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应该适度，并且积极地消费。钱存在银行、留在家中，或一味地追求保值，最多只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既改善物质生活，又满足精神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于公于私都有利。消费不等于浪费，也没有绝对的高或低。上海博物馆的门票大概是同类博物馆中最便宜的——20元，对于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是学童一年的学杂费，给希望工程捐款，可以救助一名学童。那么，上海博物馆是不是应该关门，或者所有的参观者得先捐款？对于亿万富翁来说，数十万元的酒席费，本来算不了什么，如果他不消费，除了增加银行存款，毫无意义，如果他花了这钱，政府可以收税，餐馆和相关企业（如酒厂、供货商）可以获得大笔利润，一大批人（服务员肯定很多，据说还表演歌舞）可以就业。其实，真正吃掉用掉的东西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附加产值，何浪费之有？至于社会影响，本来就是反对者创造出来的。要是媒体不报道，谁会知道？如果民众都有正确的观念，绝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贫富差别本来就存在，富人多花钱，政府才有更多的财力给穷人帮助，穷人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拿最新的例子来说，故宫博物院花了政府两千多万元，买了一幅画，够高消费了吧，用的还是公款。卖主没有透露，但他肯定得缴一大笔税，拍卖行也得缴一笔税，政府实际上已经收回了一部分。如果这位卖主愿意高消费，不是可以回收得更快，下岗工人也多些就业机会吗？总比他将钱全部存入银行好吧。亚洲首富李嘉诚有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蹲下身正欲捡取硬币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作为酬谢。事后，有人对此颇不理解，而李嘉诚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起这两元钱，让它滚进坑渠，这两元钱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酬谢，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经商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净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我们不是李嘉诚，不可能有他高屋建瓴式的大家风范，但永远抱着“均贫富”的思想，对自己支付能力之外的消费水准忿忿不平，那就是放着炸酱面不吃，强迫自己去喝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