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即用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路线、方向和政策，为刚刚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南下扩大宣传途中酝酿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宣传救亡道理，广泛团结爱国群众，得到了迅速发展。两三个月内，民先队已从成立时的300人左右，发展到600多人。
广大民先队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经过了2月反逮捕斗争和“三三一”抬棺游行，有了进一步提高，成为广大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尽管当时民先队的章程没有标明是党所领导的组织，但不少队员也逐渐觉察到了，他们把加入民先队作为接受党的领导的爱国行动。这时民先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公开的抗日民主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
这一时期，共青团与民先队并存。当时的共青团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以及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已经失去了广泛的群众性，成为脱离群众的狭小组织。1935年六七月间，团北平市委几经周折，重新恢复起来后，主要工作是恢复和建立各级团组织。直到1936年初，北平的共青团仅有一二百人。在团的工作中，机械地模仿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完全采取秘密的工作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第二党倾向。团组织的工作内容也很单调，仅限于传达党的文件精神，秘密张贴传单、标语。这时的团组织因色彩太红，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很难公开或半公开地在学生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救亡活动。同时，团组织比较重视学生运动，而忽视青年工农群众的工作，致使团组织活动范围狭窄，其影响和作用都很受限制。这一切表明，尽管当时的广大团员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但是共青团组织已越来越不适应广大青年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不能很好地担负起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青年，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重任。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北平市委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于1933年四五月间开始改造共青团组织，由民族解放先锋队取而代之。并规定原有的团员一律转为党员，团龄算做党龄。团支部转为党支部。接到市委指示后，团市委成员便分头负责，将自己联系的那部分团员和团支部转为党员、党支部。北平共青团转党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到六七月间，团的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北平共青团组织的改造是成功的，它顺应了革命发展的要求，符合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团员转为党员，不仅为党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新生力量，而且也为党在这一时期对青年工作指导方针的转变摸索了经验。
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精神，在分析了白区团组织的工作后，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发出了指示信，明确指出：“不用共青团的名称去开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称，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方局于1936年9月20日正式作出《关于青年团的决定》，明确规定：“共产主义青年团即行取消。”这时，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北方局将左联、社联等改用其它名称，转为公开团体。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少共国际“六大”的精神，根据抗日救国运动发展的需要和北方局撤销共青团的实际经验，正式作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规定：“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取消”，“必须大批吸引过去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在苏区，“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全部改造”，“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这样，193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完成了共青团的改造。
“一二？九”运动中对共青团组织的根本改造，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一次成功的组织改造。它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青年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共青团改造以后建立起来的民先队、青救会、青年救国团、青抗先等各种青年组织，不仅从组织上改变了原共青团组织狭小、脱离青年群众的不利状况，而且从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方面进一步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创造了条件。其次，团改造后，为适应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平，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到民先队中，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骨干力量。团员转为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到1936年底，北平党员人数比“一二？九”运动前增长了十倍。其中学生党员约有400人左右，大学200名，中学200名。第三，根本改造共青团组织不仅对“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以后青年工作如何适应形势变化，按照党的指导方针创造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开创了先例，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民先队的组织发展
北平共青团组织的改造工作促进了青年运动的发展，“六一三”大示威后，北平民先队的人数从5月底的600人扩展到1200人左右。随着人员的增加，北平民先队积极地向全国扩展自己的组织，扩大救亡运动的影响。
这年暑假，返家度假的民先队员们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帮助当地建立民先组织。如北平师范大学学生曹国智、萧敏颂、陈泽云（于刚）等人利用暑假返湘的机会，在长沙建立了民先。东北大学民先队员刘金声、刘鹏等人专程前往西安，帮助建立民先组织。清华民先队在北平民先总队部的指导下，成立了通讯小队，通过通讯发展组织，法国巴黎、里昂的民先组织就是这样建立的。经过北平民先队员的积极努力，民先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青年组织，它不仅在大、中城市的青年中，而且在国民党军队中（如东北军），甚至在法国、德国、英国和南洋群岛的中国青年中都建立了组织。
