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紧靠窗户的那张长沙发也被另一张长沙发代替了。新，代替了旧。沙发套布上龙飞凤舞的花纹，代替了方方正正的补丁。人穷志短可以有东西代替，马瘦毛长可以有东西补偿，对于一颗绝对充实的心来说，唯一的交换就是那溢出来的山泉般激荡的流露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在方靖的案头上，看见了以后才付之铅锌印在北京《新观察》杂志《回忆淞沪抗战》文章里的跳跃的句子：
“清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我军阵地，同时黄浦江中敌舰亦以每小时300发炮弹轰击……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利用敌人夜间减弱攻击的机会，集合部队训话：‘蒋委员长在庐山训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最后关头到了，我们只有牺牲，牺牲，牺牲！日寇当前，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有卫国守土之责，如有人胆敢退后一步，立杀不赦…’”
呵呵！这就是那位喜欢坐在马路街沿上歇息，然后拄着一根竹拐杖站起来朝前走的老人的力气么？他为什么不坐在松软的新沙发上靠一靠呢？为什么一走拢文史专员办公室就得坐到硬邦邦的桌子跟前，腰杆挺得像台阶上的柱头一样直呢？柱头饱经风霜，黯然失色，他的额头倒是发光锃亮的。那发光的部位，有一绺青丝在晃动么？他本是一根白发也没有的光头呀，那么又是什么？是生命的延长，还是精力的过剩？我不晓得。
我只晓得郑庭笈是精力的输出者。
《抗日战事亲历记》需要的文章《回忆忻口会战》，他已经写好了。阎锡山在山西战场上组织的这场会战，与日军大战28天，郑庭笈只写了一天。这一天，他中了3发子弹，3弹皆入腹部，他却保下老命一条，于是惊喜之中，取了“重生”二字为号。
生者是相对死者而言的，这样想时，他竟平添了一股力气。这股力气是属于他的，他却需要用到他的老长官戴安澜身上去。戴安澜写过3本书，可是自从远征军缅甸抗战以后，就再也不能拿笔了！老长官不能拿，老部下拿，就像当年拿枪打日寇一样，左缺右补，前仆后继，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郑庭笈卷起衣袖，潮湿着眼睛，抖抖索索却又是紧紧地拿起钢笔，待我悄悄走到他的身边，定睛看时，只见那光洁而润滑的稿纸上，已经落下一行遒劲的大字了：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作为郑庭笈文章标题的这句话，是当年戴安澜灵榇运抵广西全州，由李济深主持的香山寺前举行的万人悼念安葬仪式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送来的挽词。这句来自花圈的肺腑之言，显然把郑庭笈带到人世间最凄楚的思念里去了：“……将军自知伤重难起，有葬身异域之虞。在弥留之际，时而手指地图，念念不忘全师能否撤回滇境。并战场托孤，嘱我对其年幼子女诸多关照，以竟父志……”
郑庭笈再也写不下去了，杨伯涛再也写不下去了，方靖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文强的案头还在沙沙作响。
不像流水，不像落叶，像是在那幽深的山谷中，在那朦胧的月光下，有一只翘首枝头低吟浅唱的黄鸟。
文强的脖子很细，喉结颇粗，是一块唱歌的料。唱些什么呢？回首抗战之初，军次武关之时，他也咏过“关前立马阵云开，万里青松正面排”的诗句；侧身抗战之末，收编伪军之时，他也写过《我所知道的孙殿英》的文章。但是，他余言未尽，他碰上了耐人寻味的辩证法：你要说他3年内战有罪么，他就要说他8年抗战有功；你要说他8年抗战有功么，他就要说他3年内战有罪。按照文强的说法，罪就罪在抗战之后，国共合作未能再度实现，霎时九州方圆，兵戈扰攘，兄弟阋墙，生灵涂炭。南辕北辙，陷同室操戈之深渊，牝牡骊黄，纵肝脑涂地而难赦……就这样，文强像黄鸟一般轻捷地转过头来，对着他的云空，那属于他的从满天阴霾到豁然开朗的世界，开始了他的发言，他的总体乐章叫做《新生之路》的弹唱。尽管他在拨响琴弦的时候，耳畔掠过几丝段克文在《战犯自述》里的噪音，但是他不再恼怒，他在“写在前面”的话里，表明了一个充满自信心的中国公民的头脑的成熟：
