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领导赢人心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所谓光者，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韩非子·解老》
所谓方正，是指表里一致，言行一致。所谓廉正，是指舍生忘死，看轻资财。所谓正直，是指在道义上一定公正，有公心而不偏私。所谓光耀，是指官爵尊贵，衣裘华丽。……圣人要方正，但不割伤人；有棱角，但不刺伤人；正直，但不放纵；有光彩，但不炫耀。
领导者都希望下属忠心追随自己，希望自己有人格魅力。这样，既便于管理，又能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要做到这样，是有条件的。正直是一个好领导必须具备的品格，这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中非常重要。
很明显，如果人们愿意追随某个人——不管是去打仗还是在企业经营中，他们首先要在心里承认这个人值得信赖。他们希望他诚实、讲道德、有原则。当人们讲自己所尊敬的领导人的品质的时候，常常用“正直”、“有个性”来形容。
每个人都想要完全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而要完全信任就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个性强，非常正直。正直，追随者追随的理由，所有的领导者都必须赢得人们的心。
韩非子主张领导者道义上一定公正，有公心而不偏私，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管理者必须坚决果断并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领导者要把“直”视作内心所具有的道德，说话不合乎法律不要说出口，行为不公道就不要在心里有萌芽，要坚持社会正义，为人公正正直。
当考察管理者是否正直诚信时，人们必定会非常重视他人品是否正直。领导者正是通过其正直人品，才树立了别人效仿的榜样。在人品这点上，领导者无法弄虚作假。一个领导者的同事，尤其是他的下属们，只要和领导者共事几周，就会知道他是否正直。
这一点对企业最高领导层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一个组织的精神是自上而下树立起来的。如果一个组织富有精神，那是因为它的最高领导者精神崇高。如果一个组织腐败，其根源在它的最高领导者，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领导在于正直，不正直的领导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领导应该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定。一个领导者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起带头表率作用，才能服众。更何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自己愿意做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只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到。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论语·雍也》
韩非子主张，领导者要真诚对待下属，不要使用巧诈之术。巧诈可能一时得逞，但时间一久，就露馅了；相反，诚心地做事，尽管可能在言行中表现出愚直，时间长了，会赢得大多数人的爱戴。韩非子这句话告诫领导者，与其运用巧妙的方法来欺瞒他人，不如诚心诚意地来对待他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被欺骗；我们希望别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希望领导能分辨真伪。的确，我们希望自己的团队能赢，但我们不希望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人是个骗子。我们希望领导是诚实的人，他们诚实，我们才能诚实。
真诚这个品质对追随者的信誉影响最大。如果下属追随的人被人们公认为非常完美而正直，那么，追随者也可能被人们认为是同样的人。如果追随者愿意追随某个被人们认为是不诚实的人，鲁哀公问孔子说：“如何做老百姓才会拥护我？”孔子回答说：“推举正直的人去管理邪枉的人，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推举邪枉的人去管理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会拥护你。”想想人们对追随者的看法肯定不怎么样。在追随者看来什么样的特征才算得上真诚呢？领导者的行为可以说明问题。无论领导人说自己有多正直，人们也不会全信，还要看他的表现。判断一个人是否诚实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
真诚与价值观密切相关。人们赞赏能站出来维护重大原则的人，不会追随那些对自己的观点缺乏信心的人。如果领导者的立场模糊不清，人们会感到压力重重；如果人们不了解领导者的观点，将会出现纷争、犹豫不决、派系斗争。人们不会信任那些不能和不会讲出自己的理念、伦理道德和立场的人。
正直是人类最为推崇的美德之一，正直的内涵相当丰富、广泛：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欺上瞒下，不阿谀奉承，不贪赃枉法，不两面三刀，不吃喝嫖赌，不利欲熏心，不搞歪门邪道，不蛮横奸诈，不欺软怕硬，不拿腔作势，不弄虚作假，等等。
领导者在处理事务工作中，对人对事要公正公开、正直公道。下级在工作中出了问题，领导者要敢于并乐于承担责任，并找出改进措施，那些推过揽功者是不会有什么个人影响力的。在做人方面，要正直、坦率，做员工的表率，无形之中就会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力。
时代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变，但人们对正直的追求与尊重却一直没有变，巧诈不如拙诚。
——《韩非子·说林上》对正直的领导者的爱戴与拥护更没有变。如果让人们选择，是喜欢正直的领导还是奸佞的领导？选择的天平一定会倾向于正直。由此可见，正直的领导必定是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重赏与严罚两手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韩非子·二柄》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
管人必须抓住人的本性，这样管理才能轻松而有效。韩非子抓住人类畏威趋利的心理，又结合历史教训，提出君主要“自用其刑德”。 重赏与严罚要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通常，领导者愿意实行奖赏的手段来施恩立威，激励手下士气，赢得忠诚。然而，一味重赏容易使下属只盯住奖赏，而且，有些人也未必把奖赏看成是自己上进的动力，这就必须进行严罚。对该赏的人要赏，对该罚的人一定要罚；另一方面，对同一个人，该赏的时候要赏，该严、该罚的时候也不能姑息。做到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才能更好地管理部属。
