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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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就近收购 方便棉农——记下洋棉花站

记者 陈张坤

走进霞浦曾经的下洋片,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临港大工程、大企业。但在几十年前,这里曾是连绵起伏的棉花地。随着霞浦及柴桥一带棉花的大面积种植,带来了收购的难题,于是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在霞浦镇东设立了一个棉花站,称之为“下洋棉花站”,方便当地棉农卖棉。

如今,下洋棉花站已经关闭了20余年之久,但在它存在着的26年时间里,给当时的棉农及工作人员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日前,记者辗转寻找到了当时棉花站的工作人员、种植户等相关人员,还原了下洋棉花站从建立到关闭的那段历史。

早期,霞浦人卖棉花要翻过林大山,走十几里路运到新碶棉花厂去卖

在霞浦人的眼中,老329国道以北的地方都称之为下洋。据有关史料记载:霞浦古称“下浦张”,相传南宋名将张千忠嫡孙到该地定居,因张姓家屋外有“浦”,故称下浦张,后人雅称霞浦张。民国十六年(1927年)建霞浦张镇,简称霞浦,1936年置霞浦镇和九峰、下洋两乡,1956年5月合并霞浦乡,1988年8月撤乡建镇,2003年8月撤镇建街道。下洋所处的位置就是镇东、董王、礁碶、林大等村一带。过去,这里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主,还有部分从事海涂作业,其中又以晒盐为主。

下洋地区种棉花的历史,记者无从考证,但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里大面积种植应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围涂开始的。“以前,这里种棉花只有少量的。”今年69岁的王铁伟是霞浦街道董王村人。60年代初,他从宁波农校农机系肄业后,回到了生产队里,与棉花打上了交道,而且一弄就是20年。他告诉记者:“1951年到1953年,劳改队来我们这里围涂,有了五丰塘,大家就开始在这里种植棉花。”

据王铁伟老人回忆,当时的棉花品种叫“德字棉”,当地人称之为“本地棉”,但这种棉花结出来的棉桃只有三瓣,产量不高,大概每亩只能产皮棉五六十斤。

“60年代初,在国家顶困难的时候,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了。”霞浦街道镇东村人张敏春说,“当时生产大队里的田地,基本上是一半种水稻,一半种棉花。”

在下洋棉花站建站之前,霞浦乃至柴桥一带生产队里种植的棉花,到了采收的季节,都是运到新碶棉花场去卖。“当时霞浦人种的棉花,要翻过林大山,走十几里的路,运到新碶去卖。”王铁伟说。

1964年,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为了方便生产队卖棉,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选址镇东村建起了“下洋棉花站”

一来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二来是生产队里看到棉花的经济效益不错,下洋一带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张敏春老人带着记者去原小洪舍自然村北侧寻找当年棉花站的“遗址”,但镇东村已整体拆迁,现在那里的路已经不通了,老人站在一处厂房前告诉记者,过去沿海边这一带,都是种植棉花的。他说:“当时霞浦有四个村是半棉花区,也就是一半水稻、一半棉花。”

在老人记忆中,种棉花是“顶”苦的事,一年到头下来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因为棉花经济效益比较好,所以大家种植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比水稻要好,最好的时候,生产队里能做到2元多钱一工,而且一年能做三百六七十工。”张敏春说,一般种水稻的生产队,一个工只有一元七八角钱,而且一年只能做到三百多一点个工了。

“1963年,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决定在镇东村新建一个棉花收购站,方便各生产队卖棉花。报告打到县里(当时的镇海县),很快就批了下来。第二年建好后,赶在棉花采摘的时候就开始收购棉花了。”当年参与下洋棉花站筹建的张惠琪老人说,他当时在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任职,因其曾管过渔行,镇东村有的生产队副业以“串网”捕鱼为主,捕上来的鱼要到渔行去卖,因而他与镇东村很多人比较熟悉,所以供销社派他去负责筹建一事。

“棉花站选在镇东,主要是因为有个镇东碶,可以方便运输。”

据今年81岁、曾担任过镇东大队(村)会计、党支部书记的张根来老人说,那个年代,物资运输基本上是走水路,而镇东碶可以泊船,经镇东碶用船可以将物资运往新碶、宁波等地。

“棉花站选址是在当年的棉花地里,连一条骑自行车的路都没有。”张惠琪老人说,当时县里的土地审批权限最大只有3亩地的面积,所以棉花站里批了2.99亩地,建设了仓库、小车间、收购场地等,后来又与大队协商,用大队里的土地建了食堂等辅助设施,大概总占地面积在3.5亩。

