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它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由此而起的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却时起时伏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清代末年，而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经学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起始
这里的“经”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语言难以理解，所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而经师们在传授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经师众多，理解也众多，由此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这里的“文”，是指记载经典而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可是，儒家经典在“焚书”过程中已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是靠幸存的经师口传相授，由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用西汉通行的隶书记录，属当时的“今文”，于是这类经书就被称为今文经。
然而，在秦朝焚书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如汉武帝末年，就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写就的，所以称为古文经。
斗争的始末
西汉的刘歆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但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并给他扣上“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却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而本属古文经学派的郑玄不拘泥于师说，也兼容并包了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才告一段落。
斗争的本质及其范围的延伸
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斗争对象在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学派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想要成为官学，以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这样会 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今文经学家自然不会同意。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延伸阅读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
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不同。今文经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的帝王。认为六经经孔子删订，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六经是治国之道。古文经学家则以孔子为文化学者，尊孔子为先师，六经只是经孔子记录、整理的历史文献。
所尊崇的经典不同。今文经学重视《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家重视《周礼》。
治学原则和方法不同。今文经学家重在发掘六经之中特别是《春秋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发挥其中的义理，甚至提出许多“非常怪异可骇之论”，同时大讲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符瑞灾异等。古文经学家研究儒学经典注重名物考订、文字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概括而言，今文经学注重义理，有哲学思辩的特色，但往往失之主观臆说；古文经学注重证据，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但往往失之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