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路是一条优雅的路。
行车于上海的立交桥或者主干道，总会有一种压抑感。这种压抑感与大城市相伴而生：两旁的高楼遮天蔽日，似乎随时会倒下，压迫行人。
但巨鹿路不同。它有一种上海特有的优雅。法国梧桐代替了可怕的钢筋水泥混凝土大楼。树之后则是两三层的小楼，小楼大都为旧上海时的欧式建筑，洋气里透着古朴，十分可爱。
《收获》杂志社就在这样一条街上。杂志社的所在，是巨鹿路675号。此地也是上海作协和作协下面的几份杂志，如《上海文学》、《萌芽》的所在地。
“巨鹿路675号，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而神圣的地方。童年时代从这扇大门口经过时，我曾想，在这里工作的，都是我崇拜的大作家，巴金就在这里面，吴强就在这里面，闻捷就在这里面，还有傅雷、柯灵、王西彦、芦芒、峻青、茹志鹃……我以为我知道的所有作家都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我还曾傻傻地站在门口看进出的人，期望能看到哪位我熟悉的作家从这里走进去或者走出来。”作家赵丽宏曾经这样写过。
巨鹿路675号，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小楼，这是上海市市级保护建筑，原主人是旧上海实业大亨刘吉生。
要顺着室内的旋转楼梯上三楼，才能进到《收获》的办公室。开门的是李小林，原《收获》第一副主编，现任《收获》主编，一位瘦小、从容的女士，她一边迎门，一边还打着电话。待客的是副主编程永新，他习惯于一边看桌上厚厚的一沓打印稿，一边拿着土褐色的小茶壶饮茶。包括他们在内的10人编辑部一直在维系着中国文学的尊严。
《收获》办公室内，堆放着一沓一沓的来稿，其中不乏手写稿。一位字体拙劣的来稿者在小说中将自己称为“莫言”；另一位投稿者则在文稿的末端端端正正地写上自己的笔名：红柯。我可以确信，这两位文学爱好者同已经成名的两位作家、也是《收获》的作者的莫言与红柯，毫不相干。或者他们在提醒《收获》的编辑，莫言和红柯当年也是如此一文不名。
而在程永新和另一位副主编肖元敏的桌子上，放着余华《兄弟》下部的打印稿。
与程永新的谈话我期待已久。此前，我对这位著名文学编辑的印象，全部停留在余华的描述之中。那是1987年，余华和程永新第一次见面，当时程永新才29岁。“其英俊、其潇洒、其谈吐之风趣无人能及”，10多年后，余华感叹道。相识之后，则“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在一起下军棋、下围棋，还有打扑克，熬到天亮熬得头昏眼花，然后将巨鹿路675号四周的小餐馆通通吃遍”。
自从1983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程永新一直作为文学编辑在《收获》工作，从一名普通编辑做到副主编。当年，《收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点名要程永新，老师还有些不解，问：“换一个人行不行，非得要程永新？”《收获》表现得很坚定，说如果不是程永新就宁可不要。
长达20多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他是王朔的编辑、是苏童的编辑、是格非的编辑、是余华的编辑。作家马原盛赞“程永新是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之一”，作家李洱则称“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本来应该是李小林来代表《收获》跟你们谈的，现在只有我勉为其难了。”程永新说。他头发整齐地向后梳，人到中年，面貌仍然俊朗，谈话时习惯不自觉地搓着有些泛红的双手。作为一名供职《收获》20多年的文学编辑，程永新开始讲话，跟我们谈论《收获》、中国作家和小说。
《收获》的历程
李翔：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收获》的历史？
程永新：《收获》是在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的。它应该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本大型的文学双月刊。创刊之后，具体的事情多由靳以来做。巴金就是组稿，当然他自己也是作家。他对杂志的支持非常大。
后来，杂志曾一度停刊，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国家的情况都非常困难。再后来，杂志复刊，办了几年又到了“文革”，再度停刊。
到了1979年，《收获》才复刊。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附近一个农场工作。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了《收获》复刊后的几期。那几期上面，有冯骥才的《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时候的作品非常有影响力，也不知道是谁买的，反正大家都在传看，我看到的时候，连杂志封面都没有了。
李翔：您那时候多大？
程永新：就20岁上下。
李翔：文学青年是吗？
程永新：可以这么说。我们刚去农场的时候，都在偷偷地看一些文学作品。那时候的书都是没有封面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书，是什么作家写的。直到后来这些书重印，我再看到，才知道。哦，这书我看过的，《高老头》！
