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经典是一张航海图，中国的许多统治者正是靠它来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这是人类绘制的最好的航海图。在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莱格博士等人看来，儒学经典的作者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神助。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中国人是如何成功地驾驶了自己的航船？驶进了什么海域？此时此刻又在朝哪个方向航行？既然中国如今与这么多西方国家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上述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人们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标准，每一项都特别重要。这些标准所包含的验证，是对这个社会真正特点的检验，而且是准确无误的。这六项标准的内容：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在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中国人的各种素质时，我们都有所附带说明，尽管不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各项标准的不同比例。中国人素质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许多问题只能略去不谈。选出来谈的各种素质，是可以连接的、能勾画整个中国人性格的轮廓。还应该增加很多别的性格特征，这样才能完整地为读者展现更为全面的中国人的特性。
我们在例证中国人的各种素质时就曾引用过许多很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他们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头，只有这些骨头放到了它们该呆的地方，才能看得出整个框架结构。这些骨头不可忽视，除非或可证明它们根本不是骨头，而只是伪造的产品。确实可以反对说，每根零散的骨头都放错了地方，还有会极大影响总体结果的大骨头也没放对。这是一个完全公正的批评，我们不仅同意，还要特地这样说明：不可能从选出的素质去得出对中国人的完整理解，这就好比仅通过对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还不足以正确了解人的轮廓一样。但是我们需要声明一点，我们的判断不是匆忙得出的，我们观察到的大量事例远远超过我们所引用的。而且，我们在许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肯定的观点，也是被许多事实充分证实了的。经历过中国北方风沙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鼻孔。头发和衣服上全是尘土，风沙遮天蔽日，时常不得不用灯，有时中午也要点灯。人们也许会在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出错，但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却是准确无误的。当然，观察自然现象与道德现象截然不同：自然现象本身会迫使每个人注意，而道德现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机遇并且擅长观察的人，才会注意到。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活是各种矛盾共同组合而成的。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却忽视另一面，他的判断就一定会出错，并且还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难，却常常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把问题的一面完全看清，非常不容易，更不用说两个方面了。
我们已经谈过儒学高尚的道德属性。我们相信，儒学造就了一批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们对如此美好的道德体系所应有的期望。但它怎样造就出了这么多品德高尚的人物呢？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中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真实特性：一，他与自己的关系是怎样的？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是怎样的？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怎样的？通过这三点，我们就可以判定他的性格。阅读到此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些测试题的答案——如今的中国人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没有诚信可言，对他人没有利他主义；他们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其实中国人富有智慧，也具有忍耐力、务实，并乐天，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杰出。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心。很多中国官员禁不起贿赂，犯了错，还一厢情愿地以为永远不可能被发现，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能顶住压力，举荐自己不称职的亲戚去任职。请想象一下这种事情的“内部结果”，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害怕，似乎这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下，实践理论上的道德，中国人会作何想法呢？看到依附关系和裙带关系在中国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发挥的作用，你还会奇怪中国的看门人和警察不忠于职守吗？
想要了解中国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的确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帮助去了解，尽管中国人随时准备掩盖自己的和朋友们的缺点，却会十分坦率地承认民族性格的弱点。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令我们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一书中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个督学，很受宠信。胖特烈大帝总爱跟他谈话。“苏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怎么样啊？”这位君王有一天问他，“你的教育事业怎么样啊？”“当然，还不错哦，陛下，近年来好多了。”苏尔泽先生回答说。“近年来，为什么这样说？”“陛下，过去总认为人生来就是邪恶的，校规就很严格；但如今我们意识到人生来是善的，而不是恶的，我们便在学校采用了较为宽容的管理措施。”“人性善！”腓特烈大帝摇了摇他那苍老的头颅，苦笑着说，“唉，亲爱的苏泽，我看你是根本不了解这些罪恶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烂和污秽不堪的地方，连空气中都飘荡着腐臭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又无情”，但中国的照片不是这样，污秽和臭味都不存在于取景框之中，也无法拍摄。
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环顾四周都是象征幸福的东西。但是很快，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全是海市蜃楼。我们相信这是个公正的批评，就像有人认为在亚洲没有真正幸福的家庭生活一样。
在分析中国社会理论以及如何将理论变为事实时，我们时常想起跨越河流的主干公路边的石碑。树立这些石碑的目的，是为了把修建桥梁的人们的名字保存在“永恒的记忆”之中。但相隔不远就有六块破损程度不同的石碑。我们对历朝历代的这些纪念物极感兴趣，便询问关于的桥梁修筑的事，我们会被告知，“哦，那个，多少代人之前就没了——天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前些年，我在大运河旅行，逆风阻止了前行。我们便上岸漫游，发现农民正在忙于种田。那是五月份，乡间景色极美。任何一个旅行者都会赞美说，是精耕细作和不知疲倦的勤劳把广阔天地变得像花园一样。但与这些农民稍作交谈，就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严冬。就在去年，洪涝和干旱毁了全部的庄稼，当地所有村庄里的村民都差一点就饿死了——不仅如此，实际上，他们现在还在挨饿。知县拨下来的那点救济，还远远不够，却还被无耻地盘剥了不少，穷人对此一筹莫展，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而这些情况，表面上绝对看不出来。那一年，别的地方年景很好，粮食丰收，人们安居乐业。《邸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也没有报道这些事实。但是，忽视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事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在挨饿，别人知道不知道都一样。哪怕是否认这些事实，也无法证明有谁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事前预先推论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仔细考察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则又是一回事。