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在当时的诗坛上声望很高，和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与谢灵运、鲍照鼎足为“元嘉三大家”，是刘宋文坛的领军人物，所谓“元嘉体，宋年号，鲍、颜、谢诸公之诗”。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
颜延之出身世家，“少孤贫，好读书，无所不览”，“居贫郭，室巷甚陋”，以致“行年三十犹未婚”（《宋书·颜延之传》），他的少年时代大概就是在颜家巷的老宅中度过的，其时颜氏已无显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而他却毫不在意，丝毫不以名利为念。他的妹妹嫁给了宋武帝刘裕的辅助大臣刘穆之的儿子刘宪之，刘穆之念及通家之好，以及延之当时在江左声望，想予以提携，当即被他拒绝了。直到30岁，才到吴国内使刘柳处担任一个参军的卑微之职。
颜延之生活俭朴，个性狂放，律己治家极严，史称他“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其子颜竣做了高官，他给父亲东西，但“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仍坐他的老牛车。他对儿子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见汝。”见儿子起宅第，又对他说：“你要好自为之，不要让后人笑你小人得志。”
一日早晨他去找儿子，见“宾客盈门”，颜竣仍睡着不起。他怒斥：“恭敬撙节，福之基地；骄狠傲慢，祸之始也。况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颜延之曾作《庭诰》以训诫子弟，对公私、德义、孝悌、情朋、赏罚、交友、酒等许多方面颇有见地，立论有据，并以“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告诫后人。
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颜延之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435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观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辩论。这件事曾惊动了宋文帝，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对佛经读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
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还和陶渊明私交甚笃。颜延之在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征士诔》。
他的代表作《北使洛》、《秋胡行》、《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历代传诵，《秋胡行》是继汉代《孙雀东南飞》后，又一首较为成功的叙事长诗。曾先后被收入《文选》、《玉台新咏》、《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古诗记》，可见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颜诗厚重典雅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这些诗人中有人已无作品存世，学者根据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确有学习颜延之的痕迹。
延伸阅读
颜延之与《五君咏》
《五君咏》是颜延之因言语间冒犯权要、被黜为永嘉太守时所作，而又因此使当权者更加恼怒，故被免职家居。五君，指魏末“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为何只咏五君？因为七贤中的另两人——山涛、王戎后来均贵显于世，故被黜落。
嵇康、阮籍等人，都是才高而不得意，都看不惯当时的统治集团，痛恨他们的虚伪，但又无可奈何，深感压抑，只好以狂放的举动舒泄愤懑。颜延之作《五君咏》，其实是借以自喻，曲折地表达对于权贵的反抗情绪，无怪乎当权者读后要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