“我并不想多费笔墨，同极少数人唱什么对台戏。我只是根据个人的回忆，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新生过程记述出来，谁是谁非，还是让广大读者评论吧。”
文强笔头很快，文字方面，因为其父担任过蔡锷将军的文案的缘故，他先天不错。但是，他之迟钝，则完全是因为后天、因为发生在其目睹到的“文革”后期的情景把他给懵住了！他不会忘记贴在政协大门上的标语：战犯特不特赦，都是阶级敌人。他不会忘记机关里出身“红五类”的干部，谁都有权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们当中有人搬家，可以喊文史专员替他们装车卸车，搬运打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杜聿明自动背起粪筐到马路上拾马粪；宋希濂无事便搭乘公共汽车，凭着月票出外兜圈子，一旦发现有红卫兵登车大喊大叫，威逼乘客出示证件、自报成分，他便悄悄溜下此车，横穿大街，换乘彼车；文强本人则到处步行，身披一件烂棉袄，缩着脖子，抄着衣袖，从东单走到西单，从天安门走到地安门……文强写不下去，虽然他必须写，就像这样写就成。他不想回避他经历过的每一个细节，他却需要弄清楚每一件事情的起因。这是他一时还办不到的。办不到就不写，写不下去就去看戏。唉唉，是什么好戏看了不说，还非得第二天一大早拿到文史专员办公室来凑凑热闹不可呢？“我昨晚在天桥剧场，碰见李副部长了！”文强笑眯眯地对我说。他说的是公安部的李副部长，我知道，因为我也认识。可是，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文强越发神秘起来：“李副部长坐在我前面好几排哩，不晓得怎么搞起的，他一眼就看到我了。他跟我说，看完戏坐他的车走，就是说，他把我送回家。我一听，这怎么行呢？他住长安街，我住永定门，他得绕好大一圈哟，深更半夜的，不行，不行……”
“既然不行，你不知道中途退场，溜之大吉么？”我不无揶揄地笑道。“我怎么没有溜？”文强瞪着眼珠说，“跟你讲的一样，看了半场戏，我拉起老伴就走，可是……可是李副部长也走了出来，走到我的跟前，把我和老伴扶进他的车子……依旧是，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以为他说完了。这本是一个完整但平常的故事。“车子，车子，我一辈子忘不了那架车子！”文强突然闭上眼睛，紧咬牙关，喃喃作语道，“你晓得不呵，‘文革’初期，我在秦城农场坐监狱的时候，李副部长也被当做犯人关进来了。他和我夜晚同睡一个通铺，白天同拉一架板车……他说我年纪比他大，他在前面拉，让我在后面推……”
我沉默了。沉思着。沉浸在一汪苦涩而倾斜的海水里。我几乎需要一根拐杖。
文强却平平稳稳地坐下来，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铺上稿纸，沙沙作响地写了下去：
“事隔4年，梦想不到我竟被邀请到特别法庭旁听审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接到邀请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杜建时、罗历戎、杨伯涛、董益三、沈醉等人。据我所知，880名旁听代表中绝大多数是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迫害的人……”
黄维！我在文强的乐章中找出了这个音符，倘若他也能像文强那样跳跃思想，和谐社会，那么不需要拐杖我也能够站立起来。
黄维平躺着。平躺在他那把垫有棉毯的凉椅上，平躺在他那间位于长安街东头的新居的客房里。窗外已经不是静静的永定河了，他还能够静静地平躺在这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