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于1980年将其纳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规定一个城市家庭只能生养一个孩子；一个农村家庭在头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如果头胎是男孩则不能再生育，即一个半孩政策。为此，国家不仅对超生人口进行巨额罚款，还动用行政力量对已生育妇女强行结扎，而对正在怀孕且已生育的妇女则进行强制引产，即便已受孕七个月以上的妇女都未能幸免，全国发生了大量因强制引产而母子俱亡的悲剧，而执行引产任务的计生人员的冷漠和残忍也历来饱受千夫所指。
这实在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政策。利用国家工具强行对妇女结扎和引产，剥夺她们神圣的与生俱来的生育权利，这是对广大女性同胞的极端羞辱，她们在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手术时要饱受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创伤，日后还要付出身体健康的代价。今天，几乎所有实行过结扎手术和被强行引产的妇女都患有或大或小的妇科疾病，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障碍。这是国家机器对生命的最残忍屠杀，也是对人权的最无耻践踏。
撇开人类道德不谈，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个惨无人道的政策彻底破坏了一个经济体的自然秩序，并造成了种种阻碍其发展的社会问题。
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下的世界格局极不稳定，新的世界大战很可能成为各国的威胁。为此，我国采取了人口战略，鼓励广大妇女多生多育，并造成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到70年代，有限的资源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要负责解决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还要解决他们的就业分配问题，国家已经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终于在70年代初实行了计划生育。
政府给出的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是，人口的过快增长将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致使国家的负担过重，拖慢其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数量诚然是影响资源消耗量的一个原因，但工业化进程才是其决定性因素（工业化进程必然导致资源消耗）。2000～2008年，我国能源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20倍以上，这充分说明，影响资源消耗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人口，而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与人口并无直接联系。据联合国2011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欧洲每平方公里人口为71.6人，北美洲每平方公里人口为20人，两者的人口密度差异巨大，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却几乎相同，生活质量都非常高。南美洲每平方公里人口为21.4人，人口密度十分接近于北美水平，但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却存在巨大差距。至于我国70年代出现的资源负担过重，与其说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造成的，不如说是计划经济下造成的农民积极性不高和社会就业匮乏的综合结果。而且，与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很难被证实不同的是，这一点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197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8.2亿，2011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4亿，与1970年相比，人口明显增多，就业率也明显上升，但今天的资源负担却并没有70年代那般严重。这充分说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模式远远满足不了当时人口的各项生活需求。
人口多，底子薄，是政府经常拿来解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借口。但有着同样底子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的道路，所以底子薄并不能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至于人口多，同样没有足够的站住脚的理由来支撑其拖累了经济发展的论断。
即便计划生育是势在必行的，政府也完全可以用一种温和的手段来执行，而不是采用强制上环，强制堕胎等种种粗暴的手段残忍地对待生命和人权。可以说，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不同情况的人口问题，并采取各种措施有效配置人口与资源。欧洲的人口密度虽然比较大，但却面临着自然增长率比较低这一问题，于是各国政府便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每个家庭每生一个孩子都会得到一笔奖励金，且由政府承担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在奖金的驱使下，人们生育的积极性便有了提高，从而促进了国家人口的增长。我国想要控制人口增长，也可以采取奖金的政策鼓励人们节制生育。比如对愿意采取避孕措施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对当时生活水平低下的百姓来说一定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从而驱使他们自觉地配合政府的工作。而中国政府却采取了只罚不赏的单项措施，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计划生育对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家庭来说就意味着损失，这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而且，由于当时的百姓严重缺乏卫生常识，即便夫妇真的有意响应政府的号召，也因为对避孕知识的缺乏而致使“意外”怀孕，但政府却没有任何孕育方面的知识普及，计生人员对妇女进行结扎时的粗鲁表现又激起了人们的反感。
既然实行计划生育的动机和方式都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是否会造成中国人口的失控性增长？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一个生物圈中的物种数量始终是有限的，一个物种的过多繁殖将会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因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而使物种的数量下降至自然能够承载的合理范围。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市场经济的机制下，国家不再统一发放粮食，也无需为新增人口分配就业，转而由市场自行解决。a而一个家庭能够养活的人数是有限的，父母必须保证生育的孩子的数量在自己能够养活的范围内。只要生养一个孩子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他成长的一切生活需求，那么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家庭负担不起，那么他们也不愿意生养过多的孩子，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经济规律。国家无需为家庭担心，因为家庭在生育一个孩子之前，早就做好了养活他的准备。50年代后的人口爆炸式增长恰好也是自然法则的作用，由于一个家庭中的新增人口的衣食所需完全由国家统一供给，那么家庭便不会感到有所负担，他们便无所顾虑地迎合国家的需要，大量生育。今天，即便一个家庭的生育率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可能也会有人担心，如果父母宁可过着比较贫穷的生活，也要生养尽可能多的孩子，是否会造成资源的消耗而使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呢？我前面已经论证过人口的多少并不是造成资源消耗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人们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引起的。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通过不同大洲之间的对比也完全看不出两者的内在联系。经济发展的水平，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决定的。
而且，即便父母愿意生养尽可能多的孩子，这种意愿也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据联合国公布的1975和2005两年世界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和生育率（一个国家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两者显示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下降约0.013.经济越发达，总和生育率就越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总和生育率下降了一半，1950～1955年为5，2005～2010则降至2.55.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养子女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大大增长，原本只需要提供足够的粮食就可以把孩子抚养成人，现在却不得不为孩子的玩具、零食、教育、兴趣爱好，健康保险等做必要的支出。我国现在的城市家庭生养一个孩子的费用在1970年时可以养活3个孩子。
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致，人们越来越忙碌，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父母需要在个人工作和事业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多生养孩子无疑会耗去他们原本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成为个人发展的障碍。这与农业社会中多生养一个子女就多增加土地分配和劳动力的情况截然不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方式极大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那么，在我国稳定的城市化进程中，总的生育率必然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下降。这在流动人口中更为明显。流动人口因为本身的流动性质，照顾孩子十分不便，且因为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中无法为孩子争取到正常的教育机会，而将孩子留守在家中父母又于心不忍，于是这大大抑制了流动家庭的生育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2011年流动人口的数量甚至达到3亿，即便没有了生育管制，这3亿人口的家庭中也因为自身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意超计划生育。而且，避孕药物和人工流产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增长。所以，我国的人口并不会像50年代时一样继续呈爆炸式增长，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增长率缓慢降低。
