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广播电视媒介垄断的产生
媒介垄断有政府垄断和市场垄断两种。前者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规制产生的行业保护性垄断，后者是市场主导下为追求最大效益而产生的跨行业集中行为。如果说早期的公共广播电视垄断属于政府垄断，那么，市场化背景下政府的放松规制则为媒介的市场垄断创造了条件。
20世纪70年代勃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理论上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以经济规制取代政府规制，主张给私有经济更多自由，让市场在社会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在媒介政策方面，表现为大规模的广播电视“去规则化”，并在1996年以美国新的传播法的通过达到高潮，广播电视业的内部、外部（与电信业）的兼并、联合开始大规模进行。其结果是，进入21世纪，六家公司统治了美国所有的大众传媒，这六家公司都附属于和传媒无关的其他产业，也即它们的母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维亚康姆（Viacom，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西屋电气的联合体）、迪斯尼（Disney）、贝塔斯曼（Bertelsmann）、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默多克（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rop）。由于这些媒介巨头强大的渗透力，使得普通公民，从报纸读者到广播电视受众，以至于网络用户，都不可避免地受控与他们提供的各种精神食粮。不但如此，占据垄断地位的媒介公司也渗透到国家政治议程的决策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这些公司在直接或间接地撰写着我们的传媒法”。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大媒介公司在欧洲均有投资。同时为了满足欧洲不断增长的对于美国电视节目的需求，美国媒介还出售它们的频道，如时代华纳的CNN和维亚康姆的音乐电视MTV，几乎占领了欧洲正在发展的付费电视市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更是早早地在欧洲建立了分部，通过BSkyB和Vox渗透欧洲市场，之后又与意大利电信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购买意大利电信公司所属的斯特里姆公司80%的股份。另外美国的媒介巨头们还大量出售他们制作的专题电影、电视电影，以及名目繁多的脱口秀节目。
在美国垄断市场的冲击下，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后也出现了媒介垄断的趋势。在德国，1999年12月，拥有40% BSkyB股份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宣布与德国电视巨头莱奥·基尔希结成战略同盟，通过向基尔希的付费电视频道投资29亿马克，取得了该公司付费电视24%的股权，从而进军德国电视市场。德国是欧洲商业卫星电视最大的市场，但却只有基尔希一家付费电视台。
在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控制着全国90%的电视频道，无论何时只要打开电视机，就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意大利广播电视业的集中化和政治化可见一斑。贝鲁斯科尼的芬尼威斯特集团还与基尔希集团结成联盟，意在建设第一个欧洲电视网。默多克对贝鲁斯科尼的产业也觊觎已久，一直在寻求机会进行合作。
在英国，默多克的BSkyB不但可以通过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平台播放节目，还在2003年广播电视法中获得了收购免费的商业电视频道的许可，这就意味着新闻集团已经控制了英国电视的主要传播渠道，英国受众选择的多元性大大减少，因为垄断性的媒介生产出来的是同质化的产品。
五、广播电视数字化的冲击
1994年，撒切尔政府在广播白皮书中制定了“开拓新用户，促进高效率自由竞争”的经营政策。1995年8月，政府发表了《发展地面数字广播》的政府建议，明确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先采用地面数字广播的方针，并从英国空中广播公司（BSkyB）的卫星服务平台传输入手，让其在卫星服务平台领域发展地面数字电视。为了支持BSkyB的发展，英国政府进一步授予BSkyB和BBC一样的收费电视服务许可证。这样，在英国出现了两家提供无线电视付费服务平台之间的竞争，但政策的优势显然在BSkyB一方。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线电视公司就开始提供有线电视付费服务了，这样，到90年代末，英国出现了三家付费电视平台之间的竞争。
为了争夺入网用户，三家平台之间可谓竞争激烈，但在节目内容方面的竞争却很有限。尤其是有线电视平台和卫星电视平台所提供的节目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这是因为BSkyB作为节目供应商本来就在向有线电视网提供节目。而且，在最早实现数字化的卫星电视系统，其所提供的频道数量也最多，在视频点播（NOD）服务中还可以提供付费的电影欣赏（PPV），这是包括BBC在内的地面数字电视运营商无法实现的，因为地面数字电视没有足够多的频道用以提供这些服务。目前，英国的数字电视普及率仍在50%以下，其中，45%的家庭又是通过BSkyB卫星接受的数字电视。这意味着一方面在英国还有至少50%的公众接受不到数字电视，另一方面接受到数字电视的用户中，有近一半家庭收看到的是由同一节目提供商提供的节目，数字电视在保证节目的普及性和多样性上值得商榷。
但为了保证政府2006年-2010年期间完成由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的转变，英国政府还是决定加大数字电视开发的力度，包括数字机顶盒的财政补贴或向低收入者家庭无偿提供接受设备。可以说，比频率问题更棘手的是资金问题，在数字信号的传输方面需要惊人的投入。这对于有限的政府公共资金而言，意味着把钱投进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上的支持相应减少，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源受到进一步限制。而且，由于数字技术带来了网络电视的兴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放弃传统的收看方式和设备而转向网络或其他新媒介，执照费的来源将成为未来影响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生存的最大问题。关于这一点，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新闻与时事节目运营总监 Johan Linden曾告诉笔者：“这将不是我们努力做好节目所能改变的”。
乐观的想象认为，数字电视技术带来了多频道时代，观众会有更多自主多元的选择。而事实上，数字化技术在为广播电视提供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数字压缩技术使可传输的频道数量成倍增加，彻底消除了频率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更多的频道或频率出现成为可能；二是数字化交互技术使受众获得了对节目的控制权，受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意味着传统的传播模式被打破；三是数字加密技术使广播电视节目的限定性接受成为可能，从而使节目的消费具有了排他性，意味着付费广播电视市场的形成。很显然，付费广播电视市场的形成意味着作为公共领域的广播电视媒介已经成为市场中的交易商品，只有那些有能力购买的人才能享受这种服务。从之前的有线电视发展经验来看，商业力量制造的多频道世界，未必能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媒体未必愿意开发新的节目类型。相反，基于成本和收视率的考虑，商业媒体往往会因袭、模仿现有的叫座节目，甚至不顾频道之间节目的同质化，或者减少支出，制作低成本节目或者重播既有节目，甚至直接开办专门的购物频道大赚一把。商业电视频道这种趋利避害的做法确实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公共电视频道的观众份额因此大幅减少，而缺少观众又成为公共频道是否具有公共性的攻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