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小说中有一类作品突出描写了各种英雄好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与历史演义小说中的英雄相比，他们的虚构成分更多一点。《水浒传》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它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北宋末年，宋江等所领导的民众反抗斗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水浒传》版本甚多，120回本的《水浒全传》约100万字。
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在成书之前，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宋元时期，宋江等人的事迹就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说话艺人也开始讲说他们的故事。《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它所记水浒故事，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金元时期的戏剧家还创作了很多水浒戏，水浒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内容细节上与《宣和遗事》颇有异同。而把这些简单、零散的人物和故事汇集到一起，写成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则是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的功劳（也有罗贯中著和施、罗合著等说法）。有关施耐庵的生平、思想，缺乏详实的材料予以说明。
《水浒传》是第一部以民众的反抗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艺术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全书以洪太尉误放魔君为序曲，但这只是为了呼应上天星宿之说，给小说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实际上，作品却是以高俅发迹为真实内容开篇的，表明了“乱自上作”的思想。由于宋徽宗荒淫无道、腐败无能，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此人与蔡京、童贯等权奸把持中央行政大权，又将其亲朋党羽安插全国，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关系网。这些人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百姓，逼使无数英雄，纷纷落草，用朴刀杆棒来洗雪他们的仇和怨。鲁智深、林冲、宋江、柴进、武松、解珍、解宝、杨志、孙立等数十人，就是因为深受官府和邪恶势力的挤压，或不满社会现实的黑暗，通过不同的反抗道路，汇聚水泊梁山。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力量的加强，他们打破祝家庄、曾头市，攻下唐州、青州、大名府，两败童贯，三挫高俅，使统治者为之震惊。但由于义军领袖宋江无意反抗朝廷，终于使梁山英雄走上了被招安的道路。在古代，民众的反抗斗争被诬为“盗”，梁山英雄的行为原也在“盗”之列。但这种“盗”又不同于当时人们通常理解的“盗”，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盗可盗，非常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在民众的反抗斗争中，贯穿和交织了忠奸斗争。具体地说，作者让忠奸斗争采取了民众反抗斗争的方式进行，同时，又把民众反抗斗争纳入了忠奸的轨道。这就是《水浒传》矛盾冲突的特点和全部内容的要旨。
招安之后，宋江等自愿征辽，保卫边土，以示效忠于宋室。这也反映了宋元以来汉族人民的民族爱国思想。然而，他们有功不受赏，反遭猜忌、陷害。以后又去平田虎、剿王庆、擒方腊，经过无数次血战，他们虽为宋室立下汗马功劳，却伤亡殆尽。幸存者也或隐遁、或被害、或自杀，小说的结局充满了悲剧气氛，使作品“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
尽管如此，《水浒传》讴歌的英雄主义仍然是作品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作者往往集中几回重点刻画一个或几个主要英雄人物，如所谓“武十回”、“宋十回”、“林八回”、“鲁七回”等。通过这些列传式的描写，展示了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生活道路和性格特征。浪迹江湖的鲁智深是作者描绘的一个正直、勇敢、急公好义的英雄，“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概括了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从一个颇有地位的军官到削发为僧，再到落草为寇，纯粹是由于慷慨任侠、仗义勇为而难以存身的结果。林冲则是“官逼民反”最突出的典型。他原有优裕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的隐忍退让、委曲求全并没有带给他安宁。在无端的陷害面前，他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和复仇之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英雄本色。武松也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一个天神般的英雄，他一再声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这种英雄性格经作者反复强调，雕刻般地凸现在读者面前，李逵虽然没有武松、鲁智深、林冲那样集中的描写，但自第三十八回登场起，就一直活跃在作品中。鲁、林、武等固然也形象逼真，呼之欲出，一旦上山，他们的性格就被淹没在人群之中，不如李逵，终《水浒》之篇，都没有减弱其艺术的魅力。他的性格就像一阵扫荡一切恶势力的“黑旋风”。他把天下大事看得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有了两把板斧，就可以杀尽天下不平之人。他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梁山英雄中反抗性最强的一个。
值得赞赏的是，《水浒传》在描写这些英雄人物时，避免了千篇一律、众人一面的弊病，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及其发展变化。明末清初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就称赞“《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林冲由岳庙隐忍求和、野猪林的守法、风雪山神庙的悲恨到草料场报仇，至火并王伦，越来越坚决，十分符合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这种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在杨志、武松等人身上又各不相同。同时，作者还大量运用合理的想象和艺术的夸张，通过传奇性情节使英雄人物达到理想化的境界，如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林冲的风雪山神庙；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李逵的大闹江州、力《水浒传》插图“四路劫法场”杀四虎、独劈罗真人、大闹忠义堂等等，都是充满神奇色彩、令人过目不忘的描写。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特点是准确、形象、生动、丰富。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语言，人们可以看出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性格特征。
《水浒传》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动力。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作为《水浒传》余绪的陈忱的《水浒后传》就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它热情歌颂了梁山英雄的抗争精神，寄托了深沉的爱国思想，在艺术上也有某些独到之处。《说唐》、《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它们大多情节曲折，塑造一个个非凡的英雄人物，其中像秦琼、程咬金、杨家将、孟良、焦赞、岳飞、牛皋等，都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