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卫红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是美国城市规划界大师，有长达50年的规划实践。他在规划研究上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城市和区域规划、规划理论与世界城市等三个方面。约翰·弗里德曼认为规划并不只是建筑学和工程学上的问题，他将规划学与哲学、经济学、文学和政治学置于一体中进行思索，并提出城市规划是一种创新型实践，基于自身资源的内生型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近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不仅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可能性与社会发展主要方向的地方，同时也成为社会与经济矛盾的集中之地。本文拟从约翰·弗里德曼的城市规划学说入手，探讨我国城市和谐发展问题。
一、城市是谁的城市
城市是谁的城市？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是为市民而存在的。根据他的理念，城市的市民既包括城市内部本地居民，也包括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各类外来就业者，因为他们对一个城市的建设和财富奉献了自己的工作。
城市的表象是一个地域空间，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在其中工作、学习、生活，在城市里停留的人还包括外来的投资者、工作者、旅游者等。市民生活构成了城市的历史，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物化体现，因此，创造一个宜居的和谐的生活空间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目标。
在我国的城市人口中，除了城市内部本地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还包括少数拥有高工资待遇的跨国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城市人口的组成是多层次的。城市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生活空间，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对城市发展有直接影响，进行重大的规划决策，如高速公路选线，大型设施选址等项目对城市形态和功能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随着社会的变迁，规划逐渐成为一种协作和协调。“规划作为社会整体中一只调停的手，不断靠近政治学的表层。”约翰·弗里德曼特别强调规划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乌托邦式的思考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乌托邦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选择一条通向我们相信正确的未来道路，因为它的具体意象来自于那些我们高度珍视的价值观。”在这个理念基础上，维护城市的公共利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维护城市公共利益的理念也就是对城市公共价值创造的强调。
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结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决定了城市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资本的不断积累，愈来愈多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城市的生产建设部门，多年来GDP水平持续上升。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规模持续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构成的文化背景也日益复杂。年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为3.68亿，其中非农人口2.32亿。据此推算，至少有1.36亿的城市人口是来自农村而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者，但城乡分离的格局使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在居住、健康卫生、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待遇与城市本地职工的差距持续扩大，工资收入也低。据张晓晖2004年的研究，1994～2004年间，城市职工的年实际平均工资从4538元增长到11902元，而在这十年间，一些相对发达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却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很低，但在2006年末他们的这部分工资性收入仍占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8.33%，而同期农业纯收入仅占其中的32.33%，这说明城市本地职工与农村进城务工者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表现。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3.28：收入分化，低收入者迅速增加，是当前城市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城市社会收入的分化会引发多重的社会矛盾，城市低收入者的迅速增加，将使“城里人”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怀有心理上的警惕，而客观地说，进城农村务工者的不安定处境等因素也构成城市治安的一个隐患。
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导向的矛盾，学界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平均是经济发展初期所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这一派认为，高额个人和企业收入是储蓄的必要条件，它有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另一派则认为，贫穷人较低的生活标准会降低他们的健康、体力、主观创造力和经济生产力，从而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迈克尔·塔达诺（Michael·Todaro）不支持第一派的观点。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的富人不同，目前发展中国家富人不大倾向于将钱储蓄或投资于当地经济，他们将大部分的收入花在奢侈品上或以资金外逃的方式寻求海外“安全天堂”。事实正是这样，有许多资料可佐证。如2008年9月14日香港大公报报道，2007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达80亿美元，奢侈品年销售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即使是经济最发达上海，2007年人均GDP为9259美元也仅相当处于世界第52的位置。约翰·弗里德曼也认为，一个美好城市设定的原则是：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应该被赋予获得自身智力、体质和精神充分发展的权利。他强调人及其发展权的重要性，强调维护城市公共利益的正确性。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时要在城市收入分化问题的求解上增加一个价值衡量。城市是全体居民共有的城市，有平等追求公正、和平、健康安全、经济繁荣以及宜人的自然环境的权利。贫穷不是一种简单的低收入，它反映了人们获得社会生活自制手段的不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有为广大公众服务的责任，应当建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支持体系，帮助贫困人群脱贫，实现他们的发展潜能。和谐美好的城市要求关注城市社会公平，提高贫困阶层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残疾人的生活和社会状态，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环境和机会。
