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仑往事
32354100000084

第84章 流韵百年 余音绵绵——蛟川走书北仑籍优秀艺人从艺记录

记者 余琼林

蛟川走书是宁波乡土气息浓郁、独具风格的一个地方曲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农耕时代镇海、舟山、鄞州、慈溪、余姚一带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蛟川走书萌芽于民间,生长于师徒口口相传,兴旺于民众的喜爱,积淀了丰富厚实的文化底蕴。”大碶街道多年研究蛟川走书的乐炳成先生说。

“宁波民间曲种有四明南词、宣卷、走书等,一般是南词唱华堂,宣卷走庵堂,走书奔农庄。蛟川走书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三至五代有名的艺人多为北仑籍。”大碶退休干部屠明华说。

相传清光绪年间,已有走书出现,一谢姓艺人因镇海县城小南门城墙上有“蛟川”两字,便以“蛟川”命名走书;而另一种说法是,蛟川走书脱胎于滃州走书,称“蛟川”意寓蛟龙出水腾踔太空

农耕时代,饭后茶余,人们也需要娱乐活动,蛟川走书的出现正是顺应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在以前的镇海县(包括北仑)一带,农闲时、节日里,或者大户人家做寿、办喜事,都会邀请走书艺人来唱上几天,热闹热闹。

蛟川走书始于何时,确切的时间已无法考证。因镇海别名“蛟川”,于是这种演唱方式别定名为“蛟川走书”。另据《宁波曲艺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已有走书出现。住镇海县城小南门边的艺人谢阿树(又名谢见鸿),因小南门城墙上有“蛟川”两字,便以“蛟川”命名走书。

镇海区文广局编辑的《蛟川走书》一书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根据1963年柴桥蛟川走书艺人曹仁昌和郭巨汪康章的追忆,蛟川走书是由当时“滃州走书”演化而来。大碶街道乐炳成先生经过多年考证,写了一本书《九峰传唱》。书中写道,清咸丰年间,柴桥村民沃小安到舟山投奔太平军不成,避难马岙,于是编曲唱民间故事,并用双杯相碰伴奏,后来穿村过乡,到处演唱,竟风靡整个舟山群岛。“滃州走书”逐渐成形。

灵岩乡璎珞河头李德法是沃小安的连襟,经常自吟自哼自得其乐,人称“李家自做腔”。李德法去舟山探望连襟,惊叹于“滃州走书”的美妙。回到家乡后,苦心专研,博采众长,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四明南词、宣卷,又不同于滃州走书的新曲种。20多年过去,一部《飞龙传》成为了开山之作。

李德法有谢阿树和朱阿根两大高徒。李德法过世时,祭文中有“蛟川”两字,“蛟”,龙也;川,流水也,蛟龙出水腾踔太空,于是新曲种便命名为“蛟川走书”。

最初的蛟川走书仅一人演唱,既无乐器伴奏,也无后场唱和,艺人只用两只酒盅、一根竹筷,有节奏地敲打、自唱自和。而走书的内容多以演绎长篇大书为主,如《隋唐》《杨家将》《大明英烈传》《七侠五义》《包公案》等等,弘扬正气,也让生活在困苦之中的民众一丝向往和安慰。

过去的走书艺人大多半农半艺,农忙时耕作、农闲时演唱,仅有少数专靠演唱为生。这些艺人很多是为生活所迫而去唱书的,唱书的收入确实也比种田多。走书艺人为数虽不多,但他们凭着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使走书不断地发展,大碶街道退休干部屠明华说。

关于谢阿树的记载甚少,多为老艺人口碑相传。他作为“蛟川走书”正式登台演唱第一人,自然有过人之处。也许后来的艺人中,也有不少佼佼者,但谢阿树唱做俱佳,绝对为当时的名角,红遍了镇海一带乃至舟山地区。

蛟川走书的唱本流传下来的很少,大多为师徒口口相传。名角收徒,为的是不让技艺失传,而继承者也战战兢兢,颇为努力,唯恐有负师恩。在这样最朴素的感情支撑下,100多年来,蛟川走书至今已有了第五代传人。

