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继位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巩固了地位，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姚崇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的基础。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贤相。
姚崇的第二次任相，只有短短的7个月，就再遭放逐。原因就是他与宋璟上的“安储三策”，得罪了太平公主。
景云二年（711年）二月二日，唐睿宗出人意料地下令，命太子李隆基监国。李隆基由平王立为皇太子，至此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开始代理国政了呢？
按照惯例，唐代太子监国通常是出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皇帝外出征伐，远离京师；二是皇帝巡幸东都或出巡地方，一时回不了京城；三是皇帝病情恶化，不能理政。类似上述三种情况在唐朝初年是屡见不鲜的。那么睿宗是出于什么原因命太子监国的呢？从他的年龄来看，这年恰好50岁，算不上高龄，史书又不见记载他患有什么疾病，并不是出于健康不佳的原因；同时，睿宗既未率兵出征，又未巡幸外地，可见他并未曾离开京师。显然，这都不成为睿宗命太子监国的原因。
但是，毕竟事出有因。尽管宫廷事秘，我们根据史书的某些记载，仔细分析，仍可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揭示其中的奥秘。《旧唐书·张说传》中的一段记载，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其中说：
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觅亲敬。明年（景云二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是岁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动摇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
这段史料清楚地表明，术士上奏的5日内宫廷将要遭遇一场兵祸，是睿宗命太子监国的原因。现在看来，术士所言固然不足为信，但当时迷信星象，一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常常通过术士之口向皇帝发出一些信号。张说十分明白这一点，术士所说的“有急兵入宫”，显然是指太子李隆基将发动宫廷政变，这也正是谗人设计陷害太子，用以动摇东宫的阴谋。
既然如此，那么谗人又是谁呢？显而易见，就是太平公主或者其党羽。
术士对睿宗所说的“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一事，虽然是太平公主之党着意挑拨睿宗与太子的关系，但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李隆基一再受到太平公主的挑战，其太子地位自然不能固若金汤，这也不能不引起李隆基的严重关切。他会担心夜长梦多，时间久了，说不定会变生肘腋。唐初以来的太子更易不常，有时是刀光剑影，充满了杀机。当他回顾这些往事时自然会不寒而栗。而现在的李隆基英武果断，有魄力、有韬略，他已经独自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诛灭了韦武集团。而且他又得到了朝中大臣如姚崇、宋璟等有声望的政治家的全力支持。所以如果太平公主逼他过甚，其太子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时，他就会毅然挺身而出，毫不迟疑地再次发动宫廷政变。这在当时政变迭起、政局尚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更是轻而易举的。
睿宗对事态的发展也焦虑不安。太平公主与皇太子姑侄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他对此决不会熟视无睹或泰然处之。他看到太子李隆基的羽翼渐渐丰满，在弑夺风云不时涌现之时，只要他振臂一呼，一场大的宫廷政变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当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似更加预感到局势的严峻，因此他很容易地听从了张说的建议，决定让太子监国，并颁发了由张说起草的制书。
从制书的内容来看，所谓命太子监国，并不是让李隆基全面代理国政，只是“俾尔为政”。就是说只让太子帮助处理政事，他的权限只是六品以下官的除授及判决犯徒罪的囚犯。六品以下官属于品秩较低的官员。唐制规定：五品以上官的除授，由吏部呈送中书、门下省审查，由皇帝下制书任命；六品以下官则可由吏部直接任命，不必上报。可见太子负责六品以下官的除授，其权力是有限的，负责徒罪以下的刑法也无足轻重。
尽管如此，但是李隆基从立为太子到监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向全面执政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同太平公主之党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新的进展。显然这也是睿宗为了稳定太子地位，对李隆基做出了某些让步。现在，皇太子李隆基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君临天下，总理大政。而太平公主又竭尽全力，欲将皇太子拉下马，另立储君。因此，皇太子虽然监国，帮助父皇处理朝政，但他们姑侄之间的矛盾斗争并未缓解，双方围绕着皇位问题的激烈角逐仍在继续。