韩非子告诫君主，假如君主不是让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
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黄石公《三略》我们知道，曹操精于权术。曹操御人术有多种，赏罚分明得当就是其重要方法一。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以道御人是曹操独行天下之法门。何谓曹操御人之道？赏罚之术与杀伐独断。有人说，赏罚之术有什么了不起，谁人不懂，谁人不知，无非是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分明而已。不错，现如今是人人都知道赏罚分明，几乎每家公司都有成堆的奖惩条例，只是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知原则，不知精髓；只知口号，不知其术。赏罚技巧的运用直接关乎效果，这就是赏罚之“术”。
姜子牙在谈到赏罚之术时认为：将帅能诛杀地位高的人，就足以立其威严使人信服；能够奖赏地位卑下的人，就能获取人心使人尊信。赏罚要正确应用，公平得当。赏从下层起，罚从上层行，不徇私情，不避权贵。
从古至今，无论家规国法、公司条例，都有一些通常意义上的赏罚条例，基本上能体现出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分明的原则，但是为什么通常效果不大呢？除了执行中的问题以外，这些原则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都是在预期之内。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大体上可以预期自己将得到的奖励或惩罚的大小。预期之内的惩罚条例自然得不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赏一人而万人悦者”的效果。
因此，如何在预期之内达到预期之外的效果，便成为每个精于权术的领导者追求的目标和研究的方向。姜太公“杀贵大，赏贵小”的做法，就是利用杀位高权重的人以达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的效果，利用赏位卑小人来达到“赏一人而万人悦者”的效果。孙武就曾利用“杀妃”来达到震撼三军的效果，而商鞅却利用一根木头来说明赏贵小的原则。
到了曹操那里，赏罚之术更是运用之妙，神乎其神。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请战。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侯乘势进兵杀入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很不高兴，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项羽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
太公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
——吕尚《六韬》有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知道后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于禁因追杀夏侯惇扰民的青州兵而被曹操怀疑其造反，并已传令迎战于禁。在这种情况下，于禁自行下寨，无疑更增加曹操的怀疑。然而，正是于禁先行下寨，才能有效地迎战张绣的追击，而后曹操在了解此中原由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处理，这一赏一责一哭，独见曹操御人术之功底。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对自己的部下，也表现在他对敌对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曹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责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敬戒部下深思。这可谓曹操用人的独到之处。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够各逞其才，而且皆能死命效力，少有叛变离心者。
三国自曹操以来，哪一个将帅无不对“赏罚”二柄之术烂熟于心，而今天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在行赏罚之道时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真谛呢？协调上下利害关系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事情发生了，如果有利可得，应当牢牢掌握它；如果有害，一定要从反面加以考察。因此明君考虑问题时，国家受害，就要察看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臣下受害，就要考察与他利害相反的人。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但是，韩非子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致，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人与人的关系纯粹是利害关系，人是好利自私的动物。
韩非子指出：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车匠造好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本意并非憎恨别人，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结成了，就会希望君主早死；如果君主不死，自己权势就不大。本意并非憎恨君主，而是利益就在君主的死亡上。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希望自己死亡的人。
不但医生和病人之间、匠人和买主之间，就是国君与后妃、夫人、太子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利害关系。韩非子还认为，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利害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是一种利害关系，那些没有血缘的骨肉之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是一种利害关系了。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