1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精心挑过的好日子。这个日子是春天,还是夏天,或者其他季节,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这一天谢阿树收了徒弟。现在没有人能告诉读者当时的情景,但大家也能从许多影视剧中感受到当时拜师现场的庄严。

这个名叫舒瑞昌的晚辈为何入了谢大师之眼,原因一般不会太多,一是品行好,二是唱功佳,还有就是能把师傅的技艺传承下去的责任和坚毅。

晚辈舒瑞昌从谢阿树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几个道具、几本唱本,更是师傅眼中的期待和赞许。而师傅谢阿树也为有了继承者而欣喜万分。师徒俩精心打造了《杨家将》,作为蛟州走书的重要曲目。只是这师徒俩未曾想到,经过后辈们的努力,《杨家将》居然传唱了百来年。

舒瑞昌不负众望,经过多年努力,也成为红极一时的名角。而和他同样有名的还有陈忠舫、方阿四、高纶绣、汤阿裕、冯渭长等。

师公舒瑞昌是唱长篇大书的,蛟川走书第四代传人、80多岁的蛟川走书艺人张亚琴说,他是用三弦自弹自唱,唱的是文武走书,也就是弹唱的时候坐着,需要表现的时候就站起来,根据角色的需要做出各种动作。师公最擅长口技,骏马长鸣的声音活灵活现,这是一个绝活,一般人都学不来。他的主要书目《隋唐》《飞龙传》《大红袍》等被蛟川走书艺人视为正宗。

当时还有一位艺人董和塘(音),也唱文武走书,名气也很大,张亚琴说。

上世纪30年代,蛟川走书逐渐演变为一唱一和的形式,出现了手帕、扇子等小道具,伴奏有节奏,也有了“哎哎哩啊”之基本调,音乐和唱腔逐步完整经过谢阿树、朱阿根、舒瑞昌及舒瑞昌的琴师陆祖赓等人的努力,蛟川走书有了“哎哎哩啊”的基本调,音乐与唱腔逐步完整——小起板、赋调、平湖调、一字沙袋、娃娃调、词调、蛟川五更等,一直沿用至今。

张亚琴说,走书的伴奏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太师公谢阿树时是用两只2两的杯子(即燕子杯)和筷子伴奏,师公(舒瑞昌)用了三弦自弹自唱;而师傅陆尧林开始用胡琴和鼓板等。

据介绍,琴师陆祖赓擅长于扬琴,他加入蛟川走书队伍后,扬琴和胡琴合力伴奏,形成走书音乐的一大特色。

而走书的格局基本定型,台上一张桌子,围一桌帏,桌帏上绣着唱书人的名字。唱书人面向观众坐在桌子右首,坐着说唱,根据剧情需要就站起来,用动作表现人物性格。桌子的左首便是后场,扬琴是主调,还有二胡、箫、鼓板等。

据了解,蛟川走书书目和曲调的丰富很大一部分借鉴了四明南词。《宁波曲艺志》记载,四明南词俗称“宁波文书”,其辞章华丽,曲调优雅,为士大夫欣赏,一般不进入书场、茶坊,而多在寿诞、喜庆的堂会上演唱。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过当时的宁波文书,说:“此乃是词,不应是书。”由此宁波文书改名为四明南词。

但四明南词毕竟是曲高和寡,艺人们为了生计,一部分走向农村,改唱了受众面更广的蛟川走书,如舒瑞昌、高纶绣等,他们雅词俗唱、俗事雅说,让蛟川走书既能在田间也能进书场,成为雅俗共赏的一个曲种。

上世纪30年代,朱阿根在江南一带很是有名。灵岩、海晏等地如果能请到朱阿根,那是方圆几里的大喜事了。他的拿手好戏是《大红袍》,据说是师傅李德法亲口传授,也是朱阿根唱书生涯的第一部大书。

朱阿根是小港街道顾家桥村人,比谢阿树小了20多岁。16岁登台演出,自编《紫金鞭》等书。他口齿清晰,刻画人物性格入木三分,并广纳民间小调、戏曲唱腔等为己所用,丰富了蛟川走书的曲调。

