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如同东方文明智慧的觉醒，诸子百家们讨论的一些政治、伦理问题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百家争鸣中，虽然各派都在阐述自己的主张，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些中心议题，如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对治国的观点等，他们围绕这些这些议题相互论争和批判，并彼此吸收合理的成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他们的主要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人之辩
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天人之辩”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天人之辩，即关于“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的论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他也强调“畏天命”的必要；墨子重视人的“强力而为”，但又提出“天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提出人应当顺从自然；子思、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说，认为人只要扩充“诚”的德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庄子则主张“无以人灭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以为一切人为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荀子认为“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后来，天人关系一直成为哲学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
王霸之辩
王霸之辩是中国古代两种统治方法和政治理想的争辩。王指王道，即先王之正道。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指霸道，即凭借武力假行仁义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统治方法。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韩非则提倡霸王之道。秦汉以后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辩更演为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朱熹和陈亮进行了数年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回答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而贱利。荀子则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
人性的善恶之辩
人性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告子、荀子。孟子阐述了一个实验：假设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看见这一情景的人会做出怎样的心理反应呢？他认为，危险时刻，恻隐之心会像本能一般油然而生。可见，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接着，孟子把这个结论推广并提升到人性的四个基本要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所要表达的是，人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是构成人性中“仁、义、礼、智”的源泉。孟子由此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是可靠的。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由此看见，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险恶的秉性不仅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与人的生活经验无关的共性，这就是荀子所谓人性恶的根据。荀子还认为，为了防止恶的人性继续发展，必须随时用善良的思想进行教化，把人们从恶的方面挽救回来。
知识小百科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春秋五霸：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 秦穆公、楚庄王。（《白虎通·号篇》）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四子讲德论》）战国七雄：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 年，历史上称为战国时代。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七个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被史家称作“战国七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