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在新军中的最重要职务是行营中军。所谓行营中军，实际上就是袁世凯办公厅的秘书长。他负责办理袁世凯及整个督办处的全部办公秘书事务。其中包括公事文电档案的制作、保管和收发往来、袁世凯的工作日程安排和车马仪仗文案侍候，以及袁世凯的安全保卫工作、来客接待等等。这无疑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权力。加上新军是朝廷直辖、皇帝亲问的特殊部队，待遇优渥，户部每年支拨正饷90万两白银，加上杂支，共200余万两。一名三品将官月俸可达600两银子，连一名普通兵丁一年包括吃穿在内也有百余两银子，相当于外间一名六品官的正式俸禄。张勋处在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除了专管粮饷辎重的袁世凯的表弟刘永庆之外，就算他贪污占利的机会最多。估计这时候每月的实际收入可达到1200两白银以上。而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一般每月有半两银子就可以维持生活。他本人原在广西带兵时，包括吃空额和接受下级军官孝敬在内，每月收入最高也不过三四百两。因此，张勋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现在已得到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肥缺。
更令他振奋的是，他所参与建设的这支军队，确实是一支令人耳目一新的大有希望的军队。全军丁勇一律年轻力壮，个头都在4尺5寸以上，没有一个老弱病残者，将弁兵士一律穿上统一的黑色制服（军官服装在肩和袖口处有红色官阶标志），装备统一的奥国枪或法国炮（军官一律佩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再经十几名德国教习调教着前后左右转身走步；那队伍令行禁止，一站一块铁，一动一阵风；一样的姿式站立，一样的动作操枪，一样的步幅走路，“一、二、三”，“嚓、嚓、嚓”，一刀切，一斩齐；还有军乐队，洋鼓洋号洋吹打，合着行军步子节奏铿锵，雄浑豪壮，好不气派。啧啧，光这看相，就够把人镇住了！张勋当兵十几年，历来带的都是杂七杂八的稀拉兵，往往是老的白了胡须，少的还刚长齐牙，武器是刀枪剑戟、锄头耙子啥玩艺儿都有（后来还有点洋枪洋炮），行军打仗全像放鸭子赶山羊，一窝蜂、一锅糊。那里见过如此整齐划一、威武雄壮的队伍？当他佩着左轮，挂着指挥刀来到操场上观操时，他就不由得想起，为什么那些蕞尔小国的区区几队洋兵，往往一上阵偏就能打得泱泱大国的清军一败涂地？原来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把全国军队都像这个样子练下去，还愁打不了胜仗！
只是他仍然没有想到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也不知道一个民穷国敝的大清帝国到底还拿得出多少钱来再增训几支这样的军队；他更没有想到，即使是到了这民穷财尽的困厄关头，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仍然一天就要挥霍掉一支千人大军整整一年的军饷。只在一点上，他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就是怎样看待洋鬼子的问题。他过去第一回跟洋鬼子打交道就是跟他们打仗，后来洋鬼子又逼迫苏元春开去了他的差事。再后来，洋鬼子又赶得他在辽东团团转，因而，他过去对洋鬼子一直抱着一种盲目的仇视和鄙视心理。他对清军打不赢洋兵从来不服气。而现在，当他看到教习处这些德国鬼子训练出来的队伍硬是比他过去率领的营兵强得多时，他便不能不对他们带着几分钦佩了。他和德国教习头头巴森斯成了好朋友。兴之所至，他还会跟这些洋教习们到操场上去亲自演习几下“立正”“稍息”“正步走”……尽管往往教官叫他三回“向后转走”，他要跌两个跟头，但他还是兴致勃勃。他并不怕在士兵们面前丢丑，每当摔了跟头，他就从地上爬起来，傻呵呵地笑着说：“妈那个巴子，你们德国鬼子连走路都有这么多的穷规矩，老子不学了！”但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要去出个把洋相。
