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
譬之树木，这诚孝之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
——《传习录·徐爱录》
“解读”
王阳明认为，比如树木吧，这诚孝之心就是树根，其他的便是枝叶。需先有了树根，然后才有枝叶。不是先有了树叶，然后才有树根。
做人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明白做人的道理，才能想去怎么做事。胡乱做人，智力越高，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我们非常明白，从孩子生下来开始，如果不抓好他们的道德教育，倘若心术不正，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惨淡收场，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汪精卫的下场。汪精卫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绝对是一个赫赫有名人物，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早年参与了国民党和民国的草创，可谓功不可没。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精卫的手笔。汪精卫还曾经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他那俊美的脸庞，风流儒雅的个性，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为之朝思暮想。在宋教仁遇刺、胡汉民牺牲、孙中山英年早逝之后，国民党里面无论资历还是影响，除了蒋介石就是他了。然而这样一个智勇双全聪明绝顶的人物，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投靠了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个伪政府，甘做日本人统治中国的傀儡，严重破坏了大好的抗战局面，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李斯的悲哀”：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秦朝丞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却有个致命的弱点。
李斯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过小官吏。他在郡里的茅厕中看到的老鼠又脏又瘦，而他看到的粮仓中的老鼠又肥又壮。他感叹道：“处的位置不同，其结果的差距也就大。”这就是李斯著名的“仓鼠论”。于是李斯便投到著名学者荀子门下学习。学成后，他辞别荀子时说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可见卑贱的地位，穷困的处境，是李斯发奋的动力；改变卑贱的地位、穷困的处境，是李斯努力的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与志趣格调并不高，就是为了改变自己地位低下的处境，去努力的。
正是这个弱点，造就了李斯悲哀的结局。
秦王读过韩非写的书籍，对于韩非的博学，非常仰慕，一直想见韩非，并恐吓韩国。韩国对于秦国十分恐惧，所以派韩非到秦国请求两国的和平，这时的秦王将韩非扣留在秦国。到了秦王嬴政十四年（前233年），李斯怕秦王重用韩非，不顾同学（李斯和韩非同拜荀子门下）情谊，私底下诬陷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必定不会效忠秦国，劝秦王把韩非禁锢，又在狱中把韩非毒死。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病死，遗诏命公子扶苏回咸阳奔丧。而赵高心术不正，竟扣留诏书，想立胡亥为皇帝，以便自己篡权。但这必须经过李斯的同意，阴谋方能得逞。因此，赵高使尽浑身解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说服李斯。李斯开始斥之为“亡国之言”，继之，责令曰：“君反其位！”接着，劝说：“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然后告诫道：“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情绪由盛怒到平息，语气由严厉到温和，心理变化清晰可见。最后，赵高使出杀手锏，说：“您听从我的计策，就会长保封侯，并永世相传，一定有仙人王子乔、赤松子那样的长寿，孔子、墨子那样的智慧。现在放弃这个机会而不听从我的意见，一定会祸及子孙，足以令人心寒。善于为人处世，相机而动的人是能够转祸为福的，您想怎么办呢？”此语正中李斯要害。由此，李斯、赵高、胡亥合演了“沙丘政变”，改变了秦国，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
李斯以为帮助胡亥登上皇位，就能永保荣华富贵，子孙前途无忧。然而，胡亥只不过是赵高的牵线木偶，赵高掌握着实权。“沙丘政变”后，李斯已无利用价值，而且成了赵高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不可避免的，赵高把矛头指向了李斯，不失时机地诬告李斯父子谋反。可怜的李斯纵有三寸不烂之舌，又怎能说得动昏庸无比的胡亥？最终还是落了个腰斩、三族之人都被处死的悲惨处境。临刑之际，李斯黯然地对儿子李由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然而，上蔡那透明而脆薄的春天早已变得遥不可及了。
纵观李斯一生，他最不可忍受的是处于下位、贫贱之位。他认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他重视“得时勿怠”，要抓紧时机，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没错，但要看究竟是怎样做。他看不起那种“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他认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是唱高调，假清高；是“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这就把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以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通通说成是“非人之情”。如何追求富贵、如何摆脱贫贱，别人是有原则、是有底线的，而李斯没有。他把孔子、孟子以及他的老师荀子的甘居于贫贱都加以蔑视；在他看来，只要能求得富贵、摆脱贫贱，他可以不择手段。看来，相对于其他方面，德行可能更为重要，李斯的悲剧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