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上的老虎被人擦去之后，管理处孙副处长在楼上召集了画家的报告的讨论会。杜聿明发言说，沈阳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所在地，一张写生画代表了整个东北的民意，他作为司令长官罪恶最大，应该是铁笼子里的那只大老虎。东北保安副司令范汉杰说，他是大老虎身旁的那只仅露出头部的老虎（范汉杰显然想起了他在被俘的第二天，共产党《东北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他的神气十足的头像）。东北诸将领廖耀湘、郑庭笈等人争先发言，或说大老虎右侧的小老虎是自己，或说大老虎左侧的小老虎像本人。然而铁笼子里的老虎毕竟没有120只，邱行湘迅速声明说：“我的绰号就是邱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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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进入天津站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下了车的战犯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车站外面的空地上，等候专用汽车的到来。
汽车一时没有到，范汉杰用肩膀碰了碰陈长捷：“陈司令，怎么还不派车来接我？”陈长捷苦笑一声，用手指了指独自徘徊在花圃对面的杜建时：“你去问他好了，我做不了主。”这位原天津警备司令的话是对的，当年蒋介石从东北回来，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与他同往塘沽码头迎接的时候，蒋介石对他说：“你来天津不久，杜市长在天津已经3年多，遇事要和他商量。”
范汉杰果然绕到杜建时身旁。不知道是范汉杰的问话勾起了杜建时不愉快的回忆，还是范汉杰的声音扰乱了杜建时的沉思，他竟然失去了文静的风度以及学者的气质，不耐烦地挥挥手，没有吐出一个字，而他愈发黯淡的神色正如同海河中的落日。
第二天上午，战犯队伍开进南开大学礼堂，听取校方讲解周恩来当年在南开学校的事迹。
讲解人说，年仅16岁的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他发起的“敬业乐群会”会刊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20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吾人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灭，匹夫有责！”
讲解人说，周恩来和他的3个同学又曾经主持过“南开校友总会”，周恩来担任宣传方面的工作……讲解人继续讲解。可是杜建时的全部思维都凝固在这里，而他昨日的情绪的融化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与周恩来共同主持“南开校友总会”的同学是这样3个名字：伉乃如、王文天、杜建时。以战犯之身坐在南开大学礼堂的杜建时，此间还记得“总会”宣传提纲上那些娟秀的字迹、激烈的措辞，连同灯光下的那道浓黑的眉宇、通红的眼丝……感情和人生一样，恐怕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多变。杜建时在沈阳参观的时候，得悉要到天津的消息，兴奋得奔走相告、喃喃作语。是的，天津是他的故乡，天津是他的城市，虽然谈不到落叶归根的快慰，喝一口海河水，也可以甜它一阵子。可是，只有走出天津火车站，他才想起焚烧宜兴埠、构筑城防工事、推行“戡乱建国”、参与美蒋勾结以及诸如此类的发生在天津的和他有关的事。他甚至怀疑为什么到了东北，放着鞍山、大连不去，急匆匆折回天津——共产党安排的参观路线，有没有其他用意？
杜建时是低着头，夹杂在其他犯人中间，回到他的母校的。走进礼堂以后，也是双手托腮、两眼望地。本来，杜建时没有必要这样顾全面子，虽然远道归来，没有给母校带来荣誉，但是他的名字曾经和周恩来连在一起。然而，杜建时并不是谦虚，只有他才知道，他和南开大学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联系。
从1946年，美国士兵皮尔逊在北平东长安街南操场强奸中国女学生沈崇的消息传到天津开始，南开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日臻澎湃之势。而这位当年在“五四”运动中呐喊过“打倒直隶省长曹锐、打倒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热血青年，自出任国民党天津市长以来，从操纵三青团分子殴打进步青年到密令警察局封锁游行队伍，一直到下令逮捕革命学生，最终步曹锐、杨以德后尘，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上。