镇东离柴桥有一段的路程,为方便管理工程,张惠琪就住在生产队的茅草屋仓库里。“没有床铺,垫些稻草,再铺上席子,就睡在地上。”张惠琪对当年建站的事情印象深刻,吃饭是自己用煤油炉烧的。

“建站用的砖块、石头、木材、毛竹等都是通过海船运到镇东村,再人工一担一担挑到工地上。”张惠琪说,木工是木业社里请的,泥工是泥业社里请的,一个净劳动力的工资是1.98元,其中还要上交10%到社里,落到个人手上只有1.8元。木业社、泥工社是穿山综合社里的,综合社的性质相当于当时的一种社办企业。

既要到柴桥供销社里搞物资,又要管工程,记工账,有时还要回社里开会,当年30岁的张惠琪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柴桥和镇东之间,加上吃住条件较差,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还没能完全康复。“因为我还负责采购商店里的其他工作,棉花站建好之后,我就回到了柴桥。”张惠琪说。

那个时候,棉花的收购政策是国家“统购统销”。“我们收购棉花是不赚钱的,棉花收购上后,都是通过镇海县特产公司调拨,用木帆船从海上直接运往宁波的和丰纱厂等地。但特产公司会付给我们手续费。”张亚康说。据张亚康回忆,他从建站初期开始直到1996年退休,除了1977年到1981年调至大榭棉花站四年外,一直在下洋棉花站工作,并担任过较长时间的站长。可以说,他见证了下洋棉花站从无到有、由兴到衰直至关闭的过程。

“当时筹建的时候,采购商店派我和另外一个叫张惠琪的同志一起过来,负责建设棉花站。”今年79岁的张亚康同样记忆深刻,棉花站建好后,张惠琪回到了采购商店,而他则留下来做了棉检。

当时收棉花是硬碰硬,没有半点人情可讲

棉检的工作,就是对送来的棉花进行级别、衣分、水分等方面的检测。衣分是指籽棉上纤维的重量与籽棉重量的比,通常用百分率来表示,是评定棉花品种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衣分也就是皮棉占籽棉的比重。从衣分指标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吨籽棉可以产多少皮棉。“棉花收购,首先要对棉花进行检测。”张亚康说,生产队里送来的棉花,先随机抽出一斤,进行试轧,看看能轧出多少重的皮棉,如果能轧出四两,那么就定为40%的衣分。还要拉长度、测量水分等,这样就可以给棉花定级,确定棉花质量的好坏。

据张亚康介绍,棉花一级最好,最差的要算等外级了。“我们收购的棉花里,一级的棉花几乎没有,229也很少,主要以329为主。”

应该来说,棉检犹如“判官”,虽不能决定收购棉花的“生死”,却能决定收购上来的棉花的好坏等级,是棉花站里最“吃香”的工种。“那个时候,大家思想都很好,虽然我们很吃香,但从不会因个人人情而乱定等级。”张亚康说,即使棉花站算错了账,占了农民半点利益,最后也都是会退还给生产队里。

张亚康告诉记者,有一年,棉花站里收购工作快结束了,到仓库里一盘点,却发现“多”出了两万斤左右的皮棉。“即使有水分,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啊。”张亚康说,后来,大家都来查找原因,发现是因为试轧的小车(轧花机)装得不对,给生产队里算得衣分少了,所以才导致“多”出了皮棉。“我们到上面如实反映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把这些‘多’出来的皮棉退还给各生产队。”张亚康说,后来,他们又重新算账,把这些“多”出来的皮棉的钱退给了各生产队。

董王村棉花“以虫防虫”的探索引来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

棉花一般是在清明前后种植,到中秋前后开始采收。“当时,每年的4月12日,公社里都要开动员大会,召集各大队、各生产队队长、棉花站站长等人,就当年的棉花种植任务和收购任务进行部署动员。”王铁伟说。

由于“德字棉”产量太低,后来,公社从慈溪引进了一种新品种叫“岱字棉”。“这种棉花结出来的棉桃有四五瓣,每亩可产皮棉一百多斤。”王铁伟说。记者后来从张根来老人的一本老账本里看到,1975年,镇东大队全村的耕地面积是2676.10亩,其中水稻1350亩,棉花1047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105斤,其中九队最高,为亩产130斤。