——《韩非子·备内》韩非子还指出，人为了利，会“忘其所恶”不惜……黄鳝像蛇，蚕像毛虫。人们看见蛇就惊恐害怕，看见毛虫就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拾蚕，捕鱼的人捉黄鳝，因为利益在这上面，也就忘记了害怕，都成了孟贲、专诸那样的勇士。人们为了利，可怕的东西不可怕了，可恶的东西也不可恶了。总之，在韩非子看来，人的本性是好利自私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利害关系。
韩非子虽然没有专门讲人性论，但他实际上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作为他的社会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引田鲔教他的儿子田章的话：“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臣尽力卖命，国君用封爵俸禄来作为交换条件。
韩非子认为：君臣不一条心，君主靠算计蓄养臣子，臣子靠算计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计。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子，君主是不干的。臣子的本心，危害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
既然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以计算利益为基础的，那么，领导者使用下属就有很强的功利性。领导者为了发挥下级的能力和积极性，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御人术。
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夺取了皇权。当时，赵匡胤虽捷足先登，披上了龙袍，但公卿将相并没有放弃野心，而是日夜缮甲治兵，蠢蠢欲动。面对这一形势，赵匡胤没有采取“杀”的政策，而是千方百计地笼络旧臣。赵匡胤下令，对后周旧臣一律全部录用，官位依旧，甚至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三位旧相继任。
一些新朝权贵对旧臣恃势无礼，赵匡胤则对之严加处理。如京城巡检王彦升以检查为名，半夜去敲宰相王溥家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节。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韩非子·守道》
在对旧臣安抚优待的同时，赵匡胤对新贵则“杯酒释兵权”。为了安抚被剥夺兵权的石守信等人，他“约婚以示无间”，将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妹妹燕国长公主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和高怀德。
韩非子强调，上下级之间要和谐，只有君臣相宜，才能使出力的人自觉地服从法度，竭尽全力，务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样；战士们出生入死，情愿像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维护法治的人都怀有忠贞之心，抱定伍子胥尽忠守节那样的献身精神。出力的人都像任鄙，战士们都像孟贪、夏育，维护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也就完备了。
如今，我们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平衡。以企业为例，老板和雇员像是坐在桌旁下棋的两个人，有时是你输我赢，有时是和棋。不少雇员想多拿点儿钱，少干点儿活，越轻松越好；而老板呢，则是以赢利赚钱为目的，给雇员的工资当然差不多就行，让员工多创造些利润，好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说，有道是老板、雇员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各打各的算盘，各算各的账。
不少老板很会算计员工，算盘打得啪啪响，精得很，导致员工再怎么做，在企业里也发不了“财”，所给的工资让你走不掉为宜，“拿着不高不低的工资，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能给个同地区、同行业、同岗位的平均工资就可以了。而员工呢，则拿500元干500元的活，对得起这些工资就不错了，更有不少“混日子的南郭先生”，出工不出力，一天八小时工作两、三小时就可以了，不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事。老板与雇员更多的是需平衡利益关系，玩平衡术，双方半斤八两差不多就行了。
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韩非子·邪饰》当然，老板是名义上的强势群体，雇员是弱势群体，而所定游戏规则应该都照顾到。这就涉及到老板的做人问题，看他会不会做人，会不会管人。做好了，大家干得开心，财源广进，做不好，有可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甚至赔进本钱，欠下外债。
老板除站在企业立场思考问题外，更多的也需从员工的角度去看问题、解决问题，尊重员工，关心员工，薪酬体系合理科学，能充分运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这个工具来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教导和帮助员工，善待员工，实现人企合一，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发展，企业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日子也就越来越好过。管理要去私心，行公义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
——《韩非子·饰邪》
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做官无私，是臣子的公义；玷污品行而放纵私欲，安身利家，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子则去私心、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子则去公义、行私心。
韩非子在论述统治术时，认为君主的公义与为臣者的私心是对立的，遵循为臣者的私心则国家混乱，行君主之公则天下大治。君主的职责就在于使为臣者自己去私行公，而实现这种政治之道的根本前提仍然在于君主本身能否大公无私。
韩非子一贯主张公私相分、公私相背，提倡尊公废私，认为人是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需要往“公”的一方引导。韩非子要求以“去私心行公义”的最高原则来统帅忠、孝、仁、义等具体道德规范，并且把去私行公同尽力守法联系起来。
荀子早先就提出过“以公义胜私欲”，可以认为是韩非子“去私心行公义”原则的渊源。但是荀子把公义同礼联系起来，韩非子则把公义同法联系起来；荀子讲的公义是指封建等级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韩非子讲的公义仅是封建君主一己的利益。