转过头，他又对各兵种战术技术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他一有空就到自己兼管的修械队、测绘队、桥梁队和地垒队去观看各项工兵作业；到步兵、骑兵营里观看各种姿势的射击和刀枪格斗练习，以及各种攻、防演习；他尤其爱看炮兵演习。他看了段祺瑞的炮兵营从构筑阵地到进入阵地到瞄准射击等一整套干脆利落、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才发现原来自己在越南战场上的炮战只不过是瞎打胡闹，歪打正着而已。
当他对各兵种战术技术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时，他才发现西洋战法原来竟有着一整套系统而复杂的学问，并不仅仅是会打枪放炮就行。于是，他决定下点功夫来较系统地研究研究西洋战法。恰巧这时，他手下来了一名重要助手。他就是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内监（即办公厅主任）阮忠枢。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先后派他做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和北洋军械局总文案。张勋自知文牍功夫差劲，因而对阮忠枢的到来大为欢迎。尽管阮的资历比他浅，官职比他小，他还是和他称兄道弟，引为知己。他把全部的文牍机务和办公日程安排等方面的工作尽行委托给阮忠枢去办，他集中精力管机关事务和对袁世凯的保卫工作，兼学西洋战阵知识。学来学去，还真给他学出了一点名堂。结果，他又忍不住那勃勃难制的表现欲望，竟大胆地试着给袁世凯提出了一个步、炮、骑、工、辎战术合练计划。袁世凯虽然“写”过兵书，但实际上并不懂得具体的战术技术。他只好把这份计划转交给德国教习头子巴森斯替他审查。巴森斯阅后大吃一惊，说真没想到这位连队列都走不好的笨朋友，竟能够拿出如此系统的训练方案。袁世凯历来崇洋媚外，对巴森斯敬若神明，言听计从，既然连洋教头巴森斯都说好，那当然就是绝对的妙了。加上张勋平日对他忠心耿耿，无论他居家出门，他总是把他保卫得严严实实，侍候得周到细致，一丝不苟，真正称得起事之如父兄；他执勤严谨，传达指示不过夜，协调各部关系也很融洽，给袁世凯帮了大忙。想起张勋这种种好处，袁世凯也不由得对他动了几分真感情，立即挥笔签发张勋方案，吩咐参谋营务处具体组织实施。同时，通令全军，嘉奖张勋“忠勇勤朴，谙练营务”，研习洋法，究有心得，为本军将士楷模云云。
然而，正当张勋受到嘉奖，对袁世凯感戴不已的时候，他却无意之间差点儿给袁世凯捅了一个大漏子。
原来，袁世凯酷爱商鞅、申不害等战国时法家人物的严刑峻法、恩威并施的统治权术，并把那一套惨酷手法用来治理他的新建陆军。他授权各级长官对不听话的士兵可以任意责罚侮辱，扣发薪饷。他对士兵定出了整整18条斩罪，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等等。他还在通往小站各道口设卡缉拿逃兵，抓住一名赏银20两，然后集合全军当众“咔嚓”一刀把脑袋砍下来，用竹竿撑着号令辕门，以儆效尤。袁世凯克扣军饷吃空额也有绝招。他规定新军士兵的月饷发放不许营官经手，而由粮饷局长官（即他的表弟刘永庆）派员在出操后当场点名，直接发到士兵手里。这样，表面上杜绝了营官吃空额的现象，但是他向朝廷报告全军兵额总数时，却虚报了2000余人，结果，这笔空额就全进了他的私囊。
袁世凯的这一套搞法，后来终于被一位名叫胡景桂的监察御史得知，他在一些满族亲贵的怂恿下，向皇帝奏了一本，说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论情面大小馈遗多寡”等等。于是，皇帝便派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到了小站，张勋也被作为证人之一召去问话。当荣禄问到袁世凯有无上述犯科事实时，张勋一时保主心切，竟又拿出昔日他在苏元春面前为犯科部下辩解的那股劲头，眼红脖子粗地说：“妈那个巴子，什么鸡巴御史瞎告鸟状！咱堂堂袁督办宰他七八十个逃兵都不可以还怎么去治军？不克扣军饷，那些刁兵能乖乖听话……”他没有想到这种公事公办的场合，跟当年苏元春找他私下交谈是不同的。他这么一嚷，就等于当众证实了袁世凯被参各款罪责全是事实。吓得同时在场的阮忠枢连忙跪地为他“纠偏”说：“启禀钦差大人，咱张中军言之有理，按说将在外应有依律治军之权。不过咱袁督办实际上并未真正杀过逃兵，也未真正实行过扣饷制度。只是某日命令某等杀了营门外一名闹事的卖菜汉子。可能有人误以为那就是滥杀兵丁也未可知。小人所禀都是事实，请大人明察。”