冯骥才和从维熙的作品都是“文革”题材。那个时候，杂志（指《收获》）是非常受欢迎的，几乎每个人都在传阅。当然那时候的社会生活相对单调或者说单纯，没有很多的娱乐方式，因此大家都非常关注文学。而且这些作品谈的恰恰是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比较受欢迎。后来，我们社会的开放程度提高，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得到的机会也都比较多。所以，文学就慢慢退潮。其实我觉得，这是它回到比较正常的情况。
“文革”之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文学杂志最多的国家。每个省都有文学杂志，而且有好几本，甚至下面的县也有。后来，很多文学杂志办不下去，我觉得这也比较合理。我们国家哪里需要那么多的文学杂志！
李翔：我们继续谈谈《收获》的历史吧，您能否介绍一下《收获》的人事变动？
程永新：《收获》经历了三代的文学编辑。巴金、靳以是一辈。1983年我到杂志社时，是萧岱在主持杂志。萧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当时已经70多岁了。
后来，我们这边年轻的、中年的编辑向萧岱提出，应该由李小林来主持杂志。我们觉得以她的能力、她在文学界的声誉，主持杂志是众望所归。
老先生非常开明，他觉得很好，于是就去做李小林的工作。一开始李小林不愿意。那时候她像巴金老先生的秘书一样，要整理文稿，要处理各个出版社的版权问题。她不太愿意来负责这本杂志的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李小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是余秋雨的同班同学。“文革”时期，她下放到浙江。当时就做过一份文学刊物的编辑，和很多作家有了联系。而且，因为巴老的关系，她约稿也很方便。到《收获》之后，她这个优势就更加显现出来。
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各种流派各种写法，从国外进来的好多写法，在我们的作品创作实践当中都有体现。因为知识结构的问题，老编辑对新东西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李小林，由于学养和家庭熏陶都比较好，再加上她的直觉也相当好，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作品，也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收获》有一个传统：如果编辑觉得这个作家写得不是很好，即使是非常知名的作家，我们也一定要请他修改。在这方面，李小林提出去的意见，作家都比较心服口服。所以，她在作家圈子里口碑非常好，跟一些非常有名的作家之间的交往也很深。
如此一晃就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是把比较好的年龄、时间、生命、才华都投在了这么一本杂志上。比较欣慰的是，还算有成果。《收获》还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大的发行量，现在是将近14万份。我们杂志尽管是挂靠在上海作家协会下面，可是李小林是法人，我们在经济上也都是自负盈亏的。我们也没有广告。因为巴金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又不缺钱，干嘛要去做广告。因为我们只靠发行量，每年还是能够赢利。只有一年，纸张拼命涨价，印刷费用也在涨，我们没办法，只好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借了一点钱。渡过难关之后，我们就把钱还掉了。
就这样，经过了几代编辑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个局面。
2005年巴金去世之后，我们就特别意识到要保证这种稳定。现在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好的作家写出稿子都会来找我们，希望最好的稿子能够在我们的杂志上露面。如果它有什么变化，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作品的争议
李翔：你们在选择稿件的时候，意见可能是不一致的，怎么决定用一篇稿子？
程永新：我们会讨论。
我们的传统是：两个以上的编辑看过，一致认为比较好，这个时候再请萧岱看。那时候如果萧岱拿不定主意，就拿给我或者另外一个年轻编辑看。经常会有意见分歧，因为每个人审美的眼光、年龄和知识结构都不同。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拿来讨论。
李翔：投票吗？
程永新：投票倒是没有，只是讨论而已。比如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就比较有争议。那时候我还在这里实习，李小林认为这个作品非常好，但杂志社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后来经过修改，大家觉得这个作品还是值得发表的。萧岱也同意了。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个作品，就不仅仅是意见分歧这么简单了，而是一本文学刊物怎么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客观来说，文学总是跟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相关。杂志也是一个传播媒体。当时我们觉得，《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了“文革”中的一段故事，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反映，也还是有一定力度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编辑和另外一个编辑的分歧，而是我们在判断抉择的时候要考虑，作品和现实的关系是不是过了我们能接受的限度。我们觉得这个作品还是在写人，写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它的意义还是正面的，所以后来选择了发表。