朱阿根最早是唱戏的。有一次在妙林庙演《金钱豹》,警察来干涉,戏演不下去了。那次事情闹得很大,妙林村老一辈的人都知道,新碶街道妙林村蛟川走书民间艺人张九虎说,后来朱阿根唱书了,也许和这件事有关。张九虎虽没听过朱阿根唱书,曾听师傅沈云中说过,朱阿根因为会演戏,对书目的理解也比人更胜一筹;而且对角色的理解也很到位。

朱阿根唱书时则运用道具,即折扇、惊木、手帕等,并插科、打诨引人发笑,活跃书场气氛。他唱书前,先用惊木一拍,往往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然后娓娓唱来引人入胜。他唱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乐”,把旧故事唱出新寓意。抗日战争时,朱阿根围上了绣有“蛟川儿女,抗日救亡”的新桌帏,和其他艺人用走书这一形式,来宣传抗日,被称为“走书大王”。

大碶街道乐炳成先生说,他曾听父亲说过,1948年,大碶湖塘村一户人家造房子上梁,有幸请来了朱阿根。朱阿根连唱三天三夜,唱的就是《大红袍》,别说是同村的男女老少,周边村的村民都慕名来听书。那个热闹啊,没法用词来形容。多少年后,乐先生的父亲还在念叨。

朱阿根个子不高,但嗓子极好,生旦净末丑,学什么像什么,特别是用“里音”(假声)演唱,更是惟妙惟肖。大碶街道退休干部屠明华说,解放初期,朱阿根仍是大腕。有一年,风调雨顺,村里请朱阿根来唱书。不仅出场费高得惊人,乡亲们还用大摇篮把他抬到村里,并争先恐后争抢一家一日的“轮转饭”。朱阿根来唱书,村里就像过节,热闹非凡。晚上汽油灯挂起,朱阿根身穿长衫上台落座,折扇一摇,后场奏起长过门,朱阿根惊木一拍开唱:“静木三声书长篇,走书要唱《紫金鞭》。”全场马上安静下来,台下的观众很多是周边村的,走了几十里山路,就为听朱阿根这一唱。

观众的情绪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喜而悲,而朱阿根往往是“要紧关头顿一顿,明晚再来听下文”,于是一天又一天,大家每天晚上去听书,把一部书听完了,才觉得有点过瘾,再期待下一次听书,屠明华说。

记者到过朱阿根的老家小港顾家桥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听过他的书,但由于年代久远,朱阿根少年时就外出唱书,对于他的生平,很多人都说不出来。

上世纪40年代有名的走书艺人还有舒瑞昌的徒弟陆尧林,祖籍也是北仑大碶。他会唱《杨家将》等大书,更擅长演唱小书,如《日月琴》《白鹤图》《玉连环》等,多为儿女情长的故事。他擅长于表现女性人物性格,经常惹得女性听众抹眼泪。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16岁的女孩子登台唱走书,成为蛟川走书第一名女艺人。她拜陆尧林为师,是蛟川走书第四代传人

张亚琴是大碶和鸽村人。她的哥哥是盲人,为了养活自己,就去学唱新闻。每次哥哥去唱新闻的时候,张亚琴都陪伴着他。那时张亚琴才七八岁,也不识字,但记忆力好,哥哥唱过的,她大多能记下。有时还能帮哥哥提词。但不幸的是,哥哥有一次到河边洗碗,一脚踩空,落水而死。那年张亚琴12岁。

张亚琴爱听书。当时,名角朱阿根红极一时,他唱到哪张亚琴就听到哪,是朱阿根的忠实粉丝。朱阿根看到这小姑娘天天跟着听,就问她听了多少。张亚琴记了很多,也唱了几句。朱阿根觉得她底子不错,建议她唱书。

但真的要唱书,可不是说说那么容易。唱书也有规矩,也不是想唱就能唱。而且哪有女孩子唱书的,母亲坚决反对。张亚琴性子倔,一心想唱书。哪个地方在唱书,她都跑去听。听多了,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就在家里学着唱,倒也像模像样了。

16岁那年的春天,算山开庙会,张亚琴正式登台。她说,尽管在私底下不知唱过多少回了,但面对众多的观众,上台还是很紧张,心跳得厉害。那天她唱的是《日月雌雄杯》,字正腔圆,初出茅庐便赢得阵阵掌声。

