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10岁被封为燕王，20岁进驻封地北平，向大将徐达学习兵法战策，39岁用武力从亲侄建文帝朱允手中夺得皇位，改元永乐。朱棣即位之初，为了团结朝臣，励精图治，曾将“靖难之役”中缴获的建文朝的奏疏，除涉及军马钱粮的以外，其余的一律销毁，以表示对建文帝的旧臣既往不咎。建文朝的工部尚书郑赐，原是北平参议，在朱棣手下办事十分卖力，后投靠建文帝，数次督师，阻扼燕军南下。建文帝失败后，郑赐被逮捕。朱棣责备他为何“反叛”？他回答是“尽臣责”而已。朱棣听后觉得有道理，便将他释放，并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可见朱棣的胸襟还是比较开阔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容纳和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大臣的。
当然，作为封建帝王的朱棣，其本性是专横而残暴的。对于拒不合作的大巨，即使是素有学行，甚至名满天下者，他也定杀无赦，方孝孺之死就是典型。方孝孺是建文朝的侍讲学士，曾任编修《太祖实录》总裁。朱棣占领南京以后，想把“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便几次要当时被俘的文章高手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囿于儒家正统观念，把朱明王朝的权力转移视为“篡位”，因而拒不受命。朱棣恐吓他：“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终于下令将方孝孺的九族诛尽。为了凑足“十族”，又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合并为一族，全数尽诛，死者达873人。在诛杀方孝孺之前，朱棣已惨杀了建文朝的兵部尚书铁铉，割鼻剁耳，寸磔而死，然后又将其抛入油锅。朱棣因滥杀而受到当时和后世士人的指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朱棣毕竟是明朝继朱元璋之后的又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22年，5次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巩固和维护了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统一。他继续执行朱元璋移民垦荒的政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五月，下令“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疏浚河道，得江湖之利，减轻赋役，赈济灾民，仅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次就罢免苏、松、嘉、湖四府田租达338万石。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之手工业和商业也繁荣起来，遵化的冶铁、景德镇的制瓷和南京的造船、松江的布帛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国家财政收入大增，每年税粮除部分输送京师外，府县仓库还有大量积存。永乐时代经济的繁荣，是“洪武之治”的继续和发展，正如史家所言，“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明朝前期的鼎盛，与朱棣继续推进改革是分不开的。
朱棣以“智勇有大略”（《明史，成祖本纪》）而闻名于后世，而且对文化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从马上夺得天下，又希望从史籍中汲取治理天下的经验，因此，他即位不久，便召见翰林学士解缙等大臣，命令遍求天下典籍，将各类事物分门别类按韵收辑，编成一部大书，以便检阅。他还特别叮嘱，内容要求详备，搜求务必普遍，凡有文字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要广为收罗，“毋厌繁浩”。解缙匆匆受命，到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冬天即将书稿编好。朱棣审阅后并不满意，认为取材不完备，下令重修，加派姚广孝会同刘季篪、解缙一起监修。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在“靖难之役”中出过许多重要的主意，论功为第一，此时已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成为朱棣的股肱之臣。派姚广孝监修，可见朱棣对这件事的重视。同时，他又命令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和各地宿学老儒充任纂修，选拔生员充任缮写。先后调集3000余人，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把这部书编成。朱棣审阅后十分高兴，亲自写序，赐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目录、凡例在内共22，937卷，订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组织人力对我国古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精心整理，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的。
朱棣在位期间，还一改其父朱元璋的“禁海”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吸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又6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国内统治，对外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于洪武三年、四年、七年、十四年、二十三年屡颁“禁下海通番”之令，特别是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尽罢元代就已设立的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改由沿海各地方官员负责。各地方官揣摩朝廷的意图，又面对走私的猖獗和海盗的骚扰，更规定“寸板不许下海”，除少数外国的“朝贡贸易”船在指定港口停泊外，中国商人的出海贸易已不可能，这样反而促成了沿海走私活动的发展。这种情况不改变，正当的对外贸易就发展不起来。朱棣即位当年，便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恢复已被废置的市舶提举司，并且宣布，自今外国人愿来中国贸易者，“悉听自便”。随后又在设有市舶司之地建立驿馆，负责接待外国商人。朱棣又派遣众多的使臣，分赴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爪哇（今属印尼）、硫球（今属日本）、日本、苏门答腊（今属印尼）等地，通报他已经登基的情况，招谕各国前来访问、朝贡、通商，并规定外国使臣来华，给予优待、赏赐，派官军加以保护。有些沿海地区的官员固守明初的传统政策，朱棣还多方疏导。日本使臣在宁波向当地百姓出卖兵器，当地官员要求将其治罪，而朱棣却给予赦免。可见他实行开放是真诚的，并不想借外国使臣违禁，又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在对外关系方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活动，便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率领强大船队7次下西洋，有6次是在永乐年间，即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永乐五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五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第七次则是朱棣死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每次远航都是船舰数十艘，人员2万余名。到过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增进了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这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而且也是国际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
朱棣对“下西洋”一事非常重视。他下令在福建等地制造了载货、运粮、作战、居住等5种类型的船舰数百艘，其中最大的称“宝船”，有九桅，长44.4丈，宽18丈，载重800吨，可容纳1，000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他又亲自选定了在“靖难之役”中跟随自己南征北战而又颇具才干的内官监主管太监郑和（马小保）为钦差正使，并以忠于职守的宦官王景弘为钦差副使，使远航船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他于永乐三年便下令在翰林院开设“八馆”，吸收年轻的举人和国子监生学习西天（印度）、回回（阿拉伯）、缅甸、蒙古、女真等8种语言，培养翻译人才。他还应郑和、王景弘的请求，选拔精锐，组成了人数众多而又干练的远航队伍，其中包括外交人员、技术人员、经济贸易人员、军事保卫人员，和翻译、医务、宗教人员等，从而保证了远航的成功。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观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招徕各国称臣纳贡，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中朱允出走，不知所终，猜疑心很重的朱棣放心不下，自然要派郑和这样的心腹去寻觅。朱棣一生遣军5次北伐，派郑和6次下“西洋”，其功绩是主要的，但浩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又是朱棣好大喜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