二、城市的内生型、外生型发展论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物化体现，城市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地，城市更是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载体。诚然，城市的繁荣需要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物质基础来支持，但是城市的持续发展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约翰·弗里德曼在其《全球化与萌生中的规划文化》一文里提出城市的长期竞争力要依赖于城市内生的7种资源，分别是：（1）人力资源，即包括安全的食品，良好的住宅，宜居的邻里以及医疗保障和教育；（2）社会资源，即充满活力、自我组织，并且融入社区日常生活的公民社会；（3）文化资源，即物质遗产、文化特性和文化生活活力；（4）智力资源，即高级人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质量以及这些智力结构形成的城市的创造力；（5）环境资源，即维持当地生活的重要的物质环境质量；（6）自然资源，即天赋的自然生态资源；（7）城市资源，即交通、能源、供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他对内生型发展进行了说明，“真正的城市发展并非诱使资本家将资金投入‘你的城市’，抑或投入作为竞争对手的城市，而是通过重视并且改善城市自身的基础条件，促使城市‘由内而外’地发展，这种始于内在的发展可被称为内生型发展。”外生因素对城市的发展也很重要，但不确定。如资本，从法理上而言是一种自利的力量，它的流动不是根据对地方的忠诚度，而只会流向收益最大之处。弗里德曼就曾提出由跨国资本驱动的出口生产不是自发产生的，故而无法走向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此语目前正有一个现实的体现，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给我国出口型制造业企业造成不可回避的硬伤，一方面，金融风暴引起的信心危机导致国际消费市场大萧条，影响企业出口；另一方面，外资进入速度放缓使我国制造业增长后劲受影响。此外，城市间为分得全球资本的一杯羹而进行过度竞争，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带来极大浪费。例如有的城市为争夺资本而扭曲压低地价，有的城市可能会超过其资源条件许可进行不必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竞建机场热就是一例。
在关于增长与可持续性问题上，增长可以根据各企业的账目数据来计算，而可持续性却需通过一个全面的社会测评体系来获得。经济增长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经常并没有反映在社会和环境上的代价。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就存在这方面的不足。以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看，今天我国制造大国的称誉是建立在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初级劳动力，以及大量牺牲环境和生态资源的成本基础上的。我国GDP占全球比重不过4%，但是耗油占全球新增值的30%，用钢占全球新增值30%，用水泥占全球新增值的40%。这种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处于国际化的比较初级与粗放的水平，亟待升级，否则会影响我国企业的成长。
约翰·弗里德曼从规划学视角主张以综合的观点全面分析问题，他推崇城市～区域型（city-regions）的功能整合完善、多元目标最优化的内生型城市发展方式。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机构与组织在这点上与这位大师的理念相契合。例如，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城市财富的排名进行计算时，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人均收入作为计算方法，而是将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机器设备、建筑物、高速路及其他“生成资产”、人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源，即所有家庭、社团相加的价值都包括在内。当前，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好体现了这一思想。城市的建设发展不能仅仅是生产与扩张，而且要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协调共进。作为一个资本稀缺的大国，来自本国以外的资本无疑是需要的，但能否固化这一部分资本，走向可持续发展，还要视当地内生资源优势发挥程度而定。
三、和谐美好城市源自内生资源优势的挖掘和发挥
城市的和谐美好要求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重目标的最优化，而不是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源自于自身独特的力量和相对的优势。
（一）内生优势——适当的制度变革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内生资源优势的挖掘和发挥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与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将影响城市及地区的生产活动，产业转移就是这样。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再，不得不向土地和劳动力更低廉的欠发达国家与地区转移，相关城市与地区的经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这在我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得到体现。诚然，我国经济起飞中制造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效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与基层配合下开展的，这一制度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内生的因素，正是内生的恰当的制度与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在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时添加了成功的砝码。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出口，且其中不少是耗能耗材大、污染严重及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开办的工厂和企业，而制造作为产业价值链中的一环，其增值部分相当有限。任何行业的产业价值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六个环节，正是这六个环节创造出整条价值链里盈余最大的价值。我们看到产业价值链的“头”和“尾”，即产品研发和营销这些增值最多的环节，无一不与上述提出的城市内生的7种资源相关，正是人、知识、环境与社会等资源的优势发挥和特性挖掘带来了价值增值，同时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
