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清代明的历史背景下，顾炎武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其远见卓识，汇集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智慧，并加以适乎时代要求的发挥，来建构未来民族复兴的蓝图。
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著有《顾亭林诗文集》，以及《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三大奇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朝末年家道中落。他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挚友归庄一起加入复社。明亡后，与归庄等人一起为匡复明朝奔忙，他们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
后见复明大势已去，才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学术事业。
当顾炎武以精湛的学术造诣名著朝野后，清政府屡次征聘，他都坚决拒绝。1678年，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鸿儒，许多江南名士都屈膝应征，顾炎武也被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但他严辞拒绝。第二年叶方霭又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并在回信中郑重声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1682年，70岁的顾炎武病逝于远离故乡的山西高原上。
《日知录》是顾炎武花了30多年心血才完成的读书笔记，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日知录》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有唯物倾向的宇宙观
顾炎武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并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形而上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向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他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从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
延伸阅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究竟出自谁之口
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顾炎武之口。但出自顾炎武的哪一本书，却从未有人点明。刘洁修对顾炎武的著述一一翻检，仅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发现如下一段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刘洁修继续查索，后来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找到答案：“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刘洁修经过考辨之后，认为按照语言发展运用的实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语意本于顾炎武，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