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数不胜数，同样，“徒有虚名的基督教国家”也会有这样的弊端。也许读者会感到失望，他们看不到我们对这个事实作更为明确的阐发，也不曾做出系统的比较。我们也曾这样想过，但还是放弃了。因为我除了了解自己国家之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足以担此重任。让每一个读者自己边读边比较，让他们尽量不受“爱国主义偏见”的影响，永远都不要把中国人看死。若作了这样一种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假定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事实，请读者深思：这是如何造成的呢？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人只需要人格和良心，其他的他们不需要。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其实就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然而，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在一位几年前去世的英国作家的传记的结尾处，他妻子这样写道：“别人说他是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在家里每日与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爱处，必然是除去面纱的；但用不到那样做，我也可以说如果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爱——纯洁、热烈，长达三十六年——从未把爱从其神圣高度降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姿势或者一个自私的举动，不管是处于生病还是健康，不管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不管白昼还是黑夜，看不到任何急促草率，也没有任何不耐烦，连一个自私的举动都没有。如果这份爱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没有永远过去的话，那么，在这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这份爱的女子看来，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这种美好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记载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人生，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为人们所知。每位读者肯定至少知道一个一心为别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读者则有幸亲历更多。如何解释这些人生，这些人是受到什么鼓舞的呢？我们不愿胡乱猜疑，只不过，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以后，我们坚信：如果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力量，能够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样的人物，那一定是一个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记载还要非凡的奇迹。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可以逃脱规律，他们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儒学的力量有充足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坚信，它所能做的，实际上，它已经做到了，再不会有更大的成果了。他们已经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国的一切之后，哪怕是最友好的批评家也只能无可奈何且悲哀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它造就了中国。”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其一，没有必要改革。无疑，这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某些外国人，远距离看中国与中国人而产生幻觉，他们也这样认为。其二，改革不可能。这是不少极其了解中国的人所下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其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复活一样。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上述所述未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也再说无益了。其三，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来改革，并且毫不奇怪。人们对这一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协调的回答。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彻底脱胎换骨吗？那些能够觉悟到这是改革的必须之举的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最近《邸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去巡察了，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没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的常用处方。一旦无法奏效，总是只有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事情只会发生表面上的变化，而结果却无一例外地等于徒劳。我们在那位能言善辩而腿是石头的老人这则寓言里，已经充分说明了其中的原因。
那么，如果训诫无能为力的话，还可能指望榜样或许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为何最优秀的榜样往往不能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这就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动力，而他们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这种推动力。就拿原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例，据说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属官员吸食鸦片，并禁止老百姓种植鸦片。有多少下属会诚实地与他合作，没有这种合作又会怎样？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依赖办事的中国中间人不认可他的改革计划，这个外国人就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非常无助。但如果一个外国人无助，那么，一个中国人，不管何等官阶，也一样无助。这位廉洁的官员能做的，至多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于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只猫出现在阁楼上，阁楼上就没有老鼠了。但这位官员一走，几乎还没有走远，老鼠就立刻照样我行我素，一切恢复原样。
如果中国一位政治家有单枪匹马改革国家的愿望，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一位聪明的英国官员，如果知道“东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论的可怕结果——席勒称之为——即使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如果他了解永久“改良”中所牵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绝对准确地预见改革的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某些弊端时，巴伯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充分开采之前，云南必须增加人口，必须善待苦力，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运河，在一个河湾处，旅行者可以看到岸边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另一半则被一道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制成的栅栏包围着，而栅栏也只有一半，神像栉风沐雨，土地和庄稼没有任何防护栅栏，河床堆满了淤泥。这个国家荒凉衰败的景象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二。用一句中国本土的经典格言说来，那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不全部砍去朽木，老根就不能发出新芽。恐怕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进行自身的改革。