在20年与棉花打交道的过程中,最令王铁伟引以为傲的是,他们“以虫防虫”的探索还引来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王铁伟说,其实有这样的探索纯粹是一次偶然。7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生产队里有一个妇女因脚被划伤,在家里躺在床上休息,突然发现挂蚊帐的竹竿里有一只不知名的蜂飞进飞出,特别奇怪,于是她把这件“怪事”告诉了王铁伟。那个时候,王铁伟是霞浦农科站里的一名农技人员,他来到这位妇女家里,打开竹竿后,发现里面的竹节里藏有棉铃虫等虫子20来条,他认为这应该是这只蜂把这些虫子捉来,藏在竹竿里,作为繁衍出来的下一代的食物的。

这件看似很普通的“怪事”却引起了王铁伟的注意,“为何不利用这种自然现象,以虫防虫,这样以后棉花就可以少打农药了,即省钱又安全。”于是,王铁伟便前往浙江农业大学找到了一位叫李参的教授。“李教授在查阅文献后发现,这种蜂叫黄唇蜾蠃蜂,国内分布已知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地,国外分布于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王铁伟说,李教授的研究还发现,这种蜂国内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502年,但一直未被有效利用。

后来,李教授便和王铁伟一起在董王大队做了两年的试验,利用它作为害虫天敌加以利用。“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发表在1975年第2期的《昆虫学报》上,题目叫‘黄唇蜾蠃蜂及其利用的初步研究’。”王铁伟说,因为此事,《宁波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还专程来采访过他。不过令王铁伟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种蜂的繁殖率太低,最后这种做法没能得到有效推广。

每年9月1日开秤后,棉花站前就每天都是排队卖棉花的队伍

棉花收购的季节性很强。“几乎每年都是9月1日开秤,一直收到过年之前。”张亚康说,那个时候棉花站里的正式职工加上站长顶多也就六七个人,每到收花的季节,柴桥供销社就会派人过来帮忙,再请一些临时工。

吴全华是镇东村人,当兵回来后当了四年的大队支委,后来担任过八年的镇东大队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我当兵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吴全华说,刚开始的时候,各个大队或是生产队里都有轧花机,生产队里的棉花都是轧好后,把皮棉卖给棉花站。

在吴全华的印象中,每年棉花站开秤后,只要是晴天,就有排队卖棉花的队伍。“非常忙,柴桥、霞浦两个公社里的棉花基本上是拉到这里来卖的。”吴全华说,当时他们大队里各生产队卖棉花是轮流的,今天这个队卖,明天那个队卖,“不然大家都挤到一块去,卖不了不是浪费时间吗?”

轮到时,生产队里会指派几个劳动力过去的。“有手拉车拉来的,也有拖拉机拉来的。”吴全华说,棉花站就设在镇东,大队与棉花站的关系也很好。当时棉花站门口的路不好,拖拉机开到棉花站里要绕很大的弯,后来大队还专门重修了一条路,这样拖拉机就可以笔直开进棉花站了。“当然,棉花站对大队也很照顾,那个时候柴油很紧张,棉花站还通过供销社的关系,经常给大队弄些柴油票。”吴全华对这些记忆颇深,直到现在,棉花站里的许多工作人员他都能叫上姓名,张亚康、陈亮、吴修纪、胡宗品等等,甚至知道他们大概的住处。记者也是通过他,找到了几位棉花站的老职工。

张根来老人也告诉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镇东小学扩建的时候,还借用棉花站的房子,给学生们上课。

当时在大队支部担任支委的张敏春主要负责小学的扩建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具体是1975年还是1976年,老人也记不大清楚了。“那个时候,学校里有一百多名学生,算上校长一起老师也就五六个人。”老校舍要拆掉扩建,学生就没地方上课了,大队支部与棉花站商量,借用一下棉花站的场地给学生们上课。“上半年学校扩建,棉花站里还没有收花,一些房子刚好空出来,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敏春老人说,当时学校扩建,泥工、木工及帮工都是村里的人,大约半年时间,新的学校就建好了。“九月份学生开学,就搬到新学校里上课了,棉花站也可以正常收购棉花了。”

1984年,实行分田到户,农民种棉积极性很高,下洋棉花站收购的面积有8900多亩。那是下洋棉花站最辉煌的一年

1983年至1984年春,分田到户后,各个生产队也不轧花了。于是,棉花站里开始收购籽棉,自己加工皮棉了。

“紧邻棉花站的几间房子,开始的时候是生产队的仓库,后来分田到户,仓库用不上了,刚好棉花站里要,就给他们了。”吴全华说,当时棉花站还给村里安排了几个临时工的名额。

“生产队的轧花机,被棉花站都收了上来,由棉花站统一加工。场地不够了。”张亚康说,“也就是在那一年,下洋棉花站进行了一次扩建,与村里协商,将附近原来生产队里的五间仓库盘了下来,重新弄了一下,还购置了发电机、打包机、皮滚机和轧花机等。”