这样一唱就是3天。3天的报酬是150斤谷子。这让张亚琴信心百倍,而她也因此出名。于是周边地区如果有行会、庙会等,都会来请她。作为蛟川走书第一个女艺人,张亚琴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这样断断续续唱了一年。第二年,张亚琴在唱书时,警察来了。她很害怕,要求把三天的书唱唱完。谁知警察也未十分为难她,只要她走一趟。3天后,她惴惴不安地跟着警察来到镇海县城,但警察把她送进了当时名角陆尧林的家里。

当时的张亚琴唱书属于无门无派,是自身修炼的独门武功。陆尧林告诉她,她这样唱书,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一未加入唱书人协会,二没有师傅传授过。

陆师傅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聪慧的张亚琴马上领悟了。她谢过陆师傅,马上出门到南货店,买了礼品,再登门陆家,低头就拜师。

陆尧林很看好这个功底极好的小女子,马上答应愿收她为徒。几天后,陆家置了酒席,邀请各位说书名角,介绍他新收的弟子。

师公舒瑞昌当时60多岁,性格开朗,他很提携年轻的张亚琴,每次出去唱,都带着这个小姑娘。她为师公伴唱,敲敲古板。师公把自己全部的唱本都教给了张亚琴。张亚琴不识字,师公讲的时候,她就让人记下来,一次两次,也就慢慢地识字了。开始的时候,她只唱开片(即与剧目不关联的小故事),慢慢地变成。师公唱上半场,下半场张亚琴代师公唱。就这样,书目越唱越多。

后来张亚琴自己主唱了,师公退到了后场。唱书一般是在下午,上午师公就给她讲内容,下午她就唱上两个半小时;吃晚饭时师公再讲,晚上再唱两个半小时。张亚琴嗓音宽厚洪亮,演唱的多为公案、武侠、演义等长篇大书,如《飞龙传》《杨家将》《兴唐传》等,就是受师公的影响。唱书时,分口(唱书有连贯性,每天唱前,先把以上唱过的故事简单地概括几句,即使是新来的听众也能马上领会)清爽,也得益于师公的教诲。

师公、师傅的扶持,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张亚琴出名了,后来后场伴奏的人也多了,最多的时候达到7档(即1个唱加6个伴奏),走书的曲调更加好听。张亚琴的身价也不断提升,最多时唱一天的报酬是200斤谷子。

而对张亚琴来说,她的演唱取得真正的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宁波朱桂英(宁波走书),镇海张亚琴”的美誉。她唱历史书目,也唱现代故事,走遍全县每个乡镇,也收徒弟传技艺,都是为了让蛟川走书能够传承下去。“文革”时被批斗,至今腰部仍有伤,下放农村时因村民要求也会在田头唱上几句。“从艺68年,一生都献给了蛟川走书。”在2012年7月4日的收徒仪式上,张亚琴激动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由于政府扶持,蛟川走书老书目被改编,内容更加健康向上,艺人们还配合新形势,创作了许多优秀现代曲目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蛟川走书最有名的艺人是“五公座”,即谢庆法、陆尧林、费仁金、胡继堂、虞文兴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万象更新,走书艺人也在迷惘中寻找着生存之路。师傅陆尧林去了上海,张亚琴说,师傅擅长于唱情感类的小书,也许上海更适合他。张亚琴也应师傅之邀,去上海唱过一段日子。上海唱书多为“地摊”形式,即唱完后,由小童敲着锣在全场转悠,由听众随意给钱。

除了五公座外,对蛟川走书作出很大贡献的还有虞友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虞友甫对旧书加以改编,又创作许多现代曲目,让蛟川走书焕发新的光彩。

虞友甫是大碶扎马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一直在外做小生意,母亲因操劳过度眼睛近乎失明。虞友甫10多岁便到宁波学做裁缝,学徒还要干杂活,每天要到老虎灶去打热水。打水要经过老江桥,老江桥桥面是钢板,夏天太阳一晒,就会发烫。虞友甫家贫,买不起鞋子,他提着热水打着赤脚,每次走过老江桥,脚底被烫得几乎脱层皮。老虎灶旁有个书场,经常有艺人在说书,虞友甫经常听得入了迷。