“放肆！兵丁不能滥杀，卖菜佣就可以擅害么？叫你们袁督办来，本大臣必当严谴！”于是，众人战战兢兢退了出去。事后，才知道荣禄那番严厉查处的神色，只不过是故意装个样子而已，实际上，他早已被袁世凯的重金孝敬买通，跑到小站来走了一通过场，回去后便“据实”奏报皇帝说，袁世凯确有缺点，但他不过是“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予严谴，其余所参各条皆有轻重出入”，“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
就这样，袁世凯有惊无险，安全度过了一场危机。但张勋的好心好意的笨拙表现，却不能不叫袁感到恼火，而阮忠枢随机应变为他避重就轻，巧妙开脱的高度灵活性，则使他赞赏不已。两人一比，一优一劣，黑白分明。好在他也知道张勋是出自好意，不忍就此撤换他，只是私下交待阮忠枢，今后不必向张勋请示重大机要事宜，有事可直接商诸督办本人。从此，阮忠枢成了袁世凯的直接属员，而张勋只是阮忠枢名义上的上司。实际上，等于从此有了两个分工不同、地位并列的行营中军。但凡重大机密，都由阮忠枢一手操办，张勋统不知情。他只管他的保卫和机关事务。张勋虽然粗心，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不过，他没有计较。他知道，这支新建陆军就是袁世凯私人开的一家店铺，店员的选募和官禄的予夺都是凭着袁的一句话。他能保持这个行营中军的头衔和部分职责，就说明袁世凯还对他有情。他只有加倍努力地效尽犬马之劳，才能继续赢得袁世凯的眷顾，不该他知道的事情，他就不过问。这样，他和阮忠枢之间也就没有发生什么权力之争，各人办各人的一摊子事，彼此仍然称兄道弟。阮忠枢见他很知趣，雅量不小，也就对他抱着几分出自真心的敬意。结果，这一对本来很可能闹成冤家对头的同事，反而关系日笃，彼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即此可见，张勋虽然时至此刻，仍会由于性格上的原因，时常闹出些小笑话，但从大体上说，他的官场技艺却已经达到了相当圆熟的程度。
转过头来，已是戊戌年。这一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年少志高的光绪皇帝想要励精图治，当一名中兴之主。于是网罗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大批爱国情切、生气勃勃的年轻书生，试图实施变法。当年6月11日，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了一些改革措施，变法正式开始。但光绪的一系列变法措施违犯了“祖制”，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生性懦弱，没有兵权，面对顽固派的反攻百般无奈，终于想起了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并一心指望他来保驾护航，维护变法大业。
袁世凯是一名惯于钻营投机，见风使舵的两面派老手。他先前见康有为等人在皇帝面前闹得红红火火，眼看变法大有可为，他也就积极投上一股。他曾到北京和康有为交上了朋友，到处慷慨陈词声言变法之利，并把他的练兵吹嘘为实行变法的具体行动。他还交纳会费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并为该会募集了一大笔活动经费。6月，变法令下后，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驱逐支持变法的师傅翁同龠禾回老家。当翁老头被逐出京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派人持厚礼相送，表示同情。然而，当他最终看清太后势力强大，皇帝不足为靠时，他竟一反常态，毫不犹豫地一头钻进了太后的怀抱，而把个授之以大任的“万岁爷爷”活活地出卖了。关于这一段故事，史籍上有着详尽的记载，无庸本著赘述。
由此可见，袁世凯虽然身在小站练兵，而实际上他的心一直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角逐。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军事。他一开始就是一名想以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大野心家。而与削尖脑袋四处钻营的袁世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的张勋却反而优哉悠哉地进入了舒适的生命整休期。彭世凯不叫他参与机要，他就乐得少操闲心。什么帝党后党之争，什么维新守旧之斗，他一概不知。