1936年9、10月间，北平学联、民先队派出代表团到西安帮助建立民先队组织。代表团由学联代表、清华大学黄诚、东北大学杨蕴青，民先代表、北师大敖白枫、清华大学何凤元组成。他们到西安后分别拜访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上层人士，并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北平学生工作的原则，及学生救亡运动的情况。他们还在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秘密建立了民先队，半个多月发展民先队员30多人。10月3日，民先代表在西安秘密集会，成立了西安民先队部，发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成立后，积极开展救亡运动，广泛团结进步学生、教师，共同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11月15日，西安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
1937年1月，北平民先总队部和北平学联派清华学生黄超显（黄秋耘）到广州、香港发展组织，并对上层人士进行了统战工作，筹集民先队报经费。他到广州后，首先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民先队，负责人是早在清华读书时已参加了民先队的郁钟正（于光远）。这样，1937年1月广州就建立了民先队组织。他还经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介绍，与香港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连贯等同志会面，并在香港华侨中学学生中发展了十余名民先队员。香港抗日救国会给民先队捐款100元港币。在香港的李济深和原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向民先队总队捐款1000元港币，作为民先队报的经费。
民先队逐步扩大和发展后，北平民先总队部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调整工作方针和整顿组织，使之适应形势，推动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7月28日北平民先总队部发出《关于改造组织的决议》，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民先队成立半年来在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缺点，其主要表现是没能抓紧中心，每项工作的执行显得迟缓；在组织方面，区队部和分队部在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很不够，有些地方在组织方面出现了不民主的现象，特别是各级干部都很缺乏，等等。8月底，北平首先民主改选了各级干部。清华大学学生雷骏随（李昌）当选为第二任总队长，成员还有孙传文（孙陶林）、顾得欢、杨克冰、杨雨民等。市委除由俞启威担任对民先队的领导外，还派杨维、李明等到民先队，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
9月2日，新选出来的民先总队部发出了《告队员同志书》，阐述了改组的意义，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态度和目标，强调要发扬民主的、革命的、苦干的精神，努力自我教育，争取爱国自由，促成全民抗战，还特别强调了联合战线的问题。同时决定把北平民先队总部改为地方总队部，并开始酝酿成立全国民先总队部的工作。通过这次调查与改组，民先的组织更加健全，工作更为活跃，内部民主也进一步扩大，这些工作为把民先队建设成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打下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广泛团结群众，争取各界抗日力量的支持，以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北平民先于10月4日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扩大干部会。到会者125人，会上一致认为过去那种“严密”的组织状态和不灵活的组织方式，已经妨碍了工作的发展。以后各区分队的负责人，要尽量适应工作的需要，直接联系各方面的关系。同时要简化组织系统，更大程度地发挥广大队员的创造性和独立作战的能力。从此，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组织状态，确立了内部尽量公开的原则。
经过了广大民先队员的努力，截至1936年底前后，全国建立了民先队组织的城市有：北平、天津、西安、济南、南京、上海、苏州、徐州、杭州、淮安、金坛、武昌、汉口、长沙、广州、香港、北海、南昌、成都、贵阳、青岛、烟台、康庄、开封、洛阳、束鹿、保定、唐山、太原、宣化等。另外，巴黎、里昂、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也成立了民先队部。
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民先组织的领导，增强彼此间的联系，改变由北平队部领导全国民先工作的状况，1937年2月4日-9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4人，代表着18个地区的6000多名民先队员，全国各地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都有代表参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称前加上“中华”二字，并通过了《政治及工作决议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体队员同志书》。并选举了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七人为全国民先队部负责人，李昌当选为总队长。这次大会建立了统一严格的指挥机构，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民先队工作的发展。
与此同时，北平民先队部随之进行改选，孙传文担任队长。队员发展到2000多人，有14个区队，近70个分队。到“七七”事变前，北平所有大学和绝大多数中学都建立了民先分队，全市有分队近百个，队员3000多人。
丰富多彩的救亡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由平、津两市扩展到全国各地，组织系统进一步健全，队员人数迅速增加，是与民先队以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救亡活动分不开的。这些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群众，宣传和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由于北平民先队处于华北国防前线，队员们深感学习军事技术的重要。因此，总队部设有武装部，把组织民先队员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军事训练和演习，作为民先队的重要工作来进行。
早在民先成立不久，党组织就找到一位有打游击经验的同志，由王汝梅同志借用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夏仁德家的客厅，开了一天的训练班。参加者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只是纸上谈兵，而且秘密地教授，参加的人也太少。于是，队员们纷纷要求多开展这类活动。1936年4月，民先队西郊区队的清华、燕京两个大队共80余人，开始在西山举行行军和游击战演习，训练方式比较生动活泼，队员们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和技术。接着，5月17日，城内民先第一、二、三区队的200多名民先队员联合在郊区举行演习。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同学们虽然一个个被浇得像落汤鸡，但仍认真进行了持续六个小时的演习，没有一个人畏缩不前或感到厌倦。后来这种军事演习经常进行，并发展成一种综合性的活动。除了军事训练项目外，还有工作研究、时事问题讨论和形势报告、文艺表演等。参加演习的一些非民先队员，每次演习过后，都有不少人加入民先队。