发表之后，有很多争议、意见也反馈到了杂志社，这种时候，萧岱，包括巴金，都非常支持编辑部的工作。
还有，张贤亮有一部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的很多女作家看了之后非常不愉快。她们觉得这部小说完全是一种男人的视角，表现的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倾向。最后是冰心老先生看了，她也不喜欢。她打了一个电话给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啊，这样的作品也发表出来。后来，巴金就去看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他说，这个没什么，可以发表的。
李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鼎盛的时候，曾经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杂志共存，当时竞争激烈吗？
程永新：当时北京有《当代》和《十月》，南京有《钟山》，广州有《花城》，天津有《小说家》。诸侯割据，各占一方，拼命地抢稿。有时候做一个编辑蛮困难的。比如一个好作家写出一篇好稿子，大家都想把这个作品用到自己的杂志上。大家都在竞争。
李翔：《收获》跟哪个杂志争过什么稿子？
程永新：这个就多了。比如说，史铁生当初写完《务虚笔记》之后，跟我联系，希望能够在《收获》上发表。而当时，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家》杂志由于有了企业赞助，对杂志的投入很大。他们每年有一个长篇小说奖，奖金有10万元，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很可观的。《大家》的主编李巍听说史铁生写了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就去跟史铁生要稿子，要把这个奖给他。史铁生回答说，已经给了我们了。于是，李巍专门从云南飞到上海，约我出去聊。
我们的态度倒是为作家着想。因为史铁生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都不大好，我对他说，如果你愿意给《大家》，我们可以考虑。但是史铁生说，只要你们喜欢我的作品，我宁可不要那10万块钱。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觉得他拿那10万块挺好的，但是他觉得不重要，按照他的话来说，他希望自己的小说发表在中国最好的杂志上。
作家们
李翔：《收获》将近50年的历史中，您觉得标志性的作家和作品，或者《收获》培养出来的作家有哪些呢？
程永新：这就很多了。其实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老作家当中，像冯骥才、王蒙，重要的作品都在《收获》上发表，比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冯骥才的《啊！》、《神鞭》等。
“文革”前，老舍的《茶馆》、柳青的《创业史》、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那也是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1979年之后的一批作家，像张抗抗的作品、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方舟》、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几代人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
所以，陈村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余华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苏童、王安忆也是。
李翔：我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获》当中，两个名字出现得特别频繁，一个王安忆，一个阎连科。
程永新：对。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发表得比较多。王安忆和阎连科这两个作家都非常勤奋，因而比较高产。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比较认同这两个作家的作品；第二是这两个作家写出作品首先要给《收获》看，如果《收获》觉得不适合用在自己杂志上，作家才给其他杂志。
李翔：据说文学热的时候，您跟格非、余华等人整夜地谈论小说，那时候是什么情景呢？
程永新：那个时候出现了一批年轻作家，改变了整个中国小说的创作局面。这批作家以莫言、马原为代表，也包括湖南的作家残雪。我觉得，中国作家创作小说的热情一下子被激活了。尽管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可能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但是在当时来看，它一下子把大家写作小说的热情激活了。
