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究竟是什么书？我一时说不出来。
要是问我最早给我以较大影响的书是哪一本，那我倒可以立即回答说：是《三国演义》。
我已经记不真切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是在哪一年了，大约总是在小学五年级前后。在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也觉得喜欢，但并不怎样被感动，看过也就算了。读《三国演义》情况就不一样，拿上手就有点放不下。尽管这是部章回小说，每回结束就告一个段落，写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可我总还是不肯放手，仍急着要继续看下去，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所以经常受到家里大人的责骂。也正是在读过《三国演义》以后，我才对小说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先是尽量把家里所有的小说找出来看，接着就向学校图书馆和熟识的亲友去借。以后我之所以会走上学文学的道路，跟这些书本给我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而《三国演义》则是引起我这方面的兴趣的第一本书，给我的影响尤其大。
《三国演义》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或可爱或可恨的十分有趣的人物；是因为里面充满着许多紧张而又生动的故事情节。它所给予我的最大的影响，主要也是在于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这方面，文字方面虽也给了我不小的影响，但毕竟是次要的。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性格鲜明、富有魅力，如曹操的奸诈、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鲁莽，等等，一个个写得是那样的生动形象、活灵活现，仿佛他们就站立在我们的眼前一样。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或联合或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形势，它们相互间为了克敌制胜而勾心斗角、巧施计谋的紧张情境，又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引人人胜，使我们不能不被它紧紧地吸引住，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对社会和现实人生的理解方面受到影响。
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好恶爱憎的感情。这种感情，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将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今后的处世行事中都会发生作用。
（钱谷融）
发动一场战争的小说
时势造英雄，也造就了震撼人心的杰作。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北部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南部却依然实行灭绝人性的奴隶制度。拥护蓄奴还是反对蓄奴，形成了尖锐的南北对立。这时候，斯陀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应运而生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或《汤姆大伯的小屋》，故事从一个奴隶主与一个奴隶贩子的讨价还价中开始。
美国旨塔基州的奴隶主谢尔比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失败，为厂还债，决定把两个奴隶卖掉，一个是汤姆，他是在谢尔比的种植场出生的，童年时就当伺候主人的小家奴，颇得主人欢心，成年后当上了家奴总管，忠心耿耿，全身心维护主人利益。另一个要卖掉的奴隶是黑白混血种女奴伊丽莎的儿子哈利。伊丽莎不是一个俯首帖耳死心塌地听主一人摆布的奴隶，当她偶然听到主人要卖掉汤姆和自己的儿子哈利后，就连夜带着儿子在奴隶贩子的追捕下跳下浮冰密布的俄亥俄河，逃到自由州，再往加拿大逃奔。她丈夫乔治-哈里斯是附近种植场的奴隶，也伺机逃跑，与妻子汇合，带着孩子，历经艰险，终于在废奴派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地抵达加拿大。
汤姆却是另一种遭遇。他知道并支持伊丽莎逃走，但是他自己没有逃跑。由于他从小就被奴隶主灌输敬畏卜帝、逆顺受、忠顺于主人这类的基督教说教，对主人要卖他抵债也没有怨言，甘愿听从主人摆布。他被转卖到新奥尔良，成了奴隶贩子海利的奴隶。在一次溺水事故中，汤姆救了一个奴隶主的小女儿伊娃的命，孩子的父亲圣·克莱从海利手中将汤姆买过来，当了家仆，为主人家赶马车。汤姆和小女孩建立了感情。不久小女孩突然病死，圣·克莱根据小女儿生前愿望，决定将汤姆和其他黑奴解放。可是当还没有来得及办妥解放的法律手续时，圣‘克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杀死。圣·克莱的妻子没有解放汤姆和其他黑奴，而是将他们送到黑奴拍卖市场。从此，汤姆落到了一个极端凶残的“红河”种植场的奴隶主莱格利手中。莱格利把黑奴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鞭打，横加私刑。汤姆忍受着这非人的折磨，仍然没有想到要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而是默默地奉行着做一个正直人的原则。这个种植场的两个女奴为了求生，决定逃跑。她们躲藏起来。莱格利怀疑汤姆帮助她们逃走，把汤姆捆绑起来，鞭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是汤姆最后表观出了他对奴隶主的反抗，什么都没有说。在汤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过去的主人、第一次卖掉他的奴隶主谢尔比的儿子乔治·谢尔比赶来赎买汤姆，因为汤姆是小谢尔比儿时的仆人和玩伴，但是汤姆已经无法接受他过去的小主人的迟来的援手，他遍体鳞伤地离开了人世。乔治·谢尔比狠狠地一拳把莱格利打翻在地，就地埋葬了汤姆。回到家乡肯塔基后，小谢尔比以汤姆大叔的名义解放了他名下的所有黑奴，并对他们说：“你们每次看见汤姆大叔的小屋，就应该联想起你们的自由。”