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与外生因素比较可从浙江与江苏省经济的分析对比中得到启发。据刘志彪等2006年的研究，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而外资经济所创造的附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高，2003年仅为7%，但近年来，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外资经济发达的江苏省达40%以上，而浙江江苏两省在人口和资源禀赋上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城市的竞争力及城市市民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都服从外来资本的竞争需求。浙江民营企业对内开放度高，对外开放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主要不是走吸收FDI进行加工贸易模式，而是推动民营企业采取“走出去”战略，创自己的品牌，到境外设立自己的营销网点，关注产业价值链中增值最多的“头”和“尾”部位。
（二）内生优势——城市发展之多方参与
和谐美好的城市要重视市民、各类组织等对城市发展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更主动地应对广大市民的需求，城市政策的推行如果没有得到市民的合作，不但实施成效将减弱，市民的实际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势必导致社会紧张从而损坏城市的整体利益。当各方行动者达成一致，则最有可能出现跨越权力与地位差异的自发合作。针对资本稀缺，可以促进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发展，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准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拓宽渠道。在城市土地等资源的配置上，城市政府拥有巨大的自由量裁权，但如果没有对这种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机制，就难以保证对土地和空间资源过度利用和浪费的控制。市场在城市土地利用中要参与，但其影响也要有所限制。郑也夫先生举过一个事例，一个开发商在北京承建的高档小区，前有质量很高的公路，后有地铁和轻轨，显示的是富有人群占据了全部的交通便利，而低收入阶层则难以从商人的住房策划中得到好处。只有当城市决策是建立在广大市民、各类组织和专业人士及政府广泛合作的基础上时，城市政策才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防止那些只惠顾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城市发展行为。而只有当广大市民的利益得到有效保证，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市民的潜能才能得到发挥，充满活力的市民创造力将演化为欣欣向荣的城市竞争力。
（三）内生优势——可持续的市民生活空间与城市创新
和谐美好的城市要以建设更加平等、更加宜居的市民生活空间为目标，除了要为广大市民提供住房、能源、交通、卫生、教育、安全等城市基础设施外，还要做好城市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及培养城市生活空间的独特内涵，其中和谐的邻里增强市民间的情感联系，有助于人口构成差异巨大的城市形成包容性，市民彼此负责，共同应对持续快速的变化。要警惕不当的城市改造与开发对市民生活空间的颠覆，城市改造要重视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这是因为大规模突进式的城市改造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和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破坏，而和谐共荣的城市社会资本及其网络则催生一种创新环境。
城市创新是城市的一种内生优势。城市市民和城市的特定环境构成城市创新的主成分，市民的知识结构、周围的智力资源是创新的根基，宜居的自然环境、丰厚的文化氛围是创新的土壤。城市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它存在的文脉和根植的文明。城市的创新环境显示出更多的是特性而不是共性，正是城市活动的历史形成了各城市不同的特色，城市特色经常使城市的顾客由于转换成本较高而难以放弃该城市。城市里不同的文化交流融合，不同思想碰撞激越，不断创造新事物。城市创新不仅可以避免城市竞争的同质化，而且可以创新经济活动。城市创新文化力量正在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潮流，创新环境及多元文化时见孵化多种新型小企业。
综上，城市和谐发展需要关注包括城市外来务工者的广大市民的共同利益，城市公共行为应当放到公共利益的天平上衡量其正当性。城市发展要重视其内生资源优势的挖掘和发挥，更多关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而不是仅仅盯住经济增长的若干指标。同时，更要在城市基本需求的物质平衡、城市决策的多方参与、城市生活环境的可持续性、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及城市创新等方面着力行动。
参考文献：
（1）约翰·弗里德曼：《世界城市的未来：亚太地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作用》，《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5期。
（2）约翰·弗里德曼：《重温规划理论》，《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5期。
（3）约翰·弗里德曼：《美好城市，为乌托邦式的思考辩护》，《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5期。
（4）约翰·弗里德曼：《全球化与萌生中的规划》，《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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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晓晖：《廉价劳动力并非无限供给：珠三角民工荒真相调查》，《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