在这样一个时刻，大家都比较兴奋。如果某一个作家的某一篇作品比较新颖，就会立刻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现在交流很少，包括年轻人，大家几乎不探讨写作的问题。但那时候大家很兴奋，在一起可以谈论很多话题，可以没日没夜地聊。这批作家今天为什么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我想这跟他们的阅读面有关；他们对小说的思考也都非常敏锐，非常深入。而这种阅读面和对小说的思考，就来自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
李翔：那时候您跟谁交往比较多？
程永新：我和这批作家的交流都很多。比如马原，那时候我们在海南，聊小说聊一个晚上，聊到天亮。余华、苏童、格非，还有北村，大家一见面几乎都是在聊小说。
那时候，浙江还有一个作家叫黄石。他到上海来找我们玩，我们就拿着两瓶啤酒，翻墙到华东师范大学，到宿舍里，大家一聊就聊到天亮。我觉得现在，整个写作界、文学界都比较纷乱，各自为战。有一些作家，思想比较成熟，想得比较充分，写作的时候也会显得比较成熟。相反，一些年轻人，一方面准备不是很充分，再加上缺少这种交流的气氛，往往会多走一些弯路，离成功的目标也会远一些。现在想起来，当初的交流还是很有用的。
李翔：你们那时候很喜欢去华东师范大学？
程永新：那是因为有些朋友在那里，比如格非。那时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很活跃，写文学评论的王晓明、写诗的宋琳，还有搞文学批评的吴洪森，他的活动能力非常强。华东师范大学还经常搞一些讲座，还有小说社。我们至今仍然非常留恋那时候华东师范大学的氛围。
李翔：大家见面都做些什么？
程永新：吃饭，聊天，喝酒。就是一起玩，一起谈。谈得很多，气氛很好。
李翔：您喝酒吗？
程永新：喝一点。
李翔：那你们中谁能喝？
程永新：嗯，苏童能喝一点。苏童酒量很好，而且他喜欢喝红酒，比较好的红酒，洋酒他也能喝。余华也就喝点啤酒，北村就不行了。格非也能喝。
李翔：《收获》是如何发掘作家的？
程永新：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有些是别人推荐的，比如苏童、余华。余华当时在浙江一个文化馆工作，北京的作家李陀把他的作品推荐过来。我们看过之后，觉得这个作家的起点非常高。当时我们拿到的两篇作品，一篇是《一九八六年》，另外一篇是《四月三日事件》。正好我在编一个全国青年作家专号，就把《四月三日事件》编进去了，另外一篇随后也发表了，发表之后，影响挺好的。后来他比较好的、重要的作品就都给我们了。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聊天，读国外的书。但是现在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可做的事情又比较多，所以坐在一起切磋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
说到苏童，当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南京，他经常跟苏童一起玩。他推荐我看苏童的小说，他说，这个人以后会大红大紫，你要注意一下。他可能也是随便下的断言，但是我拿过来之后，发现确实各个方面都很出色，就发表了。因为受到赞扬，他就写了第二篇，这样一直鼓励、刺激他越写越多。
我是在《当代》上看到了王朔的《空中小姐》，我觉得他很会写故事，而中国作家中很会写故事的人不是很多。而且他的语言很幽默，还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我就给他写信，他后来就拿稿子给我们看。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是夏天，天气很热，他理着个板刷头，穿双拖鞋走进我们楼里，问：“哪个是程永新？”我心想，这人是谁啊？怎么这样？那时候他好像还在倒卖中药。（笑）
还有格非，其实格非在《收获》发表作品之前，已经在外面发过一篇小说，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是用真名刘勇发表的。
那时候，我、马原经常和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在一起交流，吴洪森把格非的手稿拿过来，说你们要注意一下。我看了手稿之后，说，还有点意思，但是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拿回去之后，格非马上进行了修改，改完之后又拿来给我看。我觉得跟原来的水准相比，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后来这篇作品发表了，这就是《迷舟》（发表于1987年）。
一个作家能够通过修改，把一篇稿子的水平提高那么多，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潜力。
《收获》的容量
李翔：《收获》是如何做到兼容不同的作品的呢？
程永新：我们不排斥任何风格、任何流派的作品，只要它是这种风格、这种流派当中比较顶尖的，我们都会选用。
文学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基本判断的。有了它们就好办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可以吸纳，都会采用。所以，2005年一年里我们用了很多来稿，包括几部长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现在，自由来稿和投稿的水准提高了。跟二三十年前相比，关心文学的人是少了，但是作者的质量提高了。
