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侍”只是一种习惯上的称呼，实际上应该是十二常侍才对。汉灵帝时，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故世称“十常侍”。在“十常侍之乱”中，其罪魁当是张让。
张让，颍川人。其出生时间不详，死的年份却十分明确，是公元189年。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宫廷政变。张让少时在宫中做事，那时他结识了赵忠，从此两人成为生死相随的遗臭万年之交。桓帝时，张让为小黄门，赵忠则因参与诛杀梁冀一事，被封为都乡侯，不久黜为关内侯。也许是赵忠的关系，此后张让的名字也开始频繁地出现于历史文集之中。到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此时的两人已经与大宦官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
“十常侍”封侯贵宠，灵帝甚至曾在众人面前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而且，汉灵帝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时期，所以“十常侍”在当时可以一手遮天，不仅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人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重新起用官僚士大夫。获得参与朝政权力的士大夫们立刻开始对宦官进行攻击。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十常侍之乱”。
其实在东汉末年，无论是宦官，还是皇帝、外戚以及其他豪强地主，无一不对底层百姓进行剥削，张钧的上书只是指出了导致黄巾之乱的一个原因而已。张钧在上书中最后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以平息民怨。
农民起义早在安帝时期就不断爆发，这是东汉豪强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杀几个宦官又怎么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呢？张钧上书的本质实际是想趁黄巾之乱、汉灵帝需要依靠豪强力量的时刻，借机除去宦官而已，这里有着几分要挟的成分，而事实上豪强要远比宦官对皇权更具有威胁。宦官毕竟是无根之人，又多出身卑贱，他们无论如何恶性发展，都只能借皇帝的手来指挥一切，不可能取代皇帝。这其中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皇帝是天子，天子可以不论出身，却绝对不可能是不男不女之人。
灵帝看过奏章后，转给张让等人。张让等人见到后无一不为之变色。要是平时，这种奏章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灵帝也不会太多过问。但此时黄巾军已把东汉政权弄乱了，把宦官们所掌握的政权弄乱了，这一时刻如果出现问题就会相当麻烦了。张让知道，灵帝在乎的不是张钧的上书，而是黄巾军。于是张让以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为条件乞求恕罪，灵帝听后，果然诏令“十常侍”照常办事，反过来却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中竟无一个好人？”仔细分析一下，这句问话本身就有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只要“十常侍”中有一个好人就可以原谅所有人，反过来说就是汉灵帝本人多少也知道“十常侍”中有人做不法之事。至于真实的情况，则是汉灵帝与宦官是同流合污的。张钧毕竟是一个文人，不懂得见好就收，他受到皇帝的批示后跟着又再次上书，坚持己见。而这一次，奏章直接被宦官扣下，无法上报。恰在这时汉灵帝诏令，追查张角道者，张让等人就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说他正在学练黄巾道，将他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
说起“十常侍”那就不得不说何进。何进本来是个屠夫出身，因其妹嫁入宫中被封为贵人，又为灵帝生下皇子刘辩，被立为皇后。何进因此受到重用，官拜大将军，手握兵权。
当时“十常侍”要立陈留王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为帝，并且得到了后宫董太后的同意，而何进主张立何皇后之子也就是少帝刘辩为帝。所以两派的矛盾很激烈，双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后来何进直接在灵帝的灵堂上立了何皇后之子刘辩为帝，何进本想趁机将“十常侍”一网打尽，但迫于何皇后的压力一直没能下手，直到后来何进想借外军之手消灭“十常侍”，于是就有了董卓进京。
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灵帝死，年十四岁的皇子刘辩继位，这就是汉少帝。刘辩即位后，何皇后临朝，何进被封为大将军。此时黄巾军主力早已经被消灭，在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外戚势力与官僚士大夫势力再一次结合，开始共同对付宦官。外戚与宦官终究是不能两立的。大将军何进本为屠户，出身卑微，何皇后全靠宦官势力才得以为后，可以说何家的势力能否稳定与宦官有着密切关系。但在利益面前，本来就没有多少智谋的何进听了袁绍的劝说，有了诛杀宦官的计划。可是，计谋败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而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听说何进被杀后，则立刻率兵杀进皇宫，杀了赵忠等很多宦官。张让等数十人只好挟持少帝出走，最后因被追无奈，皆投黄河而死。然而，又有谁会想到，随着这群祸国殃民的宦官的死，东汉王朝也走到了尽头。