倘若与其他法家诸子的公私观作一简要比较，不难发现，韩非子一贯主张的“公私相分”与“公私相背”其实是与前期法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商鞅把公私提升到了国家治乱存亡的高度，认为“为天下治天下”是公，“擅一国之利”是私，其“公私相分”的观点已非常明显。慎到则明确提出了公私相悖的主张，认为君主应该废私立公。从以上可以看出，前期法家在公私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即主张“公私相分”，尊公废私。这种公私观对韩非子的影响非常大，而韩非子对公私问题的阐述则愈显深刻和集中。
韩非子讨论“公私相背”的理论基点在于“君臣异利”。正是因为君主与大臣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韩非子提醒君主注意这点，反对公私不分，是非不明。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紧必止，人主之公义也。
——《韩非子·饬邪》人性既有公义，又有私心，一个好领导就要善于引导下级。以企业管理为例，当下级以“公义”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工作的时候，管理者自然不用过于操心，因为这个时候的下级，行为公正，一切以企业的利益为重。作为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下级的私心膨胀的时候，怎样去管理，也就是怎样管理好下级的私心。一个好领导在管理企业时，就要利用人性这二重性，使下级守公义而去私心。
私心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管理者认为能够通过一些手段去除私心，未免太天真了。但是，管理者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利用这些私心，尽量减少人的私心对企业的损害。一个好领导一定是一个体恤下级的人，管理下级既要做到秋风落叶一般的严厉，又要做到春风化雨般的关怀，这真是所谓恩威并进的用人之道。
汉朝时期，由于藩王专权不听号令，直接威胁了汉景帝的统治，于是，想削弱藩王的势力，主张削藩的先后有晁错和主父偃两人，虽然他们都力主“削藩”，但在“削藩”的方式上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
晁错建议汉景帝用“削藩令”迅速硬性削藩，结果触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主父偃认真吸取了晁错的教训，建议汉景帝改用“推恩令”，逐步软性“削藩”。汉景帝将一个大藩国划分为若干个小藩国，分封给藩王的子孙。几代之后，所有的藩国都将趋于瓦解，通过广封列侯，达到了制止藩王坐大的目的。
主父偃向皇帝建议的政策利用了人性，暗合了人人都想得到封地的愿望，当事人也愿意，所有的孩子大家都有份，自然落得皆大欢喜。如果哪个藩王不干，他的儿子们首先会把他给公私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
——《商君书·修权》收拾了，还用汉景帝动手么？
用自私的心理去克制自私的心理，结果巩固了管理者的权利，这的确是个绝佳的办法。这个原则也可以在管理中加以运用。虽然时代变了，但是，人的自私心理并没有变，管理者维护自己的权威的需要也不会改变。
立足于这一理论，企业管理者既要利用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也要规范人对利益的追求，同时，承认人的私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注重员工的待遇和以奖励为机制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制度安排的出现就是为了约束人的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人们的信用行为自然生成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是当今企业成功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许多企业的失败不是由于市场的因素，而是组织内部的混乱、无序造成的，加强内部控制不可忽视。
好的领导者之所以好，是因为能引导人民自觉地遵守社会道德、法律法规，使人民在为自己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他人和社会作出了贡献。抓住欲望去引导人民，让他们顺其自然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最好的统治之道了。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
——《韩非子·南面》
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无从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君主放弃法纪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彼此喜欢的人就会紧密勾结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伙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迷惑昏乱了。
当领导的，就怕下级蒙蔽自己，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古代人早就注意到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考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我国的监察制度跟权力牵制才比较健全起来。秦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监察网，这对抑制官吏腐败起了约束作用。
韩非子主张君主要严格约束和监督臣子，要用法制来管理臣子。韩非子说，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禁；这三项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君主要使臣下虽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赏赐，虽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韩非子强调，要明法不任臣，建立监督制度。
韩非子的监察术有：暗中派人监视，约定下属告发上级，连坐告奸，不许臣子效忠于贵族豪门，不许私设小朝廷，不许臣下私下来往，不许结党拉派、互相吹捧，不许官员兼职以免越权，防止臣子利用外部势力要挟国内，不断调换各级官吏以防结成势力。
中国大多官员好大喜功，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要应付他们的上级或者上上级的各种考察和评价。重大决策者在上级，上级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蒙蔽，往往会做出非常错误的决策。缺乏监督体制， 就会出现官员腐败现象。
