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于轼正坐在铁道部的办公室里抄写文件。门外传来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还有人们哭泣的声音。
一直以来的隐约传闻由此得到了证实：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在1976年的4月份见过毛泽东之后说“我明白，他将不久于人世了”；5月12日同毛泽东做过简短会晤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承认，他没有听明白毛泽东在讲什么，他不知道随后毛泽东就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袭击；6月末，毛泽东又经历了一次更严重些的心脏病袭击。不过在这个死亡时刻表进行的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悲痛。在此之前有周恩来逝世带来的全国性的巨大伤痛；7月6日，另一位开国元勋朱德逝世；三个星期之后，距离北京不远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了新中国最为严重的地震；9月初，毛泽东又一次被心脏病袭击，而且这一次要严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电台播放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震惊、空虚与不知所措顿时笼罩了整个国家。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牧羊人”之后，人们像盲目的羊群一样感到了恐惧和惊慌失措。
茅于轼放下笔，“文件也不抄了，班也不上了，我直接回家去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大的新闻”，他回忆说。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承认，自己感到了空虚，“空虚中也夹杂着悲哀”。
后来者只能用常见的陈词滥调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和毛泽东逝世的影响：一个时代结束了。尽管茅于轼一直在怀疑，个人，哪怕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缔造者；开国元勋的衰老和死亡，是否会开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只有上帝才能结束一个时代”，他说。但这个国家获得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茅于轼个人长期以来的低沉情绪，也开始上扬。他的命运也是如此。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开进上海时，20岁的茅于轼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支军队表现出的惊人的自律让许多人震惊。他们冒着小雨露宿在上海街头，而且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后来的一张照片拍摄下了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如何把步枪靠在弄堂的墙上，然后一排一排地蜷缩着躺在地上入睡。33岁的建筑师陈占祥——著名的“梁陈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在他位于衡山路的居所内目睹了这一幕，然后撕毁了离开的机票。白天，行进的军队得到了一阵阵的欢呼声的欢迎，青年们高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穿着旗袍的上海女孩把花挂到士兵们扛着的步枪上。在这些兴奋的青年中，也包括茅于轼，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他和上海的许多高校学生们一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向市民们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那一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是这个新生政权的最热烈支持者之一。他们年轻、懵懂、天真、纯良，内心充满着对光明与美好的向往。“那时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大家考虑的东西很少，人都很简单”，茅于轼回忆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炽热的情感逐渐消逝。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因人而异。对于茅于轼而言，他最初的冷静和随之而来的怀疑产生于1952年。新生的政权开始了对自己过去敌人的清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血、哭泣和死亡都不能被理解成光明与美好的事物，无论如何解释。
此时他的身份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名技术员。1950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建设祖国的热情鼓舞下，茅于轼选择到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他在这里生活了5年，做过检修机车的实习生、火车司机和工程师。就是在东北，茅于轼染上了难以治愈的风湿症。1955年，和夫人赵燕玲成婚后，茅于轼回到北京。两年之后，他被打成“右派”。当他在80岁回忆往事时，他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以“右派”为荣的年代。不过在当时，这意味着工资下调两个级别、强迫接受教育、放逐到郊区做养路工人，以及未来更多的麻烦，其中包括可能被饿死。在他能够回忆起的罪名中，包括“猪肉买不到，猪肉就应该涨价”——从1955年他回北京时开始，猪肉就开始很难买到，到1956年则开始凭票供应；还包括“如果毛主席要见一个科学家，是毛主席去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后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这种自由主义气息足以让一个人难以生存。
“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在他70岁时，茅于轼这样写道。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就是无休止的苦痛和磨难，是抄家和流放。在他下放的山东腾县，他曾亲眼看到人饿死，自己也饿得浮肿，连鞋子也穿不上。“文革”开始，茅家被抄家之后，他的夫人赵燕玲把家里所有可以御寒的东西都盖在身上，才能让自己和两个孩子入睡。
短暂的迷惘迅速被变化的政局打破，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之间重新开始了一段蜜月旅行。而茅于轼也从工程学转向了经济学研究。1985年，茅于轼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畅销一时。就在该书出版之前的1984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支持下，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时，他对李慎之说，自己最大的兴趣是“中国经济改革”。
毫不让人意外，在接下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茅于轼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他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也因为他以民间立场对经济改革的推动——80岁时茅于轼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同大多数乐于参与决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轼仍然认为，中国进一步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政党和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则是知识分子，尽管后一群体总是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政治权力和公众舆论，都会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产生压力。
1993年，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茅于轼发起创办了民间学术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茅于轼开始参与慈善事业。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一起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小额贷款的试验。10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了专门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而茅于轼则开始了自己更为彻底的来自民间的尝试，尽管他的种种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义大过于实质，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体而言，可能是他们整个人生的转折。
不过，或许在未来更会被人提及的是茅于轼扮演的道德角色。他是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道德榜样。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中，这位老人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尽管他总是在宣扬人的“自私”对于社会的好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者。比如曾经有人描写说，他去超市买食物，总是挑那些离保质期最近的，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可能这些无人问津的食品就会被浪费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比如他在山西进行的小额贷款试验，还有旨在为农民的孩子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富平学校，也都是这个道德楷模角色的注脚。
他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不再是那个在上海街头演讲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险些被饿死的“右派”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也在变得温和而理性。只是这种对国家和时代的审慎的情感仍然在不断变化着。2005年，当我问到他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态度时，茅于轼说，尽管他一直保持乐观，但在本质上，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时代。那个时期针对他个人的一些事件让他越发尖锐，尽管他是个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发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会碰到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为这家个人性质的私募基金会募集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民政部批准——2000万和800万，这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底线。尽管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包括吴敬链、柳传志和任志强等社会名流，他们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最后成立基金会的想法终于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他尖锐地评论我们现在是“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线，可是我们现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说完这些之后，他又大声宣称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也让人沮丧，“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另外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
三年过去，他没有再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时代的个人情感。只是，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进步。如果说杨佳之死让很多愤世嫉俗的人看到法律之死，却让茅于轼看到我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而这在漫长的视平民生命为草芥的历史上，是难以想像的——这样说时，他扬了扬放在面前的唐德刚著作《晚清七十年》。
但是青年呢？这个世界的青年已经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的青年们不再相同。他们摇摆着，一会儿给人希望，一会儿又把希望他们能埋葬旧世界的长辈们打入绝望之境；时而表现得机智、勇敢，时而又陷入狂热和非理性。“年轻人总是太容易受到影响”，茅于轼说。在关于18亿亩土地红线的争论中，他已经被这些青年们怒斥为“汉奸”，而这种谩骂的情形在此前已经多次出现过。这真让人感到讽刺：一位道德楷模总是不时因为自己的勇敢言论而被这个国家的青年辱骂。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过自己的80岁生日。这双眼睛曾经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内战和统一，看到过战争和死亡，也曾经眼见一个新政权的生长和遭遇挫折。旧世界的年轻人已然老去，曾经炽热的情感也开始变得温和。世界终究还是要变好，只是它是否还值得我们用1949年那位20岁青年的情感去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