在“老佛爷”重握朝柄之前，他所知道的最大国事就是荣禄被调到天津当了直隶总督。他眼看着那段日子里袁世凯慌慌张张在北京天津之间钻进钻出直感到奇怪。直到北京城里杀了六名“乱党分子”，他才隐约知道朝廷里面发生了一点风波。但他觉得这种发生在皇帝宫殿里的政治纠纷与他并无关系。反正对他来说，皇帝当家和太后当家全是一回事，他既愿当皇帝的忠实奴仆，也愿当太后的忠实奴仆。面朝北向，他只管下跪磕头就行。他惟一向望的只是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去求得皇家的更多恩宠，以光耀他的祖宗门楣。阮忠枢分去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职责，他对剩下的那点差事已经驾轻就熟，用不着花费多少心力。他有着优厚的合法和不合法收入。这使他在经济上甩脱小康进入了富裕。因此，他便有了充裕的时间和金钱来安排个人的私生活。他先是想到要把老婆接到天津来安家，可是家还没搬来，他偏又爱上了当地的一名活鲜鲜的小家碧玉，而这名令他神魂颠倒的小妞儿，偏又有点儿怪脾气，倒弄得他好费了一番心思。
这小妞姓邵名雯，当年整16岁。她的父亲世居小站，是一名小商人，由于时常为张勋的办公处采办物品而巴结上了张勋。这年五月初五端阳节，他便请张勋、阮忠枢等人去家里喝酒。席间叫出妻子女儿来给几位大人斟酒。张勋一眼就被那长得娉娉婷婷、风姿绰约的邵家小女吸引住了。两只眼睛愣愣地盯着那娇嫩绯红的鸭蛋小脸，心里头顿时涌起一阵狂乱的骚动。听得主人请吃菜，他就随手摸起一把汤勺往那北京烤鸭盘里伸，弄得那小女忍不住抿嘴嫣然一笑。满屋人无不为他这种公然的失态感到惊讶，而张勋却被那大胆而不失典雅的嫣然一笑愈发迷得神魂颠倒、手足无措。他这大半辈子接触的女人虽说不下百数，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类。一是花钱买来临时“疗饥”的专业妓女，一是他贞洁贤良的发妻曹琴。但眼前这邵商人家的乖巧小娘们，既不像窑子里那些卖肉姐儿们那般淫笑放浪，又不像他妻子曹琴那样温良呆板。这种既具有些许开放精神而又保有传统良家女特色的女孩儿，真是人间难得此处有。
“妈那个巴子，若能把这小娘们娶来做小，老子宁愿给他妈的邵商人烧九炷高香。”就这么胡思乱想着，直到这一顿酒饭散席，他全不知酒肉是何滋味。饭后，邵商人搬出麻将伺候。阮忠枢说：“邵先生且别忙乎，今夜咱张大哥还有紧要公事要办，这麻将就留待日后定个喜庆日子再来打吧！”说完，即向张勋使了个眼色，张勋只得跟着他傻呵呵地附和说：“不错，不错，今夜鄙人没空奉陪，改日吧，改日吧！”
回家路上，张勋恼兮兮地质问阮忠枢说：“妈那个巴子，老子今夜就想在邵商人家打牌，你他妈的尽搞些什么鬼名堂？”阮忠枢笑着说：“今夜要打牌，我只怕你张大哥没那么多的钱来输。请想想，你一颗心全给那邵商人的小女儿勾去了，连吃饭都不会吃了，还去打哪门子牌？”
“嘻嘻，这倒是，这倒是，怎么被你也看出来了？可是，老子宁愿输钱，也乐意在那小娘们身边多呆一阵子，你何苦要把老子弄走呢？”
“这你张大哥可就不知趣了！人家是良家闺女，可不是随意亵渎得的啊！你老兄既然有意于她，何不来个明媒正娶，收她做个二房呢？小弟若不把你弄出来，只怕你会举措失当，丢了大将风度，岂不可惜！”
“嘻嘻，这么说，你老弟还真够朋友！既如此，大哥我这就给你作三个揖，拜托你去做个红娘如何？”
“只凭大哥这一句话，这区区小事一桩，还不全包在小弟身上么？”
果然，这事第二天就被阮忠枢大致说妥了。那邵商人虽知张勋已45岁，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大，但见他浓眉短髯，神采奕奕，并不显老。况且有了张勋为婿，他就不愁富贵无望。因而回家两口子一商量，竟高高兴兴把这件事答应下来。只是那女儿邵雯听说要给人做二房，心里就老大不乐意，哭哭啼啼要挟父母，非正房不嫁。弄得邵商人不得不去找阮忠枢再作商量。
于是，阮忠枢便建议张勋不如干脆把原妻休了。反正那南昌一介孤女，没什么家族势力撑腰，给她一笔钱自养，谅她无法阻挠。谁知张勋一听，竟勃然大怒说：“老子与正妻贫贱结发，誓同生死，岂可富贵而忘根本，得专而弃糟糠？这种伤天害理，无情无义之事，张某绝不忍为！告诉邵商人，他的女儿只能做侧室！”弄得阮忠枢被他的凛然大义感动不已，连忙又去做邵商人的工作，说：“张勋乃忠义之士，他连贫贱的妻子都不忍抛弃，将来对你女儿还不一样恩爱到老不变心？”
结果，那邵商人听了，竟也深受感动，又去说服女儿。不料那女儿又提出，即使不能做正室，张勋也必须保证她将来能在家中取得和正室一样的待遇。否则，她绝不肯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