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有兴趣介绍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个人非常微不足道。如果你把我个人的过去写出来，我会觉得非常可笑。”许纪霖很干脆地对我说。当这次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却询问我是否能够把采访录音留给他一份，他想要保存采访记录，以备将来写回忆录时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把这些写出来，对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很多用处”。
这种矛盾和紧张感贯穿在不算过于漫长的谈话中。另一个例子是，他说自己丝毫没有用观念去影响公众的欲望，自己所做的仅仅是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观念，“个人非常微小，不要以为你能够影响多少人”，“我只讲我知道的东西，它们能产生多少影响并不是我所能知道和关心的东西”。
当许纪霖开始说话时，你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跟上他不断跳跃的话语。接近知天命之年的他可以被称为英俊：身材高大，头发略带卷曲，五官鲜明，鼻梁高耸，面色红润。能表示出他的教授身份的是那副大号无框眼镜和他的谈吐。带着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中，不断蹦出我们熟悉的大人物的名字，从胡适、张君劢、余英时、张灏到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以赛亚·伯林和阿尔贝·加缪。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当他激动和表示愤怒时，往往提高了嗓音，毫不犹豫地让一连串脏话从口中倾泻而出。理性和冲动，始终无法在他的身上把对方驱逐出去，双方只好就此相安在这个学者身上，在不同的时候让自己突出表现出来。
他诉说着自己对民主的看法，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尽管自己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代表人物，他却轻蔑地将一些人称为“自由主义老爷”。同时，像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一样，他开始呼吁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以此来抵制或至少削弱经济理性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当代中国社会的宰制性思维——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认为经济理性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宰制性思维在中国尤其严重。他说，人们仅仅知道五四运动时期有“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却不知道还有一位“莫姑娘（Moral，道德）”——这种追溯方法也像经济学家强调亚当·斯密还著有《道德情操论》，或者是哲学社会学家强调康德的道德律令。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强调方式，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没有多少资料记载过这位“莫姑娘”。
华东师范大学之外的世界要喧闹得多。2005年4月16日的上海格外热闹，街上聚集的人群和一所大学的教授们所要讨论的精神生活有何关联之处——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当天进行的一个关于精神生活的课题讨论。“可能你会觉得我今天面目狰狞。”许纪霖用一句话表示出了外界对他的影响。这位历史学家早上9点钟就从郊区的家中赶到市区，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来观看正在上演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改天见到我，就会发现我是另外一个样子。”不错，几天之前在电话里，许纪霖仍然保持着文质彬彬的学者态度。
“暴得大名”
他推崇知识分子王元化，并且视之如师。1988年，当68岁的王元化看到了一位名叫许纪霖的年轻人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后，对自己的一位博士生说，他非常喜欢。后来经热心人介绍，这个年轻人在王元化家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在学术界素有“南王”之称的上海文化界领袖。许纪霖后来回忆说，当时到王元化家里的人实在太多，而他也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和王元化交谈的内容。尽管如此，王元化先生的风骨、谈吐却如磁石般吸引着这个年轻人。
七年之后，他把王元化身上这种气质描述为：人道主义精神气质和贵族之气。他感觉到自己和这位思想界的领袖具有某种“精神契合性”。认识之后，许纪霖就将王元化视为师长和潜意识里学习的对象，不止在一个场合表示对王元化的仰慕，并且说自己在耳濡目染之间深受王元化的影响。
1988年，许纪霖31岁。自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就留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此时已是第五年。当年的许纪霖仅仅是一位在学术界初现锋芒的小助教。当陈旭麓（中国近代史权威学者，1988年底过世）同样因为喜欢许纪霖的文章，而把许纪霖叫到自己家里勉励后学时，许纪霖诚惶诚恐。当时的紧张他至今记忆犹新。而几年之后，他已经被人赞誉为思想型的学者，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最具公共关怀情结的知识分子之一。
许纪霖崭露头角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另一个思想解放时期。在一段长时间的冰封期之后，往往就会迎来一段热潮，思想史的脉络往往如此，如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广场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的交替。许纪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一段文化热潮称为“新启蒙运动”。他将1984年——奥威尔笔下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作为“新启蒙运动”的起点。在这一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界同样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还有：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1987年，《文化：中国与世界》杂志出版；1988年，上海《新启蒙》丛刊创立等。历史的吊诡就在于，除了《读书》之外，当年的这些杂志和丛书在今天的大众中几乎都寂寂无名；而当年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中的风云人物在不到10年之后也被公众迅速地遗忘。
许纪霖正是在这场文化热潮中初露锋芒。1987年，30岁的许纪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从中国的枙忏悔录枛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这篇文章深为当时《读书》的编辑部主任王炎喜爱。随后，许纪霖又在“走向未来丛书”编辑组所编辑的《走向未来》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备受好评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从1987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许纪霖因为发表的一系列知识分子研究文章而“暴得大名”。
但“暴得大名”和学术积累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现。约稿不断同许纪霖身上的“江南才子”气质相投，但他感到学术积累日渐不足。而王元化也对他时有规劝。“我感觉总是在重复自己，思路跳不出‘心态人格、心路历程’这些东西，讲来讲去连自己都烦了。”许纪霖后来说。