分田到户后,农户们种植棉花的积极性更高了。“下洋棉花站里国家计划棉的种植任务是6500亩,实际上收购的面积有8900多亩。”张国本是礁碶村人,当时是村里的植保员。每年收购棉花的季节,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棉花站里帮忙。对当时棉花种植的面积,他一口就报了出来:“下洋棉花站的收购范围包括柴桥的养志、大湾,霞浦,还有大碶的塔峙等地。”

张国本虽然是在棉花站里做事,但他基本上也是以“下乡”为主。“每天到各个生产队里,看看棉花的采摘进度,如发现情况及时向棉花站汇报。”张国本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去一趟镇海特产公司。“每个星期都要把收购上来的棉花样品,送到特产公司去化验,看看长度、衣分等是否符合标准。”张国本说,如果错掉了,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甚至要把这个批次收购的棉花退还给生产队里。不过还好,在他的手上,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1984年,是我们棉花站收购棉花最多的一年。”张亚康说,那一年收购的皮棉有16000担。

也就是那一年,胡宗品来到了下洋棉花站。虽然在下洋棉花站只待了短短三年时间,但见证了最辉煌的时候。“光车间里的临时工就有八九十个。”胡宗品说。

胡宗品原是霞浦林大人,以前在生产队里管抽水机。每到下半年,不用抽水的时候,他总要到梅山棉花厂里去帮忙做几个月,后来,梅山棉花厂办起了化工厂(也就是后来的上阳啤酒厂的前身),他又去化工厂里做事。厂里领导看到胡宗品技术好人品也好,便到大队里把他“要”了过去,变成了一名工人。“一直到1984年,我老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一个老人,实在忙不过来,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便把我调到了离家较近的下洋棉花站。”胡宗品说,到棉花站上班后,他主要负责车间工作。

胡宗品告诉记者,当时棉花站里有20多台轧花机,从慈溪请了八九个师傅过来,还有几十个女工负责拉花、喂花、送花等工作,棉花轧好后,送到打包车间,每包180斤,上面注明几级棉花,还要写上“下洋棉花站”几个字。在那个时候,能够到棉花站里当一名临时工,也是一份不错的差事。

镇东村村民张贤君1980年开始到棉花站食堂工作。他回忆说,那一年,下洋棉花站的工作人员加上临时工,有130多个人。

后来,当地农民开始改种其他作物,而且土地逐渐被征用,下洋棉花站无花可收,于1998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据《镇海县农业志》记载,棉花曾是镇海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镇海是浙江省9个重点产棉县之一,同时也被列为全国集中产棉县之一。“1985年,撤县设区后,棉花由指令性生产改为指导性计划,并且取消棉花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同时受到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植棉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其他作物,严重挫伤棉农植棉的积极性,造成种植面积、总产、收购量锐减。”

“分田到户后,我们又种了几年棉花,但后来国家收购的价格不稳定了,种植棉花的人就越来越缺了。”张敏春说,他们家1985年开始就没种棉花了。

“后来,棉花的收入反而不高了,大家都改种西瓜、毛豆等经济作物了。”张国本一直在下洋棉花站里,直到它关闭的那一天。他告诉记者,以前收购旺季的时候,打包的工人每天都忙个不停,后来,每星期甚至每半个月才来一次。

随着北仑的开发建设,霞浦一带的农村土地开始被逐渐征用,用于建设临港大工程、大项目,棉花种棉面积更是一落千丈。“镇东村原本有2700多亩土地,从1994年开始征用,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全部被征用完了。”现镇东村文书李鹏飞告诉记者。霞浦下洋的林大、董王、礁碶几个村和柴桥养志、大湾的情况也跟镇东有些类似。

由于棉花种植面积骤减,棉花站收购的棉花也越来越少,站里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少。“1988年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棉花站了。”此前,曾在棉花站食堂工作了八年的张贤君说,后来棉花站承包给了一位名叫陈亮的职工,但实在是无花可收,棉花站无以为继,两年后就没有再收购棉花了。

张亚康虽然1996年退休了,但他一直关注着下洋棉花站的“命运”。“后两年,棉花站实际承包给了个人,但一年比一年收的花少。”张亚康说,个人承包的两年里,第一年大概收了1700担皮棉,第二年只收了三四百担,“没办法,无利可图,只好关门了。”

从1964年开始收购棉花,到1990年关闭,下洋棉花站走过了26年的风雨历程,给当地的棉农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也给那一代人留下了许多难以忘却的回忆。

(本文摄影:陈张坤)

(2013年1月17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