秦御史大夫的职责：一是承转皇帝诏令制书，受公卿奏事，并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二是监察百官，举劾按章，主治重大案件。在封建帝王当中，布衣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是出了名的。朱元璋不但苦口婆心地劝说属下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也曾大开杀戒，想尽种种酷刑来对付贪官污吏们。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吞没浙西秋粮事发，仅此一案就有官吏数百人被处死刑，追赃达数百万石粮食。
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也做得颇有成效。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其级别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和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分别负责到各地考察和监督中央六部的活动。这些监察官们都被朱元璋赋予了极大权力，有事可以直陈天子。
按上述方式建立起来的监察制度非常严密，可以说在各级政权机构上罩上了一层浓密的大网，对打击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是，这种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代的腐败问题。
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一切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操纵在皇帝的手中，如何惩治贪官污吏并不取决于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和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甚至取决于皇帝的贤明与昏庸、个人品质与才干。监察官们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不仅监察难起作用，还不可避免地遭到特权集团的疯狂抵抗，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从对奸臣严嵩的弹劾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汉武帝时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设十三刺史，刺史官级低于郡守，但其代表中央。巡行郡国，监察地方的诸侯王和郡守县令，以后，成为定制，形成一套监察制度。严嵩深得嘉靖皇帝的宠爱。在严嵩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不仅满朝文武纷纷阿附，甚至连六部尚书也曲意逢迎的形势下，一批批监察官吏却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与严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为搬倒严嵩，众御史和给事中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直到严嵩80岁时，人渐混沌，处理朝政奏对不当，才渐渐失去了皇上的恩宠。加上御史的不断上疏，经过26年的不断努力，嘉靖四十二年，嘉靖下令将严嵩的儿子处死，将严嵩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为了反掉一个贪官，竟然花费了长达26年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如果以人治治天下，那么，就算是有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因为取悦一人，便可横行天下；控制一人，便可以抵挡住制度的所有进攻。所以，领导者要想有效地监督下属，自己也必须做到清醒公正，不凭感情用事，情要服从法。
朱元璋在酷刑治吏的同时，也注意“惩防并举”，亲自主持将官民犯罪的案例编撰成书，颁行全国，警示和教育官吏。除《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还有《醒贪简要录》、《昭鉴录》、《臣戒录》、《相戒》等书，既有反面警示的，也有正面教育的，可以说是典型的教材。从酷刑治吏到编书警示，晚年的朱元璋也已经逐渐认识到，天下大治，在于有好的风俗，而“善俗本于教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教化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其皇权统治，但他的这种转变对后人却有一定的启示。
现代企业管理，领导者应该注重企业制度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用制度管人，用文化提升人的职业修养。
西汉刺史制度是在原有的地方层层监察的基础上（并非原来地方没有监察），增加了中央直接监察的内容，使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察权力得以延伸。刺史逐渐演变为地方长官，失去监察官的作用。有一位老板，在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教训时说：“我忙于渠道建设，对下属约束较少，结果造成个别人损公肥私，甚至索要贿赂。后来我才醒悟到，这是我严重失察的地方，认为他们已经同我干了几年，以前很可靠，现在也会很可靠。我忘了管理是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信任。人是会变化的，包括我在内都要有必要的约束和监督，这样才不会偏离目标。”
上级的约束犹如系在下属腰间的裤带，松了或紧了下属都是没有好心情去做事的。唯有系之合适，不松不紧恰到好处，下属才会有一份好心情去工作。没有监督的管理是放纵，科学的监督机制是管理的有效手段。
今天，我们已逐渐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对干部进行日常考核、定期测评和群众评议的制度和方法。即使如此，前人和外人的有益经验仍然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宝贵营养。这些勤于考察而又能见微知著的做法，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无情管理，有情领导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韩非子·五蠹》
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情与法是两种管理手段，比较而言，法重于情。韩非子认为，君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