《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通过对汤姆和乔治。哈里斯夫妇这两种不同性格黑奴的描述，告诉读者：逆来顺受、听从奴隶主摆布的汤姆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乔治夫妇得到了新生。因此，《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美国废奴运动和美国内战中以林肯为代表的正义——方获得胜利，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世界文学史》）
精神的胜利
《老人与海》之所以成为海明威的巅峰之作，之所以不同子海明威的其他硬汉小说，就在于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不但写了硬汉，而且通过这一硬汉讴歌了人类的永恒价值。正是这一点使得《老人与海》中的硬汉桑提亚哥与海明威其他小说中的硬汉有了天壤之别。
海明威在创作《老人与海》之前所写的硬汉，仅仅是性格的坚硬，他们对读者的吸引完全来自于硬汉特异的性格，他们的价值只在于硬汉性格的罕见。但《老人与海》中：孤独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已经不仅仅是条硬汉，他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完全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现代回响。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终于为他所钟爱的硬汉找到了灵魂，这灵魂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因此，在《老人与海》中，硬汉桑提亚哥的刚毅性格已经成为小说的表面，通过桑提亚哥硬汉性格来礼赞人类的永恒价值成为小说的真正主题。
桑提亚哥连续出海84天了，一条鱼也没捕到。可是，“那双眼睛啊，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原先跟随桑提亚哥出海捕鱼的小孩，谈到他爸爸把他叫到别的船上去，说道：
“他没多大的自信。”“是的。”老头儿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桑提亚哥的自信是绝对的自信，是不以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自信，是不用与他人比较的自信。在桑提亚哥的生存哲学中，即使遭遇到了极点的背运，人应仍旧保持自信。
正因为桑提亚哥有着绝对自信，他对小孩被叫走，表示了完全的宽容和理解。在这里，海明威展现了自信与宽容之间的联系。《老人与海》的主要篇幅是描写孤独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在茫茫大海上和大马林鱼和各种鲨鱼纠缠、搏斗了三天三夜的经历，通过海明威淋漓尽致的描写，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桑提亚哥与命运做殊死抗争的悲壮与崇高。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是一副18英尺长的鱼的骨架，骨架上惟一完整的是鱼头和漂亮的鱼尾巴。从物质上来说，老人搏斗了三天三夜的结果是失败了；但从人的精神、从人的自信和自尊、从人勇于和命运做竭尽全力的抗争来说，桑提亚哥取得了胜利。
说到底，人的真正胜利也只能是精神的胜利。人在物质上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赢得我们崇高的敬意，而只有精神和气魄的胜利，才使我们感动，才使我们和追随老人的孩子一样，为他的悲壮落泪。
（侍春生）
阅读张爱玲
对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正统文学训练的人，不知道张爱玲或如何阅读张爱玲，就好像生活在都市却没去过咖啡馆，不免有远离时尚的歉意与尴尬。姑且不论张爱玲的作品自获得夏志清的高度评价后，是怎样被提升到国际视野的层次，并影响了许多台湾重要的作家，近十年来文艺学术界持续不衰的“张爱玲热潮”，从报章杂志的评介文章、众多研究者的醉心探讨、“张爱玲国际研讨会”的盛大召开，一直到她的作品被列入“台湾文学经典”，成为台湾文学画册中最特殊的一页风景；阅读张爱玲，似乎已变成一种品味的象征一是学院精英和文艺青年的“必读经典”，更是普罗大众表现“文学修养”的指南。
最近重读张爱玲的作品，在她的成名之作《倾城之恋》里，深深体会到生存于人世的艰辛和命运的荒谬无常之感。张爱玲之于我，不再是学院知识与流行符码，而变成那么真切俯视人生的寒彻眼神。《倾城之恋》明明是个弱势的传统女子在四面楚歌的绝境中力求生存突围的苍凉故事，在张氏反讽手法的运用下，从题目上先予人错误的想像，以为是绝代佳人浪漫的爱情故事，却是女主角白流苏以28岁离婚妇人的身份，在娘家备受嘲笑与排挤，为了寻求再嫁的出路，不惜狠心抢夺妹妹相亲的对象范柳原，最后并借着一座城市（香港）的陷落而达到目的。
范柳原是刚继承产业的富有华侨，在婚姻市场上条件相当好，他喜欢中国女人独有的气质与味道，而白流苏恰好符合这个形象，于是两人有了发展的机会。然而在这场爱情心理的攻防战中，范柳原所拥有的优势毕竟大大超过白流苏。白流苏的悲惨命运似乎要注定了，像张爱玲笔下其他被旧家庭和婚姻观念扼杀的女人一般。偏巧就在此时，战争爆发了，在日军轰炸香港的硝烟炮火中，把两人从现实的算计逼到了生死的关头，只剩下仅存的生命相依感：“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两人结婚了。