或许把中国带入“国际联盟”，可以使中国获得新生，这是西方国家广泛认可的观点。而把中国引入“国际联盟”，却实在不是复兴这个国家的可靠希望。到现在为止，西方主要国家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到底对中国所受的苦难起到什么作用？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并没有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中国人是善于观察的人：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起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良”这个帝国的愿望更为高尚。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量”，它正忙于着手让外国之间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而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不教它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所以，就算中国要改革，外交途径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主张贸易，这是满足中国多种需要的最好办法；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这样的说法，今天听到的远比二三十年前要多得多。那时，中国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渗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懂得“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质量不令人满意，甚至还不如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低劣产品。
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两条狗是绝对不会相互交换骨头。但如果它们能这样做的话，并且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的话，那么，狗的性格会因此受到怎样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往往不是最好的国家，反而，是最差的国家。但他们的现代继任者并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而是别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这样一句话：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没有边际；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向金色的一边弯曲。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烟酒走私和奴隶买卖，都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很难铲除的祸根，这足以说明，商业很难带来改革效应。不少熟悉中国情况的朋友，他们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梅杜斯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已经开化了数百年。中国人尝遍了所有他们看到的，认为能吃的食物，他们的烹饪方法各种各样。在这样的文化之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化往往很自私，它喜欢强调：“我，绝非你。”比方说我们日常在中国都可以觉察到，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被他们所嘲笑。假如中国文化学不会对此加以适当的控制，外国的引入的中国的事物又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
中国无疑是最迫切需要科学的国家。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这个泱泱大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认清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比我们更明白。但对科学的了解，一定能对这个国家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响吗？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呢？化学，在所有科学中，与我们当代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他们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会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了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呢？如果中国人的品性一成不变，他们势必不会控制化学药品的使用，那么，掌握了这些可能带来危险的现代炸药的配方，人们肯定会终日惶恐不安。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想法的雏形，他申明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甚至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积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或者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难道我们没有读过《伊利城之章》吗？读者不是看到州与州之间的主干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东们无能为力，甚至对此事负责的人都没有？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谁也不能保证，把选举投票制度引进中国，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讲民主的民族，因而适合实行共和制度。只有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中国产生才会与西方各国一样的物质文明，这些相同的条件与物质无关，根本条件只与道德有关。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的实例，中国人为何不把“模范租界”引入内地城市？因为他们对这样的变化不感兴趣，引进了也会觉得非常不适应。他们看到近三十年以来中国海关诚实管理的实际成效，为什么还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当时的状况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务体系。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也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要中国人突然接受，确实不大可能，实行这些制度，也不可能像架起埃森的克虏伯大炮一样，说开火就能立即开火。
培养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裘力斯·凯撒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绝对毫无疑问的。这些力量源于基督教，也随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与逐渐深入人心的基督教相对应，这些力量也慢慢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说过：“说到希腊，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对它充满了热爱，并十分感激它。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先行者，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倡导者一样。当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在伟大的希腊人民看来，艺术和科学具有非凡的魅力，而品行则被视为平常的事。于是，因为不注重品行，辉煌的希腊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人们向往品行、持恒、性格……并且，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知识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崇高的正义，而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品性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有一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一语道破：“没有一种炼金术能够使铅炼成金。”正义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为了获得正义，他们必须了解上帝，必须重新认识人的概念，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全新的状态。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需要——那就是基督教文明，只有彻底地接受，并永远以基督教的文明贯彻在他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们才会彻底地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