因此，韩非子主张：无情不君王，无法不立国。人非有爱，法本无情，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管理一点儿也不手软，更不能留情面。用在现代管理上就是：员工做好工作后，就要奖励，如果犯了错误，就要惩罚。不要留什么情面，有些基本的制度必须有刚性，如果基本的制度都没有刚性，领导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人的人性。在中国，情是个性化的感觉，感情问题是一个面子问题，中国人宁肯要虚无缥缈的面子，也不肯要实实在在的里子。所以，企业还要做到无情制度有情管理。所以韩非子又说了：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据以使用，法令就可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进而完备了。
那么，怎样正确地看待制度和感情？怎样准确把握住尺度呢？到底制度要多严格？讲感情要到什么程度呢？沟通时，管理者要非常注意对方的情绪和感觉，否则即使是一个好事情，也会成为坏事情。
在制度允许的前提下，对属下员工保持一定的人情关系，有助于留住人才，但不能让人情高于制度。
——荣海（西安星海集团总裁）举个例子，有员工问经理：“经理，我在你手下已经2年了，这两年来也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上个月的销售任务还是排在公司的前5名。你看能不能考虑在收入上给我有一点儿提升？”这个时候，正好是公司控制费用的时候，冻结所有人的薪水，经理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情，如果完全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强调公司的制度，就会出问题。
经理这样回答：“你也知道，公司最近状况不好，虽然你的业绩不错，但整个公司，其他人的业绩不好。公司最近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冻结所有人的薪水，目前是不能加薪的。”员工又会问：“什么时候可以？”经理说：“这要看公司的整体运行状况什么时候开始好转。”那么这个优秀员工可能辞职，也可能在公司散布不利于公司、不利于经理的小道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对方感情因素的处理方式可能更好。经理可以这样说：“虽然公司现在暂时冻结了薪水，但是我会努力帮你争取，如果实在争取不来，你也一定排在加薪的第一个。”这样，员工听了，至少不会产生过激的情绪和行为。
在企业各项管理的诸多因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是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核心，通过管理，将预定的各项目标变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管理”和“领导”这根主线。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同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全方位地严格管理，而“有情”领导是进行“无情”管理的有效手段，奖勤罚懒、竞聘上岗等等是“无情”管理的表现形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要激励职工的积极性、竞争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更需要在“无情”的管理中体现出“有情”领导的方式和方法，使“无情”管理与“有情”领导交相融会，创造一个既是严格的又是宽松的企业环境，从而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无情”管理与“有情”领导也是韩非子的一个法治思想，“有情”是为“无情”服务的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
——《韩非子·用人》。在管理中，要“有情”为辅，“无情”为主。他说：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会遵循天道，顺应人情，并且赏罚分明。遵循天道，就能够少用气力而建立功业；顺应人情，就能够少用刑罚而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盗跖就不会混淆。这样一来，黑白就分明了。韩非子主张“顺应人情的法治”，这也是他利用人性治理的思想表现。
“无情”和“有情”是一对反义词，“无情”管理和“有情”领导是一对矛盾体，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缺一不可。在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中，要保持关系协调，就要营造一个激励性的环境激发员工强烈的进取心和积极性，这个环境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有情”或“无情”。
对员工来说，激励环境不一定都是职位、金钱、待遇等等方面，有很多都是人们心理上的高级需求，如尊重员工的人格、理解职工的情感、关心员工的生活等，使员工感到企业不仅仅是谋生场所，而且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理想天地，这样，他们就会把执行“无情”管理中的规章制度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如果企业管理只去搞物质刺激，就不能长久激发员工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只用制度去强迫，久而久之，制度的效能也会递减；只把员工看作工具、手段，更容易激起对立和反抗。只有把员工看做是企业的主人，创造一个他们认为自身感情能够寄托、自身地位得以确认、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环境，企业才有吸引力和维系力，才会有蓬勃的活力，企业的效益将会在以人为目的的管理中得到实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
无情管理是强调在管理科学化当中的强制性，将管理的“无情”灌输到管理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而才能保证管理目标的施行和管理任务的完成。“有情”领导是将管理中的强制性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将“无情”管理和“有情”领导之间的距离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发挥个人最大的工作效能。
“有情”领导和“无情”管理丰富了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内容，深刻了它的内涵，通过“有情”领导和“无情”管理的有机结合，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由目标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