杜建时坐在座位上，微微晃动着身体，仿佛坐在远洋轮上，沿着地球航行了一周。他的经历如同轮船上的定向器，一个180°之后还得有一个180°，才能平安地回到原地。既然如此，杜建时现在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范汉杰：“我派10辆车来接你也没有用，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范汉杰没有作答，其他战犯也没有说话。令他们深长思之的是他们曾经有过的步伐。国民党将军中不少是周恩来的学生，南开大学的一课拉开了一个岁月的幕帷：来自黄埔岛上的队伍，穿草鞋、戴斗笠，集合在孙中山大本营，从生命的起点出发。他们不会忘记，周先生亲率黄埔三期入伍生第一次东征，攻淡水，打惠州。转移时，周先生总是一人殿后，随护周先生的学生要他先走，而他的命令是：“我是政治部主任，我不能只顾我一个人！”他们不会忘记，广州各界示威游行，声援广、九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停泊在白鹅潭里的英帝国主义的炮舰及其驻在沙面的部队突然用机关枪向游行群众扫射。黄埔军校学生队立即展开于沙面对岸进行还击。隔江激战的枪林弹雨中，周先生出现在学生身旁，用他生命的火种去点燃学生青春的火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国民党战犯们既然从一个人身上看见了一个世界的诞生，从一个人身上看见了一个真理的永存，那么，他们不会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神州大地可以建造一个幸福的天国，又可以建造一个痛苦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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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之鬼自然翘首天国之神，痛苦之心自然向往幸福之身。可是国民党战犯怎样升腾到一个具有高度的精神境界，从心底发出对往事的诅咒和对现实的赞叹，甚而至于文强脱口而出“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的佳句，那是他们到达武汉以后的事了。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前一天，国民党将军们捷足先登，在大桥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
邱行湘对于建桥有着特殊的兴趣——当年他曾指挥建造过湖北清江大桥。那是1940年，邱行湘随陈诚驻恩施。恩施城东北环水，自古以摆渡交通，与堂而皇之的国民党战区和省会所在地的声誉颇不相称。陈诚的长官部原设在城内文庙，他的省府设在城东土桥坝，陈诚隔着清江来回办公，摆渡前后尚须举步。自日军飞机大肆轰炸以后，长官部迁至南郊谭家坝。由于两署分散愈发不便，长官部终迁土桥坝，与省府合并办公。鉴此，陈诚决计在恩施的清江水面建一座大桥，令邱行湘为大桥工程指挥官，派工兵协助国民党政府建设厅营造。邱行湘率领部队前往深山老林伐木，指挥部队将一般人力拿不出来的巨型木材运到清江之畔，两个团的兵力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方才备足用木，而士兵折腰断肢伤残死亡者已达百人以上。来自湖北各地的近万民工又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最终落成这座长不到150米、宽不到10米的清江大桥。这就是国民党建设“新湖北”的丰功伟绩。陈诚在盛大的通车典礼上，满面春风，典礼总司仪邱行湘站在陈诚身旁，洋洋自得。
现在，17年之后，邱行湘站在孙副处长身旁，站在长江大桥桥头堡上，目睹着共产党的崭新工程。在他的脑海里，湖北土地上的新旧两座大桥并排出现在水面上，一座是这样渺小，一座是这样伟大。他没有从兴业之艰的角度去权衡两座大桥的价值，而把长江大桥的磅礴的气势与共产党的宏伟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邱行湘想得很远。说来奇怪，他在长春参观之时，没有想到当年的满炭大楼上，他和蒋经国曾经有过一段患难之交；他在天津参观之时，没有想到当年的登瀛楼雅座里，杜建时曾经为他设下一桌洗尘之席……可是他刚刚在长江大桥上面走完10步，就想起在外敌入侵的时日里日本军队怎样炸毁了钱塘江大桥，在内战末期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怎样炸毁了淮河大桥……他想得很远，他想起了一个寿终正寝的世界。
邱行湘又想得很近。说来奇怪，他在鞍山钢铁公司参观之时，看见万吨钢材，没有想到它将用作铸造一座大厦的结构；他在北京四季青农业合作社参观之时，看见万亩良田，没有想到它将用作安放一座大夏的基石……可是他刚刚在长江大桥上面走完7步，就想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政军三位一体如眼前三镇毗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的工农联盟如目下两江交汇……他想得很近，他想起了一个青春永驻的世界。
一座长江大桥，联结着历史和现实，大桥底下浩浩荡荡的江水最形象地象征着当今时代的潮流。从历史的旋涡中挣扎上岸的国民党将军们此间虽然径行在大桥之上，但是他们摆脱不了现实的潮流的冲击。他们的衣袋里整整齐齐地折放着那张“参观保证”，上面分明写着“不触景生情”。然而，生活既然逼迫他们背叛了过去的一切，违背一句过早许诺的言语又有什么要紧。他们每个人的心中正奔腾着一条长江。
邱行湘站在大桥中部，羞色褪去，红晕升起，登高望远，宠辱皆忘，如同当年洋洋得意。他微闭双目，任江风尽情吹拂，心里不禁默诵起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