原来，起初中军校尉袁绍建议何进杀宦官的时候，何进十分犹豫，他跑去跟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来收了宦官的财物，二来她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和宦官的关系，所以无论何进说什么她也不答应让何进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替何进出谋划策，劝何进秘密召集各地的兵马进京，迫使太后同意诛杀宦官。何进听后，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何进的主簿陈琳听后，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他阻拦说：“将军手里兵马充足，要杀几个宦官就像炉火上烧几根毛发那样容易，可如果召外兵进京就好比把杀人的刀交给了别人，到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完全控制的了。”何进根本没有听陈琳的劝告，派人给拥兵并州的董卓送了一封信，要他迅速带兵进洛阳，以诛杀宦官。
诛杀宦官本来是应该秘密进行的事，可何进却向百里以外的豪强求援，事情怎么会不泄露！结果宦官得到消息后先杀死了何进，而袁绍又杀宦官。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宦官与外戚两败俱伤，而何进召来的董卓却已带兵到了洛阳，掌握了大权。
董卓，今甘肃岷县人，其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董卓所居住的地方，羌人与汉族杂居，他在少年时期就常与羌人往来，结交西北地区的豪强。董卓膂力过人，能左右驰射，因而在年轻时，董卓以“健侠知名”，并因此被任命为凉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由于汉族豪强对羌人的压迫，使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便率六郡良家子弟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后累积功勋，被封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却被黄巾军击败，其官位也被免除。
当年冬天，凉州又发生了以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起义。于是东汉政府重新起用董卓，派他协同皇甫嵩、张温等，往凉州作战。此时的董卓已经看出东汉朝廷腐朽无能，因此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指挥。当时孙坚劝身为统帅的张温、皇甫嵩以军法斩杀董卓，但两人都觉得只有董卓才比较了解西北地区的情况，所以没有同意。朝廷也看到董卓跋扈难制的一面，曾试图调他回朝为少府，解除他的兵权，而董卓以部下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软弱的朝廷对他也无可奈何。公元189年，东汉朝廷调董卓为并州牧，令他把部队交皇甫嵩，结果又被他拒绝。何进欲召董卓入京协诛宦官时，何进的部下郑泰就曾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可惜何进未能采纳，反引狼入室，终铸成大错。
结果，事实真被言中。董卓入京后，凭着自己强大的军事势力，专擅朝政。他废黜少帝刘辩，改立其弟刘协，是为汉献帝，史称“废少立献”。董卓扶植献帝不久，便逼杀太后，以相国之职，独揽大权。
董卓是改变汉末政治格局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他进京、专制朝政之前，东汉朝廷虽然已从骨子里腐败不堪，但总还能硬撑着，使门面不倒；而经董卓之变，国家终于分崩离析，天下成为群雄角逐的战场。皇帝只徒存名义，成为权臣、军阀们掌中的玩偶而已。
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他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陈寿评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不仅能识文字，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能在奔驰的骏马上左右驰射，当地人对他都忌惮三分。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倚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他调遣。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让人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快就东山再起，做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两千石粮食。
改立献帝之后，董卓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和前将军事务，后又自封郡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董卓虽然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但实际上却远远超越皇帝，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己加官晋爵后，董卓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加封董氏家族成员。他首先封自己的母亲为池阳君，越礼配备家令和家臣，地位与皇家公主相当。同时，董卓又拜弟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雩侯；另外还封自己年幼的孙女为渭阳君。更有甚者，“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董卓不顾朝臣反对，胁迫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长安。董卓还无视礼制和皇权，在自己的封地修筑了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高达七丈，明目张胆地用“万岁坞”命名；并规定，任何官员经过他的封地时，都必须下马，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董卓的残暴本性与政治野心相结合，便直接导致了他对东汉政权和社会的巨大破坏。用董卓自己的话就是“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董卓虽是个粗鲁的武夫，但他也明白撇开士大夫是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所以在他掌权后不久，就征用了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除蔡邕外，董卓还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士人。尽管如此，也掩盖不了董卓的残暴面目。