李翔：那比如说棉棉的《糖》，她是自己投稿过来的吗？
程永新：不是。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是书商，想要出版她的作品。他说写得很好，让我一定要看看。看完之后，我很喜欢，就劝李小林也看看。看了以后，她也觉得不错。
要不要发表这部作品，我们还是犹豫过的，不知道发表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比较敏感的两个女作者，一个是卫慧，另一个是棉棉。但是我们觉得，《糖》这部作品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在里面的，她不等同于那些书商和媒体炒作的所谓的“美女作家”。我觉得这部作品虽然不尽完美，但它所选取的角度，对人物的描写，其他作家很难写出来。因此当时我们决定把其他稿子撤下来，发表这部作品。
李翔：您怎么看待网络文学？
程永新：我倒是觉得网络文学中有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相对来说，网络的审查制度比较宽松。所以它有一些切中当代人情感和生活的比较深入的东西。我们这些年也刊登了不少网络文学。比如在长篇小说专号里面选用了安妮宝贝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李翔：这算是投稿吗？
程永新：是她跟我们联系的，我们以前也向她约过稿。她文字很好。
2005年我们用了孙睿的《草样年华》，也是来自网络的。我们跟其他比较红火的年轻作家也都有联系。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宽容，海纳百川，吸纳各种风格；另一方面，文学需要不断有年轻人和新东西来补充。只有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介入，文学事业才会繁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杂志就是要增加这种鲜活的气氛，吸纳有生命力的年轻人的东西，哪怕他们不是很成熟。
虽然我们是一份比较成熟的杂志，但是这两年一直在推新人。像2005年的长篇小说专号，有很多选自来稿，有从法国来的，有从澳大利亚来的。这些作者很年轻，文笔也很好。我们感觉到，他们想要表达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游子在海外的困难处境，都到达了一定的内涵和高度，非常好。
有一个作家，笛安，今年也就20多岁，在法国留学，她其实是作家李锐的女儿。笛安18岁就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姐姐的丛林》，非常好，非常令人惊讶，甚至超出了她父母的写作，我们是放在头条推出的。2006年的长篇专号里又用了她的一部长篇。这个长篇稍微弱一点。但是2005年的长篇专号里，她的《告别天堂》写得很好。
《收获》的标准
李翔：《收获》的特点是什么呢？
程永新：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批评界和文学界有很多时尚和议论，这些我们都会听取，但是它不会改变基本的判断。我们还是把作品的艺术质量放在第一位。无论是何种时髦的题材，企业改制还是反腐败，艺术质量是放在第一的。
比如说语言，不管写什么新颖的题材，语言一定要过关。要能够流畅地表达，有表现力、感染力。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很多作家，即便现在很走红的作家，在语言表达上都没有过关。
李翔：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其他标准？
程永新：这就很多了。比如说北京的《小说选刊》曾用了一个以民工为主题的封面，他们叫作“贴着地面行走”。我们觉得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其实并不缺少“贴着地面”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很写实的，包括反腐败小说，包括“新写实小说”。我倒是觉得，我们的作品当中应该多一些想像力，多一些幻想的因素，应该多一些能刺激我们创造力的作品。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东西。
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比如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有历史的直接经验，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但是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作家的创作和虚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也是如此。一个作家的能力在于，他选择什么材料，如何塑造作品里的人物性格，他对人性的展现和挖掘程度，还有他展现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作家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是要考虑的，语言问题只是一个基本要素。
等待伟大的中国小说
李翔：那您觉得一个好作家应该具备什么品质呢？
