生活腐化写成理论那样的话，那就必然要走向灭亡，因为也正是人人都想腐化，所以有你腐化的生活了，别人没有，那就要有矛盾，因为追求平等待遇也是人类的本性，这也是不合法但合理的要求，因为也许你的钱是来路正常的，不是灰色、黑色的收入，但只要你生活在腐化中，你就要成为别人不满意的对象，因为他也想要你那样的生活，而社会却没有给他同样赚钱的机会，所以，矛盾产生了，矛盾再加深后，就成了危机了，然后处理不当，就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