太平公主虽然出居蒲州，但她的手仍然伸得很长，还是要插手朝中政事。睿宗曾接受了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一度罢免了斜封官等冗职。殿中侍御史崔莅等人提出，罢免斜封官是彰示中宗用人的过失，又要招致罢免人员的怨恨，恐怕要发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也出面为罢免的斜封官鸣不平，劝睿宗收回成命。睿宗对太平公主向来是有言必从，于是颁下制书，凡已停任的斜封官并可量材叙用。对此，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指责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还批评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说：“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并劝谏睿宗改弦更张，否则祸害就会更大。对于柳泽的谔谔之言，睿宗却充耳不闻。
更为荒唐的是，睿宗还把姚、宋二相密奏出宋王成器为州刺史等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这才知道自己出离京师是姚、宋安定太子地位的谋略，立刻火冒三丈，便严厉责怪太子。李隆基见机行事，即上疏说姚、宋二人“离间”姑、兄关系，“请从极法”。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贬为楚州刺史。
姚崇与宋璟是太子的羽翼，睿宗当然深知这一点。太子虽然上奏“请从极法”，也并非诚心将二人推上断头台，不过是一种策略。因为睿宗决不会对他二人轻易施法，只能贬出京师，以示惩罚，这也似为太子预料之中的。暂时将姚、宋二人贬出京师，能缓和一下太子与太平公主的关系，对姚、宋二人的安全也似有利。
姚崇、宋璟虽然被贬，但姚、宋任相短短的7个多月来，却给人留下了一个清新的印象。人们评价道“姚宋为相，邪不压正；天平用事，正不如邪。”更重要的是姚、宋的努力为日后李隆基清除太平公主集团打下了基础。朝野健康的力量都期盼着他们能东山再起，再掌朝纲！
景云二年（711年）四月，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一天睿宗召集了三品以上官员，突然对他们说：“朕素怀淡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当时群臣面面相觑，无所适从。太子李隆基见此情景，即使太子右庶子李景伯出面坚决推辞。睿宗不答应。这时殿中侍御史和逢尧上奏说阻止，睿宗才改变了传位的想法。
这一件事颇耐人寻味。睿宗所说的把皇嗣之位谦让给中宗及推辞皇太弟的事也都符合事实。但是，睿宗是否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素怀淡泊，不以万乘为贵”呢？那就未必其然了。睿宗初次即位称帝是在中宗被废除帝位之后，当时武则天专擅朝政，他名为皇帝，却被软禁而不得亲政，他怎能领略万乘之贵呢？武则天称帝后，他被降为皇嗣。武则天重用酷吏，残酷地打击唐宗室，诸王公几乎被斩尽杀绝，连他本人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在中宗被迎回东都后，以宰臣张柬之为首的朝臣大都倾心于中宗，极力赞助他复位，这时睿宗主动辞让皇嗣之位也是大势所趋。中宗复位后，韦武集团又专擅朝政，他的处境并不太好，时常担心遭到迫害。而且中宗尚有三个皇子，次子重福、三子重俊已长大成人，习惯上还是传子制，这样，他推辞皇太弟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中宗遇鸩而死，李隆基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了韦武集团，他的境遇才有了根本的转变。所以当平王李隆基及大臣拥戴他复位时，却一反常态，当仁不让了。他亲眼看着太平公主把少帝拉下御座，他没有制止，更没说半句推辞的话，就心安理得地登上了宝位。后来，他虽然诏命太子监国，却舍不得交出军国大权，只让他处理无足轻重的事宜。这些事实都说明，睿宗自称“素怀淡泊，不以万乘为贵”，并不是他的真情实意，他似乎是在皇太子与太平公主的矛盾斗争中作了一个姿态。所以当太平公主的党徒和逢尧出面劝他不要传位时，他则很痛快地接受了规谏，立刻改变了传位的想法。
这次唐睿宗虽未能传位，却又下了一道制书：“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这道制书的颁行，扩大了太子监国的权限，使他向全面总理朝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同年五月，皇太子李隆基也作了两个姿态：一是请求把太子位让给长兄宋王成器，睿宗没有同意。过去太平公主曾散布流言，说太子非嫡长，不当立，这时李隆基表示愿意让出皇太子之位，大概是为了封住太平公主之口吧。二是请求把太平公主召回京师，睿宗同意了。皇太子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大概认为，他的监国已经得以处理政事，而且有权过问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官的除授问题了。在朝臣中，他的支持者也占据着中枢部门。似乎认为，他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即使把太平公主召回京师，也无碍大局。
事实证明，太子李隆基低估了太平公主的活动能量。她一回到京师即变本加厉、活跃异常，朝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和她的干政有关。