对一般人是生离死别的战争，却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与婚姻。张爱玲的悲喜剧营造手法，同情中有嘲讽：同情的是两个自私的男女，在乱世中想做一对平凡夫妻的卑微心愿；又嘲讽个人终究摆不脱命运环境的控制，只能无奈地顺随时势而浮沉。生存的艰辛与命运的荒谬无常，在这个难得的喜剧收场下，反衬着一丝悠悠的苍凉。
（侯作珍）
我眼中的泰戈尔
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洋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
我最初选择翻译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后来我才知道《吉檀迦利》也是他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从这本诗集里，我游历了他的美丽富饶的国土，认识了他的坚韧温柔的妇女，接触了他的天真活泼的儿童。1953年以后，我多次到印度去，有机会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一切，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
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这些诗中的一点诗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学校。但是“室迩人远”，我从来没有拜见过他本人。1924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愀然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感动我心的话。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啊！
现在是清晨8点钟，我案边窗台上花瓶盛的玫瑰花正不时地以沁人的香气来萦绕我的笔端。我相信，在这个时刻、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尔诗作序，是最相宜的。
（冰心）
但丁的《神曲》
但丁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一样混乱，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但丁的杰作会成为现存诗篇中最整齐的长诗。在但丁有生之年，他的故乡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大部分的地区一样，一直在党争中动荡不安。这段期间，但丁担任的是官吏与宣传者的角色，但并没有很成功，因为在1302年，他就被放逐了。从此直到但丁去世，他一直漂泊于意大利各地，寄居于各宫廷、邸宅之间，遍尝放逐的苦味。
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但丁的感情生活似乎相当单纯稳定。据他自己所说，9岁那年，他遇见了小女孩贝德丽采，直到九年后，才再度见到她。不久，贝德丽采就成为但丁想像力的源泉。在《神曲》第三部“天国”的最后一章中，但丁和一位坐在神旁的仙女之间的关系，正与但丁初见贝德丽采的情景相仿。
但丁称他的长诗为喜剧，因为全诗始于地狱一灾难，而终于天堂一幸福。诚如但丁自己所说，《神曲》全诗是以四层意义撰写，不断出现“寓意”与“象征”。这不只是但丁的偏好，同时也是他思想结构的一部分。诗中也常常论及当时的时事问题，因为但丁是少数如我们今日所谓利用报章材料撰写作品的伟大作家之一。
艾略特在他著名的论文中曾说，要欣赏《神曲》，应直接跃人诗中，而不必太重视，甚至根本不重视其象征意义，也许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可以立刻领会全诗雄伟的构想。《神曲》是叙述人类地面上生活的故事，可是，但丁却想像出地狱、炼狱和天国，借以把我们地上的状况鲜明地刻画出来。我们多半住在悲惨的地狱里，也像炼狱的居民一样，为自己的罪行而受罚，借此获得救赎。如果拥有但丁的强烈信念，以及但丁的导引者，理性作用人格化的象征——诗人维吉尔的引导，可以借信仰而进入“天堂”篇所描绘的至福之境。虽然但丁著述的动机是因他自己的时代而发，书中有许多流行于当时士林之间的故事，但他强烈的道德观念已深深注入本世纪敏感读者的脑海。但丁对人性的忠诚，不亚于现代任何小说家——其忠于人性的程度是不容置疑的。
《神曲》全篇以诗的形式向我们展开，其所蕴含着的伟大的诗性想像力，既清澄、凝聚而又确凿。简洁正确是但丁想像力的本质。他不仅能创造鲜明的印象，更不断地创作出足以传达其真正意义的最适切的鲜明映象。即使在普通译本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但丁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同样，我们也能意识到全篇强劲、完整而又均衡的构造，并由此断定，但丁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
（克利夫顿·费迪曼）
一本静静的书
《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本书内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地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韵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做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
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实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清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徐迟）
