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水墨青花,刹那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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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5

上海文化,也就是所谓“海派”文化,不是像歌里唱的,丢了一粒籽,发了一颗芽,它是原生的也有一点,外来的也有一点,更像是一株嫁接的树,因为资源丰富,所以常常开出一些诡异又艳丽的花。

大致说来,海派文化最初有三条非常重要的文化支脉。一条是吴文化,一条是越文化,再有一条就是西洋文化。这一点,在上海话里反应得特别真切。上海话,有点像苏州话,有点像宁波话,说着说着还掺杂点英语。因为要跟洋人交流,时间久了,那种不是很顺口,外国人多少又能听懂的语言,就成了“洋泾浜”。

海派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它一方面是细腻的,像吴侬软语;一方面它又是干脆爽利的,像响呱呱的宁波方言。宁波话里有很多叠词。比如,毕毕跳跳、嘟嘟飞飞、格格笑笑、急绷绷、怕势势、酸汪汪,说起来珠滚玉落,有点像机关枪,给人一种嘈嘈切切的感觉,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而是下盐粒子的那种,听多了会让人感觉不耐烦。宁波人多半也是爽利的。张石川就这么一个爽利的宁波人。

不过,张石川没有郑正秋那么幸运。郑正秋是富家公子,不愁吃,不愁穿,而张石川刚出来闯世界的时候,经济上是非常拮据的。张石川天生是个做生意的好坯子。他家里原本就是做蚕茧生意的,家里人的脑筋也围着生意二字转。就比如,张石川,他原来叫张蚀川,后来家里人越想越不对,蚀,含有亏的意思,亏?那岂不是要亏本?于是就改成了石川。

人生的路,往往不是你想这样走或那样走,就能够走成的,事实情况是,老天爷会逼着你这样那样走。如果16岁那年张石川的老爹不去世,又或者家里留有存款,他绝不会走出宁波,但老天爷显然不想这样安排。16岁的张石川拿着行李,一步一步走出村口,将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朝后看,是山清水秀,安稳又无望的乡村生活;朝前看,是荆棘满布,一眼瞧不到头的人生路。

上海,那是怎样的一个十里洋场,想都想不出的灯红酒绿,繁华似锦,但在那里,摔个跟头都比其他地方疼些。张石川是个机灵孩子,他提醒自己,万事留心。好在到了上海滩,他还有一棵大树好依靠。那就是,他的娘舅经润三。有了这棵大树,人生的路总归好走一点。

提起经润三,又是一个传奇故事。作为当时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富豪,经润三留下史料甚少,他甚至都没传下来一张照片,属于低调富豪。他在上海滩的发迹史,与当下有一种奇异的对照。说起来好玩,他是靠房地产发家的,搞工程,自己也投资。

他开的大公营造厂(相当于现在建筑公司,经润三相当于包工头),接下的活计,都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工程,比如上海滩人尽皆知的新老沙逊的官邸,还有著名的哈同花园,都是他承建的。地产业有一条不成文的金科玉律,那就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经润三深谙此道,他一直醉心于购买地皮,后来的新世界、宋庆龄公墓、市三女中、教会女中,都用的是他经家的地皮。

往远了说,后来经润三死后,他老婆汪帼贞做慈善,把自家在江苏路的那块府邸地块大部分捐给了教会女中,顺理成章地成了教会女中的校董,每年都会盛装出席毕业典礼,笑容可掬地给每一位女孩颁发红彤彤的毕业证,优雅慈祥。就是这个教会女中里,走出了宋氏三姐妹那样的优秀毕业生。

经家对上海滩历史或显著或微妙的作用暂且不谈,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张石川身上。且说他到了上海之后,投靠了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亲戚,就仿佛漂泊不定的小船,一下子找到了避风的港口,生活也不愁了,工作也有了,他还有了学习的机会。

一个农村孩子,书读得不多,好在几个字还是会写,于是经润三就把他安排在华洋公司抄写文书,以此谋生。不过,张石川深深知道,在上海滩这个地方,光这么抄抄写写,是没有出头之日的,他得学习,得上进。

学什么?呵呵,学英语。很明显,在上海这片洋人汇聚的地方,不懂点英语,是混不开的。相信那一阵,是张石川非常难熬的一段日子,这里的难熬,是指身累,白天上班抄写文书,晚上还要忙不迭地去补习英文,学习之艰苦,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好在他有信念,所以心情大抵是愉快的。他很快就能够说一口“洋泾浜”英语——多好谈不上,但起码交流起来没问题了。

更何况,他不是没有业余生活。他迷上了文明戏。他舅父经润三见他入迷,索性让他在公司组织了一个文明戏的小团体,叫“鸣社”,任命张石川做经理,打理大小事务。

玩票文明戏,对张石川日后涉足电影圈,有两个益处:第一,他结识了一批朋友,认识了日后一批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郑正秋;第二,他积累了难得的艺术感觉。

在拍电影之前,张石川肯定看过电影,“西洋镜”“影戏”那时候已经在上海茶馆和娱乐场地作为逗乐观众的点缀出现。内容都是一些小东西,类似喜剧小品,是洋人眼中的中国,滑稽是有,当总归有点不入味儿。张石川偶尔会有个想干点什么的念头,但一时又不知如何入手。

1911年,辛亥革命来了,但在上海这片地方,尤其在上海的租界里,革命对人们的影响,就仿佛天上下了一场雷阵雨,过去就过去了,大家还是做着自己的发财梦,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不亦乐乎。1911年,接手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两个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敲响了张石川的门。可以说,他们两个当时是非常迷惘的。拍电影,技术上,他们懂,可中国人要看什么,他们真有点号不准脉。他们希望张石川能帮帮忙,做做顾问。张石川一口就答应了。

张石川是个天生的生意人,他向来胆大。后来他在《自我导演以来》中说:“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的我,却居然不假思索地答允下来。”他的这种答应,有点像现在的内容承包商,美国人提供机器,提供技术,中国人包办编导演。张石川靠着一个机会误打误撞,从洋行的职员,转身成为电影公司的导演。他兴兴头头,拉来了著名文明戏演员郑正秋,成立了新民公司,准备大干一场。1912年,中华民国的序曲才刚刚开始,张石川便在门口挂上了“亚细亚影片公司”和“新民公司”两块牌子。这一年,他才22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