虞友甫天生一副好嗓子,常学唱民间小曲。于是就去上海拜师学说唱,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回到故乡。后又拜朱阿根为师,师傅悉心传授,虞友甫唱书技艺大长。

“父亲也得益于舒瑞昌老先生的教诲。”虞友甫的女儿虞庆娣说,那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舒老先生总是一早过来,给父亲讲书,晚饭后,舒老先生才回自己的家。舒老先生为人忠厚,对父亲悉心传授,把《隋唐》、《金枪传》《杨家将》《飞龙传》都传给了父亲,而父亲也很敬重舒老先生,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舒老先生还把陪伴自己多年的三弦传给父亲,只可惜后来丢失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虞友甫的才气渐渐显现,他不但会唱,而且会改编。比如他改编了《隋唐》,一稿二稿三稿,数易其稿,女儿虞庆娣帮着抄写,光稿本就有20多本。他最拿手的还是《包公案》。1953年,他代表镇海曲艺界参加浙江省第一届民间音乐演唱会,演唱《包公案》中的“捉拿落帽风”一折,获演唱二等奖。由于虞友甫皮肤较黑,在台上表演包公判案的时候,好似包公再现,每次赢得阵阵掌声。作为省曲艺家协会理事,虞友甫的成就有目共睹。

时代变了,蛟川走书的内容也在变化,不全是长篇历史故事或儿女情长之事,而是出现了新时代的内容,比如《婚姻法》《养猪姑娘》等。解放初期,唱书的内容是新老结合,而听众还是很喜欢听老书,一般是先唱新书,再唱老书。

195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镇海曲艺队成立,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在当时的宁波地区是首家,采用工资制,赢利留作集体资金。至“文革”前,镇海曲艺队配合政府中心工作,创作了不少现代书目。艺人们背着铺盖,下乡去演唱,张亚琴说,那时很辛苦,但也很快乐,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除了在本地唱,曲艺队还到舟山去唱。张亚琴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在沈家门的红旗书场,正好是渔民捕鱼回来,900多个位置卖出了1100多张票,许多听众是站着听书的。还有舟山状元桥书场、道头书场,他们都去演出过。

1958年,虞友甫在柴桥体验生活,根据贺玲娣的事迹,创作了《抗台英雄贺玲娣》(张亚琴演唱,获省首届曲艺调演一等奖)。虞庆娣说,大约是在60年代初期,当时宁波红宝书场评书《野火春风斗古城》很是红火,她每天去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偷书),每次听完回来,就说给父亲听,父亲就记录下来。他再根据小说,结合蛟川走书的特点,有了自己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上台一唱,很受欢迎。

听众也渐渐喜欢上了现代书目,除了内容新,还能听讲政策,学到知识。“父亲把自己改编或者创作的书目都无私地给了同事们,看到同事唱得好,他很是开心。那时能进曲艺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虞庆娣说,她刚进曲艺队的时候是14元一个月,满师后是21元,以后凭能力逐步定级。父亲对年轻人很严格,要求他们既要学演唱,也要学乐器演奏,做个多面手。虞庆娣学乐器就是在父亲的监督下学成的。

1963年,镇海曲艺队出资建造了百花剧场,有500个座位,这在当时的宁波地区轰动一时,而农村如柴桥、骆驼、庄市等地都有书场,大大满足了百姓的娱乐需求。而虞友甫的创作也上了新台阶,他深入农村体验生活,自编自唱了《桥隆飙》《黑凤》等现代书目,还有《血榜记》《红灯记》《夺印》等。196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虞友甫在三山蹲点一个多月,创作了双档走书《三山创业记》。

“文革”开始了,虞友甫却被诬为黑线人物,多次被批斗,后来被下放到邬隘老家。多亏乡亲们对他很好,也没让他多做农活,他也度过了一段暂时宁静的生活。但是还有人不放过他,他最后一病不起,在1967年5月去世,才45岁。他的遗物全被抄走了,包括道具、奖状等,一件也没有留下,说起这些,虞庆娣非常伤心。

