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句新解”
善于用兵的人，潜心研究致胜之道，修明政治，坚持致胜的法制，所以能主宰胜败。
“修道而保法”，就是从政治上加以具体保证，确保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所谓“道”，就是清明政治，调动士卒和广大老百姓的积极性，即《计篇》中所说的“令民与上同意也”，这样就可造成举国一致、上下一致的理想政治局面。所谓“法”，就是严格的法制、正确的法纪。具体地说，即赏罚公正严明，军队上下有序，士卒训练有素。可见，“修道而保法”的核心，就是修明政治，确保法制，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羊祜是西晋著名大臣，也是晋初文学家、书法家。羊祜出身豪门，其祖父、父亲均官至太守。同时，他还是东汉大臣、文学家蔡邕的外孙，当朝景献皇后的胞弟。他聪敏儒雅，以德治军，以理待战，深得西晋帝王官吏、军卒百姓的称誉。
羊祜积极支持晋武帝统一全国的计划，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屯田储粮，缮甲练卒，为灭吴做准备。
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吴国在荆州的都督换上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书给吴主孙皓，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17条建议，请求实行。
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部署：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都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业，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5万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屯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缺，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被诛。回师后，羊祜因坐失战机、不竭力强攻，被贬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吴国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修道保法”，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
他挥军挺进，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据险要之地建起五城，收复肥沃疆野以争夺资源，使守御范围内晋国边防日益强大。当时荆、襄一带因连年战事，百姓流离失所，羊祜利用边境暂时的稳定，采取减免赋税的政策，鼓励人们发展生产，东吴军民感其仁政，纷纷归附。
每逢与吴军交战，他都先使对方知道，不搞突然袭击。凡是想向他建议阴谋诡计的人，羊祜都赏给美酒，使其大醉不醒，不让他乱出主意。有一年，晋军缺粮，不得已到吴国境内收割了些粮食，羊祜也用价值相当的绢帛给以抵偿。在打猎时，羊祜命令士兵不得越境，对被吴军击伤而被晋军猎获的飞禽走兽，他都让人清点，全部送还给吴国。吴将陈尚、潘景率军来攻，被羊祜打败斩首，羊祜赞叹他们以死殉国的美节，厚加殓葬。
这一切，都令吴人心悦诚服，尊称他为“羊公”，而不直呼其名。特别是吴将陆抗，虽多次跟羊祜对峙，但对羊祜十分敬佩，称他的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
一次，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派人把药送过来，并说：“这是我最近自己配制的药，还未服，听说您病了，就先送给您吃。”众人恐药中有毒，都劝陆抗不要服用。陆抗说：“羊祜岂是投毒之人！”拿过药来一饮而尽。他并且告诫众人：“羊祜处处讲仁德，我们却讲武力，因此不战我们也服了，今后我们只保边界就行了，不必真打。”
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病危，荐举杜预代替自己。死后武帝为之举哀，州人为之罢市，大街小巷哭声不断，甚至吴国守边的将士也为之哭泣。
羊祜死后二年，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一统中国。在庆功宴上，晋武帝举杯流涕说：“此羊祜之功也。”足可见羊祜“修道保法”的功效。
“修道保法”的谋略，除了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使用，其在经济领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亨利·福特在经营福特汽车公司时，就以更人道、更宽厚作为企业发展的理念，从而使福特享誉世界。
亨利·福特享有“汽车大王”的美誉，他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汽车时代。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一T型车，为“装在汽车轮上的美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又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这一创举使T型车生产一共达到了1500万辆。福特先生为此被尊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
亨利·福特是一位卓越的成功者，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要不停追求，不断进取。
一次，福特由儿子埃迪塞尔陪同巡视工厂，得知工人有情绪，便把主管苏伦森找来询问。苏伦森说：“工人们想要增加工资。”福特说：“你为什么不反映？”苏伦森说：“和同行相比，我们日薪2美元的最低标准已经够高的了。”福特说：“不行，把最低标准定到日薪5美元。钱是工人挣的，为什么不发给他们？”于是，福特公司把日薪5美元作为最低薪资标准。
福特肯定劳工价值，在劳资关系上，他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许多报纸都报道了福特公司日薪5美元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冲击。然而，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一天，福特突然收到一名爱尔兰移民职工的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以一位职工妻子的身份，向您投诉，若有冒犯之处尚请包涵。我经多方面考虑，毅然决定呈上这封信。
对于丈夫的调薪我们由衷感激，但事实上，海兰德工厂的作业方式无异于南北战争前芋草田的奴隶制度。工作的负荷和夜班的增加，几乎丧失了人性。贤明的福特先生，相信您应了解人绝非机器，不能光工作而不休息。近日来，我经常祈求上帝让我的丈夫不要每天从工厂回来后，总是精疲力竭地躺下。
“一天5美元的薪金，虽是您的恩赐，但是如此的作业制度十足毁灭了我的家庭！”
这封信对于福特来说，犹如当头一棒，给了他重重一击。
这封信一直困扰着福特，第二个礼拜天，福特在妻儿的相伴下，来到迪尔本教堂，想寻求帮助，他以虔诚的口吻对司祭长撒母耳·马吉斯说道：“司祭长，这一次我把工厂职工的薪资增加到一天5块钱，本是希望能制造出更好的汽车，但是事实和我的想法相反，我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不是我对职工过分恩惠了，或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相信我所做的已产生了影响。我想今后将会有成千上万的新劳工加入汽车生产行列。我希望建立一个更宽厚、更人道的企业组织。”
由此，马吉斯对福特充满了崇敬之情，后来，他辞去了司祭长的工作，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员，担任工厂新成立的福利部顾问，在福特汽车公司有效地开展福利工作。
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做企业管理，固然需要有驾驭市场的能力，需要有研发新产品的创新精神，需要很多诸如管理沟通、商务谈判之类的技巧。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在这些因素之上，还应该有一份道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