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敌对变同盟联合抗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的革命揭开了新的篇章。
1936年12月的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一派喜庆景象。
人们燃放鞭炮，举行集会，敲锣打鼓，吹奏唢呐，欣喜若狂。不为别的，就为罪恶滔天的蒋介石被捉住了！
蒋介石是欠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大笔血债的。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一年之内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3万之多的是他；连续五次大“围剿”，使30万红军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剩下不到3万的也是他；对日寇侵占东三省下令“不抵抗”，使大批国土沦丧，并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还是他。在中共领导人中，有不少亲人是被蒋介石下令杀害的。真可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即使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所以，当听到蒋介石被捉的消息，“打倒祸国殃民的蒋介石”、“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标语、口号，顿时出现在根据地的四面八方。有的地方还召开了军民大会，清算蒋介石的罪行。
1936年12月16日，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先后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捉蒋密电，以及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解决事变的电报。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朱德、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关向应、张国焘等商讨此事。大家在兴奋之余，很快冷静地分析事变，研究对策。周恩来提出力争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可是张国焘极力反对。这个在红军长征途中，妄图倚仗其率领的实力较强的红四方面军，以武力消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受到处分后一直在寻找机会显示其最“革命”，所以坚持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甚至会后深更半夜去敲毛泽东的门。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然还记得爱妻杨开慧被杀害，儿子下落不明的家仇，从个人感情来说，他真想把蒋介石碎尸万段，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他又可以抛开一切个人恩怨。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既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说明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不得人心；西安事变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毛泽东分析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一种是使内战爆发，一种是使停止内战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恩来说得对，只有和平解决，逼蒋抗日，才能促使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毛泽东接着针对有的同志提出的“要是蒋介石不接受抗日主张怎么办”的疑虑，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陕北的毛驴很多，驮了许多东西就不愿意上山。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很有办法：一拉，二推，三打。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促使蒋介石抗战。当然，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才能被赶上山。驴子也会踢人的，我们还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两天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肩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离开瓦窑堡，日夜兼程赶赴延安，将在那里搭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临行前，天空下起鹅毛大雪，毛泽东等冒雪为他们送行，直到代表团成员的背影一一消失在漫天飞雪之中。
12月16日下午。
当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讨逆军”气势汹汹地向潼关逼近，在西安附近渭南地区实施大规模飞机轰炸之时，端纳又一次飞抵西安。如果不是宋美龄哭着哀求，他是不会冒险此行的。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等“善待”蒋介石的消息后，救蒋之心更为迫切，又唯恐蒋介石挨炸，自己和南京这边又无人能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便央请端纳让蒋介石亲下手令予以制止。
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分别命令部队做好迎击所谓“讨逆军”的准备。中共也对红军作了调整部署，对张、杨表示军事支援。内战一触即发，形势危在旦夕。
陪同端纳见蒋的张学良当场表示：“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方面想借何应钦“讨伐”的压力，作为向张学良、杨虎城讨价还价的资本；一方面又生怕别有用心的何应钦先把他打死了，思考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了一条两全之策。
12月17日早晨，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纸手令：“……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同时又对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以停战3日为条件，给张、杨3天期限送他回南京。
局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天下午，中共代表团的专机降落在西安西郊机场。“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听说周恩来率代表团来西安，张学良紧锁的双眉打开了，心里踏实了许多，亲自安排他们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并于当晚设宴欢迎。
“哟，美髯公，你的胡须怎么没有了？”张学良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见面就问周恩来。在旁的人大都感到诧异。因为他们不知道，早在8个多月前，他俩曾在延安秘密会晤，达成了停止抗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商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在那次会谈中，周恩来蓄有长须，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使他佩服和难忘的是周恩来的机智、胆略和风度。
周恩来笑着说：“刚刚剪掉。”“可惜了，可惜了。”张学良边笑边摇着头说。这天晚上，二人彻夜长谈，推心置腹，双方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张学良不曾想到，长途跋涉、日夜兼程的周恩来，已经3天没合眼了。
次日下午，周恩来等又到杨公馆去会晤杨虎城将军，通报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和昨晚周、张会谈的情况。杨虎城先是感到惊异，因为他比张学良更了解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原以为中共一定会借此机会报复，继而由衷地赞叹：“中共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历史的恩怨于不顾，真是令人极端佩服。”进而表示，只要中共方面与张学良意见一致，他“无不乐从”。
自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成为以周恩来为调停西安事变核心人物的公开联盟。
然而，在张学良、杨虎城众多部下中，并不都能明白“三位一体”确定的方针。有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甚至酝酿闹事，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代表团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和辛劳，深入这些军官中间，苦口婆心地进行疏通引导，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有时费了好几个钟头，有时讲上整整的一夜，一次一次解释他们的政策的理由。”这些军官从不理解逐渐转变为理解和敬佩，有的军官当场向周恩来致军礼，表示对中共“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敬意，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高中级军官中，有些是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的同学，周恩来利用这些关系又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部队中开展工作，代表团还深入西安各界做宣传，像强劲的东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云雾，为正确而顺利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2月22日，宋美龄经过一段时间的“遥控”策划后，亲自登场了。与她一同飞抵西安的，有宋子文、端纳、戴笠等。宋子文两天前已来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深入交谈，摸到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之底细，并与蒋介石密商后，于次日飞回南京报告。特务头子戴笠曾下令寻找能“飞檐走壁”之人，企图派这些人潜入西安执行救蒋任务，但毕竟“投鼠忌器”，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
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欢迎。使戴笠感到气恼的是，从来没人敢碰的他，居然被搜了身，随身携带的一支小手枪被缴了械。“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在心里暗暗发誓。
谈判即将开始。“三位一体”提出，以捉蒋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作为谈判的基础。虚荣心极强的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谈判，但又摆起了居高临下的架子，提出所谓的“原则”：一是他不出面谈判，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二是谈判所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23日谈判正式开始。上午，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提出了经张、杨同意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如果上述主张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下午，宋子文代表蒋方提出改组政府等项办法。
第二天，谈判继续。双方达成关于改组政府，“中央军”撤兵，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并予接济，抗战发动和共产党公开，蒋回去后发表通电自责等九个方面的协议。
这时，周恩来提出要与蒋介石当面会谈，当天晚上，这两位曾是黄埔军校的同僚进行了会晤。
“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0年没有见面了吧，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了。”周恩来望着勉强从床上坐起来的蒋介石，不胜感慨。就是眼前这个憔悴不堪的人，曾悬赏要取他的脑袋。
有气无力的蒋介石似乎也有许多感慨。在他指使下，曾大肆宣传所谓的“共匪”个个青面獠牙，眼前这位大“共匪”的风度却令他自愧不如，他强打精神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他又摆起了当年“校长”的架子。
周恩来心里感到好笑，但他严肃而认真地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无言以对，刚才强打的精神一下子又被疲倦所困扰。他表示谈判的条件可以接受，并请周恩来以后到南京再同他继续谈。
分别的时候，蒋介石与周恩来轻轻握手。在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握手合作的国共两党，历经10年内战，在抗日救国的危急时刻，终于又第二次握手，联合抗日。
这一握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