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与“三曹”一起，构成了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 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了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安阳北）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在政治上反对曹操。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孔融之外，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王粲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最为有名，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年），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200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的《七哀诗》、刘桢《失题》中的“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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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就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