这年五月，太平公主刚刚回到京师，睿宗则颁下了制书，恢复武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昊陵、顺陵，并量置官属。而武氏二陵之废是去年七月李隆基诛灭韦武集团之后，历时还不足一年。为什么废而又复呢？因为太平公主亲自出面，为武攸暨所请求的。接着，私侍太平公主的僧人慧范依仗着她的权势胡作非为，横行不法，“逼夺民产”，御史大夫薛谦光、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弹劾他的罪行。太平公主闻知后向睿宗申诉，结果作恶多端的慧范无罪，而弹劾其罪的御史大夫薛谦光反被贬为岐州刺史。
七月，中书令韦安石改任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其改任的原因是“太平公主以韦安石不附己”，故只给他一个很高的虚名，“实去其权”。
九月，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窦怀贞进为侍中。窦怀贞善结权贵，趋附太平公主，每次退朝，必定先登公主家门，公主所求，无所不应，深受太平公主赏识。
十月，一天睿宗率诸宰相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一起登上了承天门，宣读了制书。其中说：
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史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安石可左仆射、东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书，怀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书，说可左丞，并罢政事。
在宣布罢免韦安石等五名宰相的同时，又任命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这是一次重大的宰相班子的大改组。睿宗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作为理由，戏剧性地将宰相全部罢免，另换新人，这在平常时期是极为罕见的。韦安石等宰相五人，除了窦怀贞外，有的为官正直，不趋附太平公主；有的是皇太子的有力支持者，不合太平公主心意，所以她在背后鼓动，由睿宗出面全部罢免。窦怀贞虽是她的心腹，也不好独留他一人。
新任宰相刘幽求曾参与了太子政变，魏知古、陆象先还是比较公正的人。而崔湜却是太平公主的死党，他私侍太平公主，故被引荐任命为宰相。其实，陆象先虽是清静寡欲，善高谈阔论，为时人所重，太平公主并没有因此而举荐他任宰相的意思，只是崔湜请求与他同时升为宰相，以免引起朝臣的非议。起初太平公主不同意，崔湜表示，如果不与他同时任相，自己也将拒不就任。这样，太平公主只得向皇兄提出要以他二人同时为相。但是，睿宗只同意任用陆象先，不同意崔湜任相，太平公主又哭天抹泪，一再央求，睿宗只好同意了。
先天元年（712年）正月，以左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趋附于太平公主，罢相仅三个月，如今又升任宰辅了；岑羲也成为太平公主的羽翼。
二月，蒲州刺史萧至忠私自向太平公主请托，公主引荐他为刑部尚书。从此，萧至忠经常出入太平公主家门，成为她的一名死党。他的妹夫蒋钦绪时任华州刺史，较有见识，他见萧至忠与太平公主打得火热，预感到事情的不妙，曾劝说他不要请托太平公主。萧至忠执意不从，于是他退后叹息说；“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萧至忠出自累世冠冕的名门望族，蒋钦绪已预料到他的可悲下场。
从景云二年（711年）五月太平公主由蒲州迁回京师，至先天元年（712年）二月，仅有9个月的时间，朝廷中所发生的这些大事几乎都与太平公主有关。太平公主以睿宗为强大的后盾，为所欲为，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朋比为奸。睿宗虽然下诏说“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官的任免先与太子商议，然后奏闻，但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监国的皇太子抛在一边，由太平公主暗中密谋策划，睿宗点头同意的。
锐意进取的皇太子李隆基对于太平公主的一意孤行决不会善罢甘休，更不能容忍为太平公主所掣肘。一些有识之士也暗中劝太子诛灭太平公主之党。王琚被选任诸暨主簿，入东宫辞谢太子。进入殿中，他故意走得很慢，眼睛望着高处。宦官告诉他说：殿下在帘内。王琚听后却大声说：“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大孝于君亲，何得有此声？”故意激发皇太子。李隆基马上召见他。王琚说：过去韦皇后智识浅短，亲行弑逆，人心动摇，天下思念李氏，殿下举兵诛之，易如反掌。如今社稷安定，太平公主又是武则天之女，凶狡无比，屡有大功，朝中的大臣多与她一鼻孔出气，深为殿下担忧。太子拉着他的手，与他同榻而坐，说：“父皇同胞只有太平公主一妹，杀她怕有伤父皇之心。”王琚又开导皇太子说：“天子之孝，贵于安宗庙，定万人。”他又援引西汉故事，说盖主是汉昭帝之妹，有罪还处死，“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储式。太平虽姑，臣妾也，何敢议之！”极力促使太子赶快动手，除去太平公主这一祸患。
一些迹象表明，皇太子李隆基摆开架势，在跃跃欲试了。
这年七月，彗星出现在西方，经轩辕入太微，至于大角。彗星的出没常被人们视作政局危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