程永新：我想，对照中国的现状、当下的生活，我觉得一个作家最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他的作品里面表现的以及作家本身的精神。作家精神价值的大小可以决定他作品价值的大小。
如果一个作家对人类有一种思索和关怀，他关怀大和宏观的事物，关心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精神的内在矛盾与痛苦，他的作品一定比较大气。在商品化倾向严重、价值标准混乱的今天，我觉得作家精神品质的高低，几乎决定了他的作品是否有生命力。
当然，除此之外，作家的修养、学识、语言表达能力，对生活的想像力、创造力也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做人。从古到今也不乏反例，就是这个作家做人不怎么样，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做一个出色的人和写出好作品越来越一致。
李翔：那您特别欣赏的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分别是谁呢？
程永新：国外经典名著的作家我都很喜欢。福克纳、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还有后来的马尔克斯，我都非常喜欢。以前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读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是非常喜欢，当然他的现实主义是比较原始一点。阅读到后来，司汤达的小说也非常吸引我。
国内的作家，我觉得“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了一批好作家和好作品。我个人比较喜欢莫言、余华、苏童、格非，还有上海的王安忆。当然也有另外流派的作品，我觉得王朔的作品也很有价值。
李翔：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有一定差距，或者说很难进入世界文学的主流，您怎么认为？
程永新：难以融入是肯定的。汉语言尽管有悠久的历史，可是现在肯定是英语世界的强势文化占主导地位。
当代作家中也有一些人通过汉学家的翻译走出去，但是，肯定融入不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其中原因很复杂，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还有我们自身的原因。
国外的汉学家能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作家在作品中所传达出的那种神韵？这也是原因。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懂汉语言文学的只有马悦然。马悦然挑选的作家和作品是不是这些年里中国最最杰出的？我看，肯定是有偏颇的。他的阅读精力有限，阅读的视角也不一定全面。所以他介绍和挑选出去的作品，未必代表中国作家的水平。
而且，关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差距，我个人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在中篇、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水准并不低。甚至有些作家，比如苏童的某些中篇、短篇，我觉得放到世界优秀作家的作品行列里毫不逊色。我觉得现在中国作家跟国外作家的差距，还是前面说的，主要在于精神价值的高低。跟国外顶尖的作家相比，我们恐怕还是缺少很多可贵的东西。
李翔：就像哈金所说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精神气质，哈金在国外教文学，他说每年都会有一些学生退学回家，去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但是中国作家就……
程永新：对。按照我们以前跟马原等人的私下探讨，你这个人不行，你的作品就走不远；你的精神内涵不丰富，你的作品怎么写都走不远。也许可以凭一时聪明，暂时博取一些好评。可是他的作品不会走得太远，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我觉得差距就在这个方面。
回到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这些年出得很多，但我的看法是，长篇小说的质量，从“新时期”到现在，比中短篇要差。能拿到世界上跟顶尖作家的经典作品相比的长篇小说还是很少。
李翔：为什么呢？
程永新：我想这个原因还值得探讨。
从客观现象来说，你读了中国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之后，并没有觉得这部长篇可以跟福克纳的经典长篇并肩。
可能相比较而言，长篇篇幅较长，对作家的意志力、表达的完整性等都要求很高。写一部长篇对一个作家的体力、意志，还有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都会提出很大的挑战。而中短篇的挑战相对小一些。
总体来说，回过头去看，我阅读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还是有缺陷的比较多。相对完整、又能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还是少。还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