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40年，英国正进行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的工业资产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把书本上的放任主义付诸于实践。1783年底，小皮特上台执政时，正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飞跃发展的时期。皮特是深受亚当·斯密《国富论》影响、坚信自由贸易的英国第一位政治家。他所推行的降低关税、与他国缔结商约、增加国家贸易额等自由贸易政策赢得了工业界的支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农产品价格下降，政府推行有利于土地贵族的政策。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严重地损害了工业家的利益。以坎宁、赫斯基森为代表的托利党革新派主张对资产阶级做出让步，提出按比例降低小麦价格的主张，遭到威灵顿等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结果是坎宁过早地去世、赫斯基森及其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皮特所开创的经济改革被传统的政治势力扼杀了。事实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英国经济改革继续深入进行的必要条件。强大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进而要求与自己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统治权。
20年代前后，一度沉寂的激进派运动重新活跃。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把工人群众从卢德运动引向议会改革的斗争。汉普顿俱乐部成为工人讨论议会改革的场所。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1830年1月25日成立的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所领导的“伯明翰政治同盟”把争取议会改革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目标。
1830年10月，托利党内阁垮台，辉格党领袖格雷组阁。格雷在下院改革派的支持下，组织起一个“和平、减政和改革”的新内阁。内阁的阁员主要是温和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革新派，包括大法官布劳汉勋爵、财政大臣奥尔索普子爵、陆军财务主任罗素勋爵和掌玺大臣达勒姆勋爵。格雷内阁在改革问题上并不想走得太远，其主要目的是借助改革适当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以扩大辉格党的社会基础，削弱托利党保守派的政治势力。改革招致以威灵顿为代表的托利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威灵顿是对拿破仑战争中的重要将领，土地贵族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改革法案几度提出，几经否决。最初提交给下院讨论时，只获得1票的多数。政府遂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改革派在下院占多数。第二次改革法案在下院顺利通过，但是上院以41票的多数否决。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资产阶级提出“和平、体面和有效”的斗争方式，向政府递交请愿书、抗议书。工人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和暴动。伯明翰土人参加者有10万之众。布里斯托尔的工人群众捣毁了市政厅、议会、监狱、税所等要害机构。伦敦的示威群众头缠白色围巾以象征男子的普选权。内阁于1831年12月提出了第三个法案，又遭上院否决。格雷于1832年5月8日提出辞职。国王拟请威灵顿组阁，招致全国的反抗浪潮，形成了“5月危机”。14日，曼彻斯特产业工人和工厂主在彼得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表示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要相互支持。同一天，下院通过了不接受托利党内阁提出的任何方案的决议，从而扼杀了由托利党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为了阻止威灵顿的上台，资产阶级还提出了“取黄金，阻公爵”的号召，用向英格兰银行挤兑黄金的办法，使经济陷于瘫痪。在内外夹攻下，国王被迫召回格雷，并保证必要时增封上院的贵族。法案终于在1832年6月4日在上院以106票对22票的压倒多数所通过。7日由国王批准生效。
改摹法的正式名称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民代表修正案》。全文共82条，12张附表。
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调整选区和重新分配议席。这是英国议会选举制度中腐败现象最严重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改革法取消了56个人口不满2，000人的“衰败选区”及其选派的111名议员名额；人口在2000到4000之间的30个选区，各减少1个议员名额；另有韦·麦尔和麦考比，勒吉斯联合选区的议员名额由4名减至2名。空出来的143个席位，分配给人口增多而又无议会代表权的大中工业城市和议席不足的郡。曼彻斯特、伯明翰等22个新兴工业城市第一次取得了向议会各选派2名代表的权利，另有21个城市各分得1个议员名额。65个议席增补给郡选区，尤其是北部的一些郡选区。这既适应西北和北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势力，也是对托利党的妥协。另外的13个议席空额分给苏格兰8名、爱尔兰5名。改革后的下院仍是658个议席，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占499席，苏格兰54席，爱尔兰105席。
改革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选民财产资格的确定。新选举法规定：在城市选区，除有条件地保留某些古老选举权利外，凡“在其居住地……拥有或租有任何住宅、仓库、账房、商店或其他房屋……年值在10镑以上”的均拥有选民资格。在郡选区，凡“执有任何公簿而获得土地或产业之产权，或依除自由产权外之任何其他租佃方式而获得……其净值年不少于10镑的”；凡“任何土地或产业……之租赁人或代理人，其原定租期在60年以上……其净收入……年在50镑以上的”；凡“任何土地或租地之佃户，确实按时交租，年在50镑以上的”均拥有选民资格。改革后整个联合王国的选民由原来的478，000人增加到814，000人。
这次改革就其具体成果而言虽然是极为有限的。但是由于调整了选区，制定了以财产为基础的选举权资格，从而向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打开了通往政权的大门。被贵族寡头势力垄断了几百年的政治堡垒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它成为工业资产阶级与贵族寡头势力进行斗争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