和虞友甫同时代的北仑籍优秀艺人还有余宝发、曹仁昌、夏瑞宝等人。余宝发的儿子余鹏鸣告诉记者,1961年,镇海县评出蛟川走书一类艺人5人,他们是虞友甫、张亚琴、余宝发、高礼刚、沈云中,前三人都是北仑籍的。

余宝发是霞浦人,曾师从费仁金,后又去上海学艺。1961年余宝发被下放到柴桥后所,便和弟弟余宝夫(擅长弹凤凰琴)、余金夫(擅长拉胡琴,当时还不到20岁)同台演出,长兄唱书,弟弟们唱后场,余氏兄弟的走书曾红遍北仑农村。

余宝发的拿手书目是《平阳传》,一般能唱2个多月,还有《水浒》《隋唐》《残唐》《乾隆下江南》《血滴子》等。说起父亲的书目,余鹏鸣如数家珍,他还记得《残唐》结束语是“梁唐晋汉周,不满五十秋,八姓十三帝,一统归大宋”,父亲唱得回肠荡气,接下去的书目就是赵匡胤的故事《飞龙接金枪》了。

余宝发演唱作风文雅、大气,功底扎实,嗓音清亮,说表唱都带有上海地区吴语之温软味,体现出“海派艺人”的表演手法,拥有一大批忠实的听众。后来他进了镇海曲艺队,也演唱过《51号兵站》等现代书目。

上世纪60年代,配合当时形势,艺人们演唱了不少现代书目,如《红岩》《晒场斗敌》《海岛女民兵》《三根扁担》等。“文革”开始,蛟川走书就被禁止了,余鹏鸣说。

除了专业艺人,还有许多民间艺人活跃在农村。他们农时务农,闲着唱书。在娱乐活动贫乏的偏僻乡村,他们给村民们带来了欢乐作家李建树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听阿雪先生唱走书》,说的是白峰小门、上阳一带很有名的一位盲艺人。

阿雪先生有白化病,又因双目弱视几近失明,平时走路依赖竹竿。他平时以算命排八字为生,或赶场唱走书。他用胡琴自拉自唱,唱的都是《三国》之类的大书。

半农半艺的走书艺人活跃了农村的业余生活,大碶退休干部屠明华说,新中国成立后,民间走书艺人有大碶的乐大俊、贺善良,还有新碶高塘的胡财发、柴桥的梅起球(音)等,都是比较有名的。镇海曲艺队虽也下乡巡演,但一个一个乡镇过来,轮到某一村庄不知要多长时间。民间艺人就在身边,兴之所至,随口唱来,虽是业余的,但唱功不亚于专业演员。比如他们唱的《紫金鞭》《七美图》等,上了年纪的人是记忆犹新的。

郭巨的汪康章现年69岁,是滃州走书、蛟川走书两栖艺人,也是如今能唱滃州、蛟川两种走书的唯一艺人。他从小视力不好,兄弟姐妹多,为了以后能养活自己,父亲就请来舟山六横滃州走书艺人沃阿定,让汪康章拜其为师,学唱滃州走书,那年他13岁。师父一边教他,一边在郭巨一带唱书,汪康章就从后场伴唱起步学艺。4个月后,他学会了《金顶白鹤图》《金龙鞭》等,由于他嗓子亮、音域宽,又会拉胡琴,上台一唱,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听众。

19岁下半年,汪康章跟着师傅到虾峙、六横、马岙等地演唱,技艺长进不少。第二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在郭巨书场唱,有时也到轮船、茶行等处去唱,靠大家乐助,一天也有五六元的收入,而当时一个工人的月收入也不过20来元。名气大了,就被邀请到霞浦、柴桥一带唱书,朱塘、方戴、洪岙等村,都去唱过,汪康章说。

后来,汪康康拜艺人高礼刚为师,学唱蛟川走书。高礼刚为人正直、和善,擅长唱《平阳传》《八巧珠》等,经常到郭巨等偏僻山区演唱。从高礼刚那里,汪康章学到了不少书目。他说,师傅是很讲究舞台艺术的,唱男唱女都惟妙惟肖。