有史称：“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所以，尽管董卓对士大夫十分优待，而士大夫们却是绝对无法和一个强盗真诚合作的。董卓专政后，袁绍、袁术、曹操等都先后从洛阳逃出，开始了积极的反董活动。
董卓率军初次进兵洛阳时，见城中富足，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金帛财产无数，便放纵手下士兵，实行所谓“收牢”运动。这些士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物资，把整个洛阳城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控制中央政权后，董卓残忍不仁的恶性更加膨胀，经常派遣手下士兵四处劫掠，残暴百姓。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部属的羌兵在阳城抢劫正在乡社集会的老百姓。士兵们杀死全部男子，凶残地割下他们的头颅，血淋淋地并排在车辕上，令人触目惊心。此外，他们还趁机掳走大批妇女和大量财物。回到洛阳后，他的手下将领把头颅集中起来加以焚烧，而把妇女和财物赏赐给士兵，却对外人宣称是战胜敌人所得。
一次，朝中许多官员被董卓邀请去赴宴。官员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董卓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宴会上，董卓兴致极高，招呼大家不要顾忌，畅怀痛饮。酒过三巡，董卓突然起身，神秘地对在场的人说：“为了给大家助酒兴，我将为各位献上一个精彩的节目，请欣赏！”说完，击掌示意，狂笑不已。董卓把诱降俘虏的几百名北方反叛者押到会场正中央，先命令士兵剪掉他们的舌头，然后有的人被斩断手脚，有的人被挖掉眼睛。顿时，整个宴席变成了肃杀的刑场。其手段之残忍，令所有在场官员和士兵惨不忍睹，许多宾客手中的筷子都被吓得抖落在地。董卓却若无其事，仍然狂饮自如，脸上还流露出得意的神色。还有一次，董卓把俘虏来的数百名起义士兵先用布条缠绑全身，头朝下倒立，然后浇上油膏，点火活活将他们烧死，可谓残忍至极。
迁都长安时，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逃回故都洛阳，董卓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放火烧毁。昔日兴盛繁华的洛阳城，瞬间变成一片废墟，凄凉惨景令人顿足痛惜。为了攫取财富，董卓还派吕布洗劫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尽收珍宝。整个洛阳城在董卓肆意践踏破坏下，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天下老百姓对董卓非常痛恨，当时，京都到处传唱着《千里草》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即董，“十日卜”即卓，“青青”是说董卓权势暴盛，“不得生”是说他很快就会家破人亡。
遗憾的是，从古到今，危险永远隐藏在安逸之中。董卓自以为自己很安全了，残忍嗜杀的习性至此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当时，大臣讲话稍不合董卓之意，即被董卓杀害。对战争中的俘虏，他更是以惨不忍睹的方式加以折磨与屠戮。这样一来，董卓专政没多久，就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了。
其实，献帝的悲剧在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低能儿，有时还颇具政治智慧。如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五十万，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用米、豆各五升于殿熬粥，竟有两大盆之多，轻而易举地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结果是“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
胡三省是这样评价汉献帝的：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皇帝而已。如前所述，汉献帝并不昏庸，如195年，他在董承等护卫下东行，李亻隺引兵追杀，身边大臣如邓渊、田芬等皆死于战乱之中。李进劝说献帝快骑马脱离险境，但献帝却说不可舍百官而去。胡三省认为：“观帝此言，发于难危之时，岂可以亡国之君待之哉，特为强臣所制耳。”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而且糟到不可收拾。董卓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将矛头直指东汉政权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这次大起义是东汉晚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风雨将至，大厦将倾，这时朝廷才派人镇压，黄巾军的主力被东汉政权镇压下去了。但是各地黄巾军仍然在不断战斗，沉重地打击东汉朝廷的统治。在黄巾军影响下，东汉政权走向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有些人着力培养自己的势力，为以后三国纷争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