紧张感
纠缠于许纪霖身上的矛盾感和紧张感，并没有伴随着他的学术水准日渐提高而消退。这种紧张感同许纪霖身处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有关系。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的分代方法。常见的四代划分法是五四的一代、一二·九的一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代和四五的一代。研究知识分子的许纪霖自身也有一个划代法，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分界点分为六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7年）、“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许纪霖身在其中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是被称为第四代，还是后“文革”一代，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时期。
“这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不足。”许纪霖说。他们求学时碰到了剧烈的社会运动，即使学业没有中断或后来被延续上，他们接受的教育也是意识形态浓厚、相对单一的。环境能提供给他们的资源相对较少，这一代人读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书目都很相近，因为缺乏多元的观念和学识供他们接触。尽管如此，许纪霖仍然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和“五四一代”最为接近的一代。“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被许纪霖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同时有过在西方留学和生活的经历，西学根底也很深厚。但是许纪霖所称的相似并不是从知识结构层面来比较——在这方面，先天不足的一代和得天独厚的一代自然无法相提并论。许纪霖所称的相似，是指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和激情方面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相似。
但是这种相似也意味着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相似的矛盾，比如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比如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体现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上——这在五四时期最为明显，有时却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造成紧张。许纪霖就属于后者。
首先是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有一次许纪霖在一所大学演讲，完毕之后，台下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既然您研究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个案，请问您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谁？”许纪霖沉吟一会儿回答说：“胡适和鲁迅。”胡适与鲁迅本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两种类型的代表。胡适理性而鲁迅激情，胡适强调建设性，鲁迅则战斗性极强。但这两者都无法为许纪霖所割舍。“就像心和脑的矛盾。”他说。
其次是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矛盾。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像中国传统的“士”，以天下普罗大众为自己的关怀目标。而学者则强调要有学术上的建树性。许纪霖坦率承认自己有“士大夫”情结。许纪霖说：“对学者的要求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一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对社会生活有一种介入。但是介入要有合理性。完全介入就变成了一个行动人。但是我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观念人。我不是一个行动人，我还是喜欢做一个观念人。但是我也不喜欢完全做一个学院派。如果你对日常生活的很多东西不感兴趣，不去观察的话，你怎么还能对历史感兴趣？历史要靠你今天的感受去拯救它，把它救出来。”
与此相关的还有精英意识和公众关怀之间的矛盾。比如在考研究生的问题上，许纪霖承认学术研究需要挑选有学术天分的学生，导师要拥有自主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无法指责大众“知识改变命运”的心理。后者所包含的功利因素对学术研究而言不是好事情，为他的精英意识所排斥。但是“知识改变命运”是大众来实现流动和改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
还有一个矛盾是“刺猬”和“狐狸”之间的矛盾。希腊诗人阿基洛克斯遗留下的诗篇中有这么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以塞亚·伯林在他研究托尔斯泰的名篇《刺猬与狐狸》中针对“刺猬”和“狐狸”说：“这层意思标显了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所以各成类别的最深刻差异中的一项。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许纪霖这样解释思想家中的“刺猬”和“狐狸”：“一种思想家称为刺猬型……刺猬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有兴趣，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到他所思考的一个中心架构里面，最后他创造出一个很严密的理论体系……另外一种是狐狸型的思想家，狐狸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没有兴趣要构造一个严密的体系，他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有点矛盾……”虽然这两种思想家在许纪霖看来并无高下之分，但是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两种气质会给个人造成紧张。比如以赛亚·伯林就认为托尔斯泰是一只总想做“刺猬”的“狐狸”。而这种紧张也在许纪霖本人身上存在。许纪霖认为自己的个人气质适合做“狐狸”，但他“特别羡慕和敬佩这些‘刺猬’们”。
将近知天命之年的许纪霖，试图从自己的家族传统中来寻找紧张之源。他描述说，尽管自己对传统的家族说一向并不赞同，却发现自己的家族传统无意识地渗透在自己身上。许纪霖的出生地在绍兴。他说这个中国南部的小城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传统，一方面是江南的阴柔，另外一方面是士子的刚烈。许纪霖祖父的一系是绍兴出名的师爷，而祖母的一系则是学者型知识分子。师爷的文采和学识博杂、学者型知识分子的严谨和学术专一性，这两种家族传统纠缠在许纪霖身上，或许是使许纪霖成为一个矛盾体的原因之一。
“你只需要告诉大家，许纪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许纪霖说。矛盾和紧张并没有让他过于不适，即使环境的压迫也没有让他变成悲观者，“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能改变我的课堂”，“退一步，做不成教授，我做自由撰稿人也养得活自己，写不成东西，我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养一条大狗，学打桥牌，学一门外语，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