“文化大革命”前后,农村虽然也有了露天电影,但走书仍然很有吸引力。汪康章跟着师傅去大榭、三山等地,一般是师傅唱上半场,他唱下半场,书目有《平阳传》《双阳追狄青》《紫金鞭》等。《紫金鞭》一部书,就要唱上45天。

他也唱过现代书目,如《红岩》等。汪康章至今还背得出《红岩》的一些片断:“天苍苍,地茫茫,高山古城哀悲伤;寒水扑面卷冰霜,心如刀绞痛断肠……我满怀信心来相见,谁知你一腔热血洒战场。曾记得长江岸边高山上,红旗下是你介绍我入党;曾记得你领导罢工卷巨浪,昂着挺立最前方……”这是江姐听到丈夫噩耗时的心情,唱的时候听众也会被感动,汪康章说,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些词,但现在是没有用了。

1966年,迫于形势,汪康章改行卖大饼、开小店。1976年以后,到80年代初期,汪康章又重操旧业唱了几年,最远的还到过慈溪三北、温岭等地。白峰的张先生说,他是听汪康章的走书长大的,最喜欢听的就是《紫金鞭》。走书主要是被电视剧打垮的,那时电视里播放《霍元甲》、《陈真》等,连老年人都被吸引了,走书慢慢地就没人听了,汪康章说。

汪康章很想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但没有人肯学,包括他的儿子。作为一个民间艺人,他虽还保留着原来唱书时的一些东西,有时也会唱上几句,但年纪大了,心境也不同了。现在生活好了,不需要靠这个养活自己了。

“文革”后,蛟川走书重现舞台,也出现过一批优秀的演员。蛟川走书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继承,但艺人队伍在萎缩。如今的传承者开始用网络视频、微博推介走书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镇海曲艺队招收了一批年轻艺员,成为蛟川走书第五代艺人,其中北仑籍的就有江亚华、李丹艳等人。

江亚华是柴桥后所人,自幼喜爱文艺,边干农活边业余学唱蛟川走书。年轻时的江亚华很会吃苦,那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她是后所山林队队长,10分正劳力。采茶时节,她双手采茶,最多时1小时采了181.3斤。平时干农活,闲时学唱书,她所在的后所宣传队拿出的节目不亚于县级剧团,江亚华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镇海曲艺队、文艺队到后所巡演,一些老演员看出江亚华是个好苗子,把她编入镇海县文艺小分队去全县各地演出。70年代初期,她和同事演出双档走书《共产党员雷英》崭露头角。1979年江亚华被特招,进了镇海曲艺队,拜张亚琴为师,正式成为专业艺人。那时,母亲很是舍不得,不让她去,毕竟镇海距后所有不少路,交通也不便。江亚华不听,就骑着自行车到了柴桥,再从柴桥坐车到镇海城关。在曲艺队,江亚华每日吊嗓子、学琵琶,先后学会了《杨家将》《五虎平西》《大红袍》《隋唐》等传统书目,并跟着队里的老前辈上山下乡去演出。

整整一年,她没回过家。有一天,她在电台录制《杨家将》,外面有人喊,一看是哥哥,她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连夜跟着哥哥回了家。母亲见她一切都好,也就放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江亚华返回镇海城关,但还是被扣了15元工资,因为是私自回家。

江亚华跟着张亚琴到处去演出,去过石浦、舟山等地。有一次到沈家门唱书,张老师身体不适,江亚华上台代唱了一段《杨七郎打擂台》,这是她第一次单挑,在1979年的下半年,江亚华说。

从这以后,张老师也放手让徒弟登台。江亚华也不负众望,每个书目力求唱得尽善尽美。去省、市比赛,要么不去,去了总能得奖,如《阿春摆摊》《戴口罩的姑娘》等。到江亚华这一代,现代剧目多了,艺人们都希望走书有新的内容。江亚华嗓音好、功底扎实,她演唱的《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等现代书目曾经红极一时。

上世纪80年代初,是蛟川走书最繁荣的时期。江亚华说,1982年,她担任镇海曲艺队队长后,致力于蛟川走书的改革,她改编的长篇走书《一代名旦筱丹桂》名噪全省。曲艺队体制也开始改革,演员的收入与演出业绩挂钩。每一部书目,尽量用双档,音乐都定腔定调,并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让走书更好听更好看。江亚华回忆起那一段日子,充满了自豪。

