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某些史实，阐述商鞅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反映商鞅的变法主张，宣传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对“法”的起源和作用亦有所论述。它对研究商鞅的思想有着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孙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地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如果不用，一定要将他杀死，不能让他出境。可是魏惠王既没用他也没杀他。
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游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43年，秦国富强，并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商鞅用诈谋迫使魏国割地求和。商鞅也因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号称商君。
商鞅变法期间，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公子虔一伙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但魏因此前一战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试图反抗但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革新变法思想
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有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重刑少赏思想
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
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也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重本抑末，反对儒术
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延伸阅读
《商君书》的作者是谁？
对于《商君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向有争议。近代吕思勉认为今存《商君书》以开塞、耕战思想总括全书，与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说的“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内容相符，因而推断《商君书》并非伪撰，即作者是商鞅。郭沫若则认为此书是韩非门人揣摩商鞅的意思写成的。《四库总目提要》认为，秦孝公死后，商鞅仓皇逃命，无暇著书，如写于孝公在世时，则不应在书的开篇称孝公谥号，因而认定此书为其后学编纂。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君书》为商鞅后学所编定，其中大部分是商鞅的思想和言论，但也搀入了后人不少附会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