即便我们今天认为计划生育也许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但当时困于自身经济体制而使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却硬是从人口上解决问题，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并引发了后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1970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迅速收到显著效果。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80年的2.238%，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下降了60%以上。但政府似乎对这一巨大成果仍不满意，1980年之后，我国实行了更为严厉的一胎政策，新增人口数量有了直线下降。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0.57%，这实在是个极为可怕的数据，按照这种增长率计算，我国将在2020～2030年间达到人口的峰值，此后进入不断恶化的人口负增长阶段。
未来总让我们觉得十分遥远，即便是现在，计划生育的负面作用也已经完全显现出来，它首先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由于计划生育规定每个家庭只能生养一个或两个孩子，受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百姓便希望自己唯一的孩子是个男孩，甚至不惜通过虐杀女婴的方式来实现。这造成我国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比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比48.73%，男女性别比为105.2∶100.这意味着，如果按性别把总人口一男一女拉成一对，那么中国约有3000万男性没有伴侣，这3000万男性的情感需求和性需求都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且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虽然国际通婚是一个出路，但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所以能够与异国人结婚的男性少之又少，这不会成为解决我国男性剩余问题的有效办法。
有人将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归咎为中国百姓“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却鲜有人追问这一观点形成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大部分百姓一生的收入也无法在他们年老体衰无法继续从事劳动生产时养活自己，而社会保障体系也非常落后，无法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于是，依靠自己和国家都无法解决养老问题的中国百姓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子女的孝心上。而女儿往往要嫁给男方并孝敬男方的父母，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养老的大任。于是养儿防老便成了中国百姓根深蒂固的信仰，并造成了重男轻女的现象。如果国家承担起养老的义务，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百姓便无需依赖“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现象也会自动消失，说到底，这是由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决定的。
计划生育产生的第二大恶果便是人口负增长。今天，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种种激励措施避免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而中国却人为地导致了这一现象。我国能够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谋得制造业大国的一席之地，人口红利起了关键性作用。现在，这种红利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负债，致使我国制造业普遍出现用工短缺。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一旦到来，占GDP最大比重的第二产业极有可能同时出现负增长，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将大大降低。
老龄化是计划生育造成的第三大负面影响。这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提前未富先老。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6.96%，这标志着此后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都将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与大部分老龄化国家不同，我国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老龄人口的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3倍以上，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速度来看，再过3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30%，甚至不到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负担一个老年人；老龄人口面临的普遍难题是生活困难——大部分老人的经济水平都无法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需要依靠子女赡养或国家保障。同时，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不佳，2010年，我国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年人口已达3300万。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则是我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国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而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则达到2万美元。
上述种种情形都将使我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发展中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老龄化必将拖慢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老龄化的增长必将对应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人口的减少将造成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下降，而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多，需要支付的老年人口的赡养费用也增多。国家整体上的入少出多必将造成经济发展的减缓。老年人口的增多也将带来健康和医疗的挑战。在现有医疗资源已经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快速上涨必将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看病难”。
老龄化除了加重我国百姓个人的生活负担之外，还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国家权威人士预测，老龄人口相关支出（养老金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将由2000年的19%上升至2050年的26%，而随着劳动力比重的减少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率的减少，将给国家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府甚至考虑采用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来减少养老保险的支出。然而，一旦退休年龄被上调，这势必会增加原本就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能够享受养老保养的准退休员工必定不会在民营工厂中从事体力劳动）。这只是把老龄化问题转嫁给了就业，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为了减少医疗卫生支出，国家大大消减了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这造成在医院的总收入中，政府医疗投入所占的比例从8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10%。而医院为了填补政府投入减少造成的收入空白，便大大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利润，这使得百姓在医疗上的负担大大加重，人均门诊费从1990年的10.8元直接上涨到2005年的126.9元。2003年我国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百姓应就诊而未能就诊，23.7%的人应住院而未住院，其中有70%的百姓是基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尤其是老年人普遍因贫困未能及时就医。
当然，看病难，看病贵，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涨是加剧这一难题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造成此问题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年来广泛出现的医闹事件，更是说明了我国的医疗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一个人口的问题，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
我用下面的话作为计划生育的结语，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今天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一个人成长所需的粮食不再需要国家配给，就业也不再需要国家分配，而是由市场自行解决，国家没有理由继续实行这一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