1936-1937年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还在西山举办了三次夏令营，这几次野营都由学联出面，而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参加者越来越广泛。
第一次夏令营从1936年7月10日开始，为期一周。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民先队员及进步学生200多人参加。夏令营的组织完全是军事化的，设有学术、庶务等股。大家聚集在樱桃沟山石东畔的山坡上，自由地讨论和研究救亡运动的形势和政策，或进行打靶、劈刺、冲锋等基本军事动作的训练和游击战术的演习，山谷中飘荡着学生们愤怒的喊杀声和激昂的歌曲声。北京大学学生卢荻（陆平）、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在同学们经常围坐的山石上，用凿子刻下了苍劲有力的“保卫华北”四个大字，它准确地表达了此时此刻这些爱国学生的共同心愿。如今，这个石刻仍保留在樱桃沟旁的山石上，“保卫华北”四个大字在峰峦、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见，它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
夏令营的生活，给大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们感到：“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主义毁灭了，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亲爱，而且共同学习。”
第二次、第三次夏令营的组织工作，一次比一次圆满，内容也愈加丰富多彩。除军事演习和政治讲座外，还适当增加了文娱体育活动，组织了歌咏队、舞蹈队、管弦乐队和爬山队等，吸引了更多的同学参加。第二次有240多人，第三次超过了2000人。在夏令营里，大家自己打柴、挑水、做饭，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集体生活的锻炼。
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是民先队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实际斗争的发展，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和日趋复杂，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对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各种问题的讨论兴趣也更浓厚了。民先总队部还不断地推荐一些图书组织大家学习，理论书籍有《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等；文学作品有《母亲》《铁流》《毁灭》《八月的乡村》和《萍踪寄语》等。另外还有一些马列著作和党内负责同志的文章，也广泛地在民先队内部传阅，如《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国大革命史》等。有些学校的民先队还办有流动读书室，学习方法是个人阅读集体讨论。这些有针对性的读书活动，提高了民先队干部和广大队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
民先总队部还设有一个机关报《民先队报》，用来指导和报道各地的救亡运动，宣传民先队的政治主张，发布民先总队部的文件。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查禁，机关报曾先后用过《民族解放》《解放之路》《一周间》《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生活》等名称。
民先队除在学生中进行活动外，还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子，发展到职业青年和工农中去，从而使学生的救亡运动与工农群众的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救亡的声势和力量。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民先队，就是在北平学生民先队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36年夏，清华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民先队骨干吴继周，受北平党组织委派到长辛店开展救亡工作。他到厂后，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交了范船、梁冰（梁炳寅）等几位青年徒工朋友。他以拉家常的形式向徒工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他的话逐渐在青年朋友中产生了影响。一天晚上，这几位徒工问吴继周：“怎么才能联合起来，打倒日本鬼子？”吴对他们说：“北平城里的学生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你们要是真心救国，就应该参加。”就这样，北平城外诞生了一支工人民先队。他们在吴继周回校后，依然坚持活动，还发展了几名新队员。在以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工人民先队起到了团结工人群众、推动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诞生，就喊出了广大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心声，肩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代替了共青团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在国统区宣传救亡道理，团结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民先队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以及丰富多彩的救亡活动，适应了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吸引了广大的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正确性，它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援，使“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
第八节 迎接全民抗战，师生同仇敌忾
大家都“不自觉地有悲痛的情绪。不论是师长、是同学，谁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朱自清等66位大学教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
对此奇耻大辱，整个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
各校学生开展了“万件寒衣（棉、皮衣）”运动，男女学生都为前线战士赶制衣裤。
人群中，还常常出现一辆缓缓随行的漂亮的小汽车，军警以为汽车里坐的一定是什么达官贵人。
1937年上半年，中国上空已是战云密布。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一部分学生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
团结各界抗日力量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心声。在这种形势下，鉴于学生运动在救亡运动中的重大影响，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北平的实际情况，于1936年10月成立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学委书记为蒋南翔，委员是高成志、于启明，其后是王德、张敬斋和黄诚。北平学委受北方局及北平市委双重领导，学委的决定一般由学联提出号召，由民先队作为骨干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此，学生运动在党内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专门研究情况、决定对策的组织。所有的活动都在学委领导下进行。