《复活》赏析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了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地审判则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道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惟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在凄风苦雨的车站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
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倪蕊琴）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大走其红热潮未退的时期，无论先锋派或传统派，大部分美国同行对此书颇为推崇。《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
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是一例多见的现象。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作家和书评家如此兴奋呢？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反对媚俗而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做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困惑的目光触及到一个个辩证的难题，两疑的悖论，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媚俗和抗俗，关于自由和责任，关于性欲和情爱……他像笔下的那个书生弗兰茨，在欧洲大进军中茫然无措地停下步来，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向度的小小圆点。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
不难看出，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特等解析文化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了从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战争的宽广历史背景。他并不着力于传统的实写白描。至少我们没看到那种在情节构设、对话个性化、场景气氛铺染等等方面的良苦心机、而这些是不少中国作家常常表现出来的。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建设事业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韩少功）
活着的骄傲和哀伤
应该说早在1994年就有了对《活着》的第一次阅读和随之而来的关于泪水的记忆。
这种感受是真实的，尽管在随后几年的几次重读中，我已经越来越理性地看待这部作品：熟知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并不再愿意仅仅顺着情节的发展去阅读和思考。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说清这样一个问题：《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面对真正优秀的作品，任何解释和转述的企图都显得多余。或许对一个读者来说，有时候需要的只是默默地阅读，默默地咀嚼和理解。就像理解生命本身，理解什么是丑恶和美好，什么是梦想和缺憾，什么是挣扎和宿命。
正如作家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的前言中写的：“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凭着只言片语的新书简介，我曾武断地将这种力量理解为坚韧的内核，绝望中的希望，或是汗泪交织中紧攥的拳头。我天真地以为由此我将理解整部作品，但事实告诉我并非如此。《活着》要传递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在人世的沧桑和苦难面前，余华的路走得更远，而“活着”本身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小说贯穿的是一位孤独老人对自己大半生的追忆，时间跨度从抗战结束后的4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后的80年代。
历经沧桑而又荣辱不惊，老福贵的讲述一直不紧不慢，该长哭当哭时，却无动于衷，该唏嘘感慨时他不肯多谈半点。所有汹涌的情感都潜进了冷漠的叙述之中，使读者从中明明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一股潜流却又无以名状，欲哭无声、欲叹无言。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来概括《活着》呢？它讲述的究竟是中国老百姓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故事呢，还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情感悲剧呢？或许都不是，余华自己也将那种所谓描写现实，实为“写实在的作品”与真正的“现实作品”分得很清。在余华为我们虚构的一个个接连而至、近乎“不可能”的苦难面前，我们已忘记了他以往作为先锋作家熟稔了的写作技巧，看到的只是平实的“现实”，想到的却是人类生存中永远需要直面的困境。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活着》更像一支古老的歌谣，在向我们倾述着一个生命中脆弱与顽强、骄傲与哀伤的真相，让我们懂得卑微生命中蕴藏着些微的却如金子般闪亮的光芒，明白人性的温情是如何一步步把苦难的人们变得自信而宽容、坚实而无所畏惧。
（吴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