但进入90年代后,娱乐活动丰富了,走书不知不觉衰落了。1997年,由于工作关系。江亚华回到家乡北仑。10多年来,她没有忘记蛟川走书,每每有重大活动,她都会应邀去演出。2007年,她代表镇海区去参加省曲艺会演,一曲《炮魂》艺惊四座,获得了省群声奖。江亚华说,这部书目,她与编剧、音乐及伴唱等多次切磋,多次排演,才有这样的成绩。现在江亚华已退休多年,但说起蛟川走书,她仍然充满激情。她希望蛟川走书后继有人。“这是我们地方的东西,失传了是很可惜的。”她说。

保护和传承蛟川走书,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北仑蛟川走书传承者乐静说,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人喜欢听,但都上了年纪。

乐静是大碶湖塘人,出生于艺术之家,在上海长大。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她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一出戏中客串女儿,演得情真意切,赢得众多掌声。那年她才8岁。

由于诸多原因,乐静从上海到了北仑农村。她开始在农村简陋的舞台演出,有小戏、表演唱、对口词等,也有蛟川走书。后来她向汪康章等人学艺,并博采众长,从此她的生活便与蛟川走书紧密相连。

作为民间艺人,为了开辟广阔的唱书空间,乐静远走舟山、鄞州、余姚等地,有了很多忠实的听众。她嗓音圆润,咬字清晰,表白通俗易懂,插科幽默含蓄,表演人物恰到好处。她不但唱老书目,还把民间故事等进行二度创作(即做书),让自己的看家书目更加丰富。她整理创作了《麻将的由来》《虎逼精丹》《割肉还娘》等,发表在各级刊物上,并把自己多年的心血结集出版,那就是《奇葩留香——乐静演唱作品选》。

如今乐静虽已年过花甲,但还活跃在走书舞台上。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好结束了在红联的演唱。她是北仑区蛟川走书传承人,从28岁开始唱蛟川走书,已经快40年了。她整理了很多传统书目,如《包公案》。她认为传统书目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也有糟粕,需要净化,包公并不是一出生就能断案的,而是逐渐成长的,把他的成长故事唱出来,肯定是有新意的。她把一些优秀艺人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说是让大家都知道蛟川走书是很美的。她还开通了新浪微博,和走书爱好者交流。

乐静说,以前走书艺人都从后场做起,三年学徒四年半档,经过严格的训练才上场,既是艺人,又是导演和编剧,还要懂得后场音乐。除了会唱传统书目,还要根据所处时代,改编和演唱新书目,比如她唱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都深受欢迎。说起蛟川走书的传承,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去年她在北仑9个乡镇巡演,一些听众反映,听过之后,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次听书。如果能开辟电视书场或者广播书场,影响会更大。

目前北仑蛟川走书最年轻的艺人是张晓琴。张晓琴是大碶石湫人,她的奶奶和爸爸都是甬剧演员,她从小就受到熏陶。她曾听一位走书艺人唱《小红袍》,觉得很好听,平时就学上几句。21岁那年她专门去学了走书,但当时走书已经走下坡路了。直到6年前,她参加了大碶文化站举办的蛟川走书大汇演,有幸成为张亚琴老师的弟子,并得到指教。

张晓琴在北仑、鄞州一带唱书,一般都是人家邀请,一唱就是一个月。她唱的书目有《飞龙传》《杨家将》《大明剑侠传》等,有几部书还是张老师给的。张晓琴说,现在的听众还是喜欢听老书。去年她代表北仑区去参加宁波市曲艺汇演,她的《星星跟着月亮走》获得二等奖。她说,她每去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听众,但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多为60岁以上的。也有一些40几岁的,但毕竟是少数。

据了解,蛟川走书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重又兴起,一些乡镇的老年协会经常请艺人来演唱,而主管部门也有意识地引导作家们创作新书目,还组织各类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区文化馆有关负责人说,北仑有这样一个民间曲种,传承了百年,希望能够再传承下去。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孙红军